民国二十七年，我在泰安县城大江饭店当二掌柜，利用生意上的便利为组织秘密收集武器弹药。那时不少干皇协军的人偷偷的把枪和弹药拿出来找熟人卖钱。我曾在一个大集上买过两把撸子，十四个枪栓和撞针，九斤多子弹，是收获最多的一次。
X村李某是个二流子，他利用亲戚干皇协军的关系卖过我不少子弹和枪件，他自己有一支盒子炮，常在集上偷偷拿出来威吓老百姓，敲诈勒索。武工部让我做他的工作，并想办法搞到那支枪。我利用一次和他过买卖的机会，买了十二个油酥火烧，四两熟肉，两棒子酒，趁天黑直接去了他家。李某对我直言不讳：我知道你不简单，是干“那个”的，但咱们只过买卖，各干各的，互不耽搁就是。我看他还有几分义气，就很坦然的挑明了自己的身份，边喝酒边做他的工作：你卖枪给我们，也是为抗战出力，但你欺负老百姓，武工部已经注意你了，你要改了我们就不追究，还可以继续过买卖。李某深知武工队的厉害，也知道卖枪的事败露了也不得善果。当时就表示听武工队的话，自己找个营生干，不再给老百姓使坏。他主动把盒子炮送给我，说是立功赎罪，请我们多多包涵。后来我利用关系给他找了个活儿，并不时针对他的表现对他恩威并施。后来他慢慢改良，自己开了家杂货铺。土改时我曾出具证明对他网开一面，他表示了很大感谢。解放后我到过他家，他一再感谢我们的政策，说是十二个火烧换了一条命。
营救被捕同志
民国二十九年，我泰西工委某同志在执行任务时被县城警备大队抓走入狱。该同志一口咬定自己是买卖人，并说出自己与泰城几家商号的关系，警备大队半信半疑，暂时将该同志关在普通囚号里。我受组织委托去探监，该同志说要想办法尽快出去，他有重要任务还未完成。我认为该同志并未暴露身份，便考虑用保释的方法营救该同志出狱。
我通过饭店掌柜（开明人士）的关系，找到该同志提到的几家商号，按行内最高礼仪给每家送了十块大洋和一丈红绫做押状钱，请他们联名保释。几家商号因利益关系同意具名担保。
在警备大队，有个小队长出来纠缠，说我是八路的探子，我怕节外生枝，拿出几个大洋送给他，那人不要，非要抓我。我故意在堂屋里大声嚷嚷：是你们队长叫我来的，咱们找队长说理去。那人见我理直气壮，又见队长来了，只好溜走。我交了铺保，领了人，又跑到堂屋按买卖上的礼节恭维了警备队长一番并送上谢帖，警备队长不再怀疑，就让我们出来了。
我和该同志由于有了警备队承认的合法身份，很快同警备队挂上买卖。那时候我负责为组织搞物资，该同志负责搞情报。我们两个经常公开出入警备队，警备队私下截留的军械、粮食、被服、药品等物资都是我们搞到手的。那段时期该同志为搞情报经常骑着自行车往县衙和警备司令部跑，真是胆智过人。
抗战时期本地粮食政策
民国三十三年，我在徂徕山任粮库征调员并负责支前调粮，对当时的粮食政策比较清楚。
解放区村镇大部分实行以粮代赋政策，国统区村镇以国民政府粮赋3:1的比例征粮，以体谅老百姓征（国共）双粮的负担。
我县政府在县城以XX粮栈名义设总粮库；各镇以粮栈分号名义筹粮和征调；各村不设粮库，粮食征集后存放于基干户和堡垒户家中，随时备用。总粮库是全县的主要财政来源，在保证储备粮和军队用粮的基础上进行粮、油、副食、土产等交易。总粮库设有财粮科，后改为粮食科（局）和财经科（局），负责钱、粮的总调度和军地支配。
部队用粮一般有两种方式解决。通常情况下由县政府出征调令，由总粮库负责调拨。战时急需以成品粮、熟食为主，种类多以玉米饽饽，玉米煎饼为主、粮丰时多配以炒面、馒头、火烧、大饼。任务一部分分配至各粮栈熟食铺，大部分分配至村，由村民自己备粮各自赶制，视情或由村至镇至总粮库统调或由村直接调拨至就近部队。任务额根据时价抵消各自粮赋。村民主动无偿献粮的由村里记帐，年终时由县粮库以现钱方式补偿，但大多村民都是凭良心办事，很支持队伍，一般都不记帐。
公务人员出差膳食安排。抗战初期县政府统一配发粮金券，出差人员持券可到各村镇基干户中就餐，村民持券可直接抵消粮赋。抗战后期，形式好转，各镇粮库根据规模大小均开办饭铺、饭店，统称“大众饭店”，主要接待我方出差人员，自负盈亏，但均盈利甚少。
（以上资料由百岁革命老人刘富祥口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