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吃过午饭，今野博在敌工科同志陪同下主动来找我了。当时，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惊奇感。他，不是我想象中的日本人，我曾在两种场合看到过日本人：一是在战场上，一是在舞台，他们的形象都是满脸横肉，龇牙咧嘴，凶狠残暴的。而今，出现在我面前的，他是一个２５岁的英俊青年，中等身材，穿一件长衫，举止文雅、庄重，也许是因为中国话说的不流畅，每当张口时就有点脸红。由于我不住打量，他有点羞怯地说：“你看我这样化装很可笑吧。”我脱口而出：“满好！像一位教书先生。”说完，我们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凉风习习。我们趁朦胧的夜色，穿过敌人封锁线，顺着羊肠小道，直奔日照敌占区。途中，我向他介绍了日照沿海一带的风土人情。当谈到今后工作问题时，他的话便逐渐多起来。他对我们紧张的战斗生活很羡慕，对我们武工队员出奇制胜的作战技术很佩服。谈到这里，他忽然摇摇头叹息道：“可惜呀，没有法子呀！”我很奇怪：“为什么？”他说：“我一张口就全露馅了。”我见他因语言不熟而出现为难的样子，便鼓励他说：“其实，你用不多久，就会学会当地土话的。这‘全露馅了’一词，就用得很好嘛！”“这还是前天刚跟房东大爷学来的。”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老于，今后你怎么称呼我？”这突如其来的问话，使我一时难以回答。我沉吟了片刻，想到在日照一带姓金的很多，“今野博”就叫“金野博”吧！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他露出十分欣喜的神情，高兴地说：“我看，今后你们干脆叫我老金吧！”
根据上级指示，金野博来到日照敌占区后，由我和小张、小李配合开展工作。从那以后，我们就朝夕相处了。为了进一步了解敌人内部情况，利用政治宣传瓦解日军，我们共同分析了敌情，选定了傅疃河桥头堡为第一个工作点。傅疃大桥座落在海（州）青（岛）公路中间，是日军南北重要交通要道。敌人为了确保运输安全，在桥头修了一个大碉堡，派一个小队的日军驻守。碉堡离日照城约２０华里，周围虽有敌人炮楼，但都是伪军驻守。而且相距七八里路。这是一个孤立的日军据点，开展工作比较方便。但是，也有它的不利条件，碉堡里除了一名翻译外，全是日本人，要开展工作，就得从这个翻译入手。我们经过调查，了解到这个翻译名叫孙志轩，三十七八岁，家住在蔡家滩，过去曾在青岛一家日本洋行里当过佣人，学会了日本话，１９４１年失业回家，由于生活所迫，来到傅疃碉堡当了翻译。这人家庭比较贫苦，本人也还有一定的爱国心。经过分析研究，我们确定亲自到蔡家滩去做工作。
蔡家滩是靠近海边的一个偏僻小村，附近的夹仓镇是一个伪军据点。我们在这一带没有工作基础，也找不到适当的社会关系和孙翻译“搭桥”。金野博求战心切，他说，不经过中间人直接找孙翻译也有好处，少一个知情人，孙翻译就减少一份顾虑。大家一听言之有理，小李高兴地说：“你原来是个足智多谋、深思远虑的智多星啊！往后不叫你金野博了，叫你金不换吧。”几句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经过一番讨论，我们决定单刀直入，直达蔡家滩找孙翻译。
为了保证安全，我考虑头一次去蔡家滩老金可不去，由我和小李先摸摸孙的底，以免发生意外。可金野博不同意，坚持要和我们一块去，并流露出，不让他去，似乎是信不过他。这使我们很为难，最后决定，我们３人同去。
蔡家滩一带，我们没有关系存身，只好夜间从边沿区出发，天亮以前赶到蔡家滩附近，在一片高粱地里蹲了一天。天黑定后，我们进了庄。拐过一个巷口，迎面碰到一个老人，当他听我们说是“刚从青岛来的”，又是“孙志轩的朋友”时，就把我们领到孙志轩家中。这时，孙志轩的老婆孩子正在院子里吃晚饭，听说是青岛来的朋友，非常热情，又是点烟倒茶，又是端洗脸水送板凳。等他们一家人吃完饭，我说：“大嫂，叫孩子们出去玩玩，我们有点要紧的事想给您说。”孩子们走了以后，我就开门见山地说：“大嫂，我们不是从青岛来的，我们是八路军。”虽然我说得平心静气，慢声细语，仍然把她吓了一跳，失声喊道：“啊呀我的妈呀！”“大嫂，你不要害怕……”接着，我说明了来意，并讲明了**救国的道理和八路军的政策，然后又把我们想和孙翻译见面的打算说了一遍。孙翻译的妻子总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也懂得一些道理，了解到我们的来意后，心渐渐地平静下来，连声说：“那好那好，我到傅疃去一趟，告诉孩子他爹，约定个日期，让他回家来和你们见面。”
到了约定的日子，我们按期赴约。为了做好充分准备，我们事先埋伏在孙家附近，观察了周围确实没有发现敌情，就到孙志轩家和他们见了面。因为是第一次相会，我们打算只一般地了解一下敌据点里的情况和对方的态度，约定下次见面的时间、地点。
这天，蔡家滩西的夹仓镇正逢大集，我们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孙翻译家，躲在北屋里等他。将近中午的时候，孙翻译敲门了，只听他高声喊道：“太君，请！”他身后跟进两个全副武装的日军。大家心情都很紧张，我们一面顺着窗棂观察日军的动向，一面做好战斗准备。这时，孙翻译家的妻子慌忙迎上前去，拿了条长凳，让两个日军在阴凉处坐下。孙翻译和他妻子说了几句话，他妻子立即走进屋来，扑通一声跪在地下哀求：“先生们，千万千万藏住不要往外跑啊，他们（指日军）不知道。”我赶紧点了点头，把她扶起来，刚要对他说几句安慰话，她赶忙提起一把水壶出去了。这时，就听孙翻译大声喊道：“不要烧水了，他们坐一会就走，放心吧，没有事。”这话是说给他妻子听的，显然也是往我们耳朵里送的。我们慢慢放下心来，金野博却提出来个新的要求：“于队长，我出去和他们搭搭话。”我连忙摇摇头，告诉他不能冒险。又过了一会，两个日军背起枪往外去了，孙翻译和他妻子送至门外。不久，孙的妻子跑回屋来：“谢天谢地，先生万福，大家万福，他们走远了。这两个日本兵是到夹仓集上买东西的，听说俺孩子他爹要回家看看，非跟着来不可，万幸万幸，没有出事，大家都好，以后可不敢再干这样的事了。”金野博却笑了笑了说：“不怕，我们是提着脑袋来的，这次没见成，下次还要见。”
从此以后，金野博就和孙翻译建立了关系。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接头地点临时确定大部分是傅疃附近的村庄。别看金野博平日寡言少语，但工作起来却是那样热情而又充满信心。开始，他只向孙翻译询问一般情况，提出一般要求，后来逐步深入，提出一些新的问题和更高的要求。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他对碉堡里日军的情况，做了细致地了解。从日军士兵的名字、家乡、出身职业、家庭状况，直到思想情绪了如指掌。孙翻译见他不但日语说得好，而且对日本情况那样熟悉，禁不住问道：“金先生，恕我冒昧，我总觉得你像个日本人。我听说八路军里也有日本人，还是日本的英雄好汉。”金野博笑着说：“怎么，你认为我是日本人，还是日本的英雄好汉，真有意思，我不是已对你说了吗？我是奉天人，父亲是华侨，我生在大阪，在东京上过学，抗战快爆发时才回到中国，所以我的中国话说得不好。”孙翻译提出的这个问题，在根据地也有不少人提出过，金野博总是按上面说法回答。他的这番话，有信以为真的，也有半信半疑的。至于金野博真正的家庭身世，谁也没有追问，所以也就不了解。
金野博和我在敌占区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我们已经成了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他对我几乎是无话不说了。有一次，他让我看一件最珍贵的东西——一张穿着学生服装的日本少女的照片。他说这是他中学时代的同学。当他被八路军俘虏的时候，是想自杀的。但是，当他私人的一切东西，包括这张照片，八路军都如数还给他时，他又惊讶又感动。后来日本反战同盟的本桥超智和大喜正也来和他见面，使他迷惑不解的心理逐渐明白过来，不但不想自杀了，而且决心更好地活着，要活得有意义。他相信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必败，中日两国终究是会成为友好邻邦的。他说，等战争结束了，要请我到日本看一看，就住在他家里。
初秋的一天夜晚，我们凭借漆黑的夜幕，来到傅疃桥碉堡附近。为了给敌人以强大的政治压力，这次我们来了３０多个人，首先包围了据点，一部分人潜伏在据点近处，严加警戒；一部分人将装有宣传品的宣传袋送入据点。金野博的任务是喊话。刚一开始，敌人打了一梭子子弹。枪声一停，金野博继续喊，这样反复了几次，就没有动静了。静静的夜晚，万籁俱寂，金野博那铿锵有力的声音，清清亮亮，传得很远很远，好似在向日本人发表反对侵略战争的宣言。在喊话结束前，金野博更加放开喉咙：“大家等着，我还有一些极重要的日本国内消息要告诉你们……”。这是一句很巧妙的用语，可以起到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说“且听下回分解”，以后还要来讲的；二是迷惑敌人，免得他们觉察讲话已完，出来追击。
金野博的讲话，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几天后，我们在牟家小庄见到孙翻译时，他对金野博说：“你讲得真好，句句话都说到他们心坎上了。这几天他们都不大讲话，似乎人人都在想什么，传单和慰问袋统统被小队长收上交了，其实，人人都偷看了。虽然小队长说这统统的是八路军的诡计，但有的人相信，喊话的人一定是日本人；也有的人说，真有一个日本反战同盟组织。别看小队长嘴上骂，心里还是愿意听的。”孙翻译讲到这里，顿了一下接着说：“你一叫出小队长的名字，就把我吓哆嗦了。后来一想，叫小队长的名字不要紧，老百姓也知道，他如果一个个地点名，我就毁了。幸亏你没有露出半点这个小队里的事，他们一点也没有怀疑我。你想得真周到，讲得真好。”金野博听罢，微微笑了笑说：“这只是开始，大量的工作还在后头呢！我想，下一步你要找一个愁眉苦脸，天天想家的日军士兵，约他出来我和他见面谈谈。”“那可不行！”孙翻译惊慌地说。金野博问道：“怎么不行？就像上次你和他们到夹仓赶集一样，把他领到你家里，我作为你在青岛的朋友，就算是他偶然相遇，这样大大的好。”翻译心有余悸地说：“提起那次来，我现在还害怕。”金野博十分惋惜地说：“可是，我一想起那次来，就觉得可惜，失掉了一次很好的机会。如果是现在，我就出来和他们谈谈。”孙翻译连忙说：“现在也不行，太危险！”“行的，总得想想办法，你要知道日本人并不是都心甘情愿来中国打仗的，日本人也是愿意和和平平地过日子的。”在金野博一再要求下，孙翻译终于答应了想想办法。
在傅疃碉堡进行多次喊话后，我们回到边沿区小曲河一带休整。在这期间，金野博给山东日本反战同盟支部的本桥超智写了一封信，报告了他这一段工作。他还提出要打入日照城里日本据点内部，办法仍然是先从日军翻译开始。我们把此项计划向**照县敌伪军工作站亓盾同志作了汇报。老亓同志很同意我们的计划，很快就把金野博介绍与县城翻译接了头，因为这个翻译是亓盾同志的老关系。
一次，我和金野博同志见那个翻译，从中了解县城日军的情况。他一见我们就竖起大姆指：“高！你们的工作搞得好。”他说，傅疃桥喊话对城里日军震动也很大。当他知道喊话是金野博干的，慰问袋是以日本反战同盟名义送的时，一口咬定：“错不了，你就是反战同盟的人。”弄得金野博一时不知怎样回答才好。我见他很了解底细，又是老关系便说：“不瞒你说，金先生是真正的日本人，是日本反战同盟的战士。”那翻译忽然站起来，向金野博行了一个９０度的鞠躬礼，连声说道惭愧！惭愧！你是日本人帮助中国人**救国；我是中国人，去帮助日本打中国。惭愧！惭愧！”金野博对他说：“你不是说身在曹营心在汉吗？”那翻译说，“对对对，身在曹营心在汉，这是亓盾先生教育我的。我认识的八路军个个都似梁山好汉，你这个日本人也被逼上梁山，成了我们梁山将了。”金野博不禁笑了：“你倒是说对了一半，可我不是自投梁山的，而是梁山战斗被俘的。”
１９４５年春，金野博接到了山东日本反战同盟支部的通知，要他去汇报工作，我们武工队派了几名队员护送他回根据地。他们当晚走出敌占区，在高兴区的一个小村住下休息。第二天拂晓，日照城的敌伪到高兴区一带“扫荡”，在这突然袭击中，金野博同志被捕了。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难过，也非常着急。我们一面利用关系设法营救金野博，一面通知与金野博有关系的人立即转移。后来，据伪军里的情报关系报告，金野博同志被捕后表现得非常坚强，敌人无论怎样毒打，他就是不开口。开始，敌人迷惑不解，认为八路军里还有哑巴兵。后来断定是日本人，便将他带到城里，由日军直接看押、审问，任何中国人都不能接近。当时，各种神奇的说法都有。有的人讲，八路军里有位神医，泡制了一种迷魂汤，喝了就会迷住心窍，一个心眼向着八路军。这个日本人也是喝了迷魂汤的，在过堂审问的时候一点都不害怕。不管怎样毒打审问，他从不告饶，日本话说得呱呱的，讲起来滔滔不绝。县城里的那个日军翻译，在金野博被押进城里的当天晚上就吓跑了，其他情报关系提供的多是间接听说的情况。因此，金野博究竟滔滔不绝地说了些什么，我们无法得到确凿的情报。但是有一件铁的事实，使我们对他衷心的敬佩：他跟武工队一起在敌占区活动了半年多，过的是隐蔽生活，天天躲藏在老百姓家里。他住过的“亲戚户”，至少有十几家，可他被捕后，没有一家暴露受害；他接过头的敌伪军关系，也没有一个被供出受牵连，像傅疃碉堡的孙翻译，他家就在当地，也始终平安无事。敌人对金野博严刑拷打，无非想从他嘴里掏出所需要的一切，而这些事实表明，他一点真情也没有吐，一点供也没有招。那么，他滔滔不绝在讲了些什么，就可想而知了。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了，抗日战争胜利了！在一片欢庆胜利的凯歌声中，我离开了滨海地区，走上了新的征途。我虽然离开了战斗过的地方，但一直怀念那里的人民，怀念着武工队的战友，怀念着与我们并肩战斗的日本朋友金野博同志。我曾经多次打听金野博同志后来的情况，但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准确的说法。据说，敌人把他押送到青岛以后杀害了。我在感情上不愿意相信这是真实的，但在事实上我也难以怀疑这不是真的。我相信，金野博同志是忠于他自己的信念的，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他坚信帝国主义必败，中日两国人民要友好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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