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1949年南下前在当时的南华县与母亲的合影
前几天又读了一遍丰子恺先生的两篇文章，一篇是《我的母亲》，还有一篇是《缘》，让我又想起我那已过世十几年的母亲和她之所以成为我母亲的那段缘了。
丰子恺先生在他《我的母亲》这篇文章里写道，母亲空下来总是坐在老屋西北角的八仙椅上，眼睛里发出严肃和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微笑。可我对母亲的印象除了睡觉就没有她闲下来过。我小时候母亲平时要上班。不用上班在家的时候总要忙着处理姥娘，姥爷，爸爸和我们这堆孩子的事。就没见过她能安静地在那坐一会。我长大出去工作后，在家的时间不多，我回家休假那些日子还是看见母亲总是不停的忙活，仍然没有空闲下来的时候。这时她老人家已经离休在家，除了在家张罗老人，大人，小孩还有小鸡小猫的事，还要当“红大院”的负责人。不仅要关心邻里和谐，还要看着大院里哪里卫生不好，哪条下水道不通畅。就连我夫人当年第一次去我家，走进大院门口第一个见着的人就是以为正在掏下水道的老太太。那是我们还没正式确认恋爱关系，她去给我送一份上大学需要填写的重要表格。见着这位慈祥的老太太，便向她打听赵宪明家住哪里。当我母亲看着这位年轻漂亮的大姑娘打听她幺儿，立即笑得嘴都合不拢。因为她想，她幺儿正在争取的女朋友大概就这样。而且她知道那位姑娘是上海人长得白净，名叫小敏。我母亲便问“你是吧小敏？”，“是啊”，“我是他妈妈，我带你去家里。”从那时起我母亲就认定了这份良缘，这就是她的幺儿媳妇。
在我的记忆里，不象丰子恺先生那样看到母亲眼里发出严肃的光辉，但我一直感觉到母亲脸上那慈祥的微笑。
丰子恺先生的另一篇文章是《缘》，说的是上世纪２０年代，他的老师李叔同先生也就是弘一法师云游经过上海，在丰子恺上海江湾缘缘堂家中小住一个月。这师徒俩每天下午都会在一起谈话，丰子恺很敬重他的这位老师，也从这一个月的相处谈话中汇聚了丰富回想的源泉。其中有一次弘一法师在丰子恺的书架上无意中看到已崩谢颂羔所著的《理想中人》的书。他对丰子恺说，这种书何等有益，这作者何等可敬。他有说，今天偶然在最近的地方随手抽着一册书，读了很感激。以为这书架上大概否有这类的书，检点一下岂知别的都是关于绘画，音乐的日文书籍。这是很奇妙的缘啊！其实真是奇妙，这本书是谢颂羔送给丰子恺有一段时间了，平时放在书架的下层。由于孩子们要玩开火车，需要用书来铺铁路，就把它拿了出来。大女儿收拾书架时就把它放在了上层，正好被弘一法师随手抽着，于是丰子恺按照老师的意愿安排了这次很奇妙的会面。在会面过程中，他看到一个虔敬的佛徒和一个虔敬的基督徒相对坐着，谈笑着。面对这样的光景他冥想世间“缘”的奇妙。若不是谢君著这册《理想中人》，著尔不送我，又倘若弘一法师这次云游寓中小住，还有倘若不是孩子拿书来铺铁路，大女儿不在整理时把他放到暑假随手抽到的地方，这次弘一法师与谢君的良会就不会再世间发生。
确实世间有很多美好幸福的事都因奇妙的缘而发生。我母亲之所以成为我母亲这其中的缘也是那么奇妙，那么富有故事情结。我母亲出生在河南省范县的胡屯村，她出生的那个年代这里是个地处边远，交通不便的穷地方。而我父亲的家乡在山东省郓城县的南赵楼。要不是那场持续八年的抗日战争，我的父亲母亲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相会。即使有腿再长，嘴再巧的媒婆也不能说合这庄坚守五十几年的天作之合。在他们的故事里父亲，母亲认识以前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轨迹，在那段日子里有过很多让这段美好姻缘不能成立的可能。但在那动荡的年代，两个怀着抗日救国决心的人走到了一起，奇妙的缘还是在世间发生了。先说父亲，他出生在家境落魄的大户人家。按照现在的说法是我爷爷由于投资失败造成了快速破产，自己抑郁而亡。是奶奶带着孩子苦苦支撑，还有有亲戚接济才把父亲养大。我的父亲是家里最小的，在姐姐家的帮助下勉强能读上书，在当年山东军阀韩复榘主持兴办的济宁技工学校毕业后就到山东首府济南打工，在那里工作几年似乎有些起色，但作为一个孤身闯荡的农村青年要在济南府成家立业可不是见容易的事。所以到了1937年已经25岁的大小伙子也没能娶上媳妇。在这期间回家娶媳妇本来是有机会的，可是当回家相亲的时候，居然在相亲的路上遇到了土匪，见面礼被抢得一干二净，连借来的单车也被土匪抢走了，因此这个媳妇就告吹了。到了1937年7.7事变以后，为了不当亡国奴放弃了济南的工作回到老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组织。由于立场坚定，对共产主义信仰的理解和赞同，决心终身以此为自己追求奋斗的目标。1938年初就加入了共产党，很快就在我们老家一带与他的战友们组织开展了各类抗日活动。担任过区工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后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组织为提升抗日战争以来参加共产党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实际对敌斗争工作能力，对这些干部集中训练一段时间。再此期间父亲按照党组织的要求，将原名赵葵忠改为后来一直使用的姓名王文。集训结束后父亲被分配到母亲老家一带工作。因此才确定了父亲与母亲这份良缘的地理基础。
再说母亲，她出生在一个温饱不愁，老实本分的农民家里。她的母亲先后生下九个孩子，最后长大的只有她和弟弟胡化玉。这些夭折兄弟姐妹中母亲影响最深的是她的大姐，都长到了十九岁该出嫁的年纪，还是没躲过疾病恶魔的追杀，在那花季年龄离开了人世。也许是这个原因，她父母对姐弟俩百般呵护，疼爱有佳，还让他们上学读书。母亲小时候老家农村还时兴缠足。虽然辛亥革命后中国就废止了要女孩缠足的旧习，时间过去了十几年在这边远乡村，人们的意识还没有跟上时代的改变，还是认为女孩子要是不缠小脚就找不到婆家。因此母亲也被强制缠足，但缠了没多久她就坚决不干了死活不让再缠。娘拧不过她就冒着这闺女将来嫁不出去的风险随了孩子不缠足的愿。这种尊重孩子意愿的教养方式，培养了我母亲倔强，自立，善良的性格。母亲缠足时间虽然不长，还是留下了一些痕迹，但还不能说是小脚女人，不象她的母亲小尖脚也就是三寸来长。如果那样，出门在外走路行军就一定不行，也就不会再有以后的故事。
1940年母亲已经是十七岁的大姑娘也有些文化，受到开明乡绅她的伯父胡隅平①亲共，抗日行为的影响和教育，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毅然投身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在范县工作期间认识了父亲。当时父亲是这里的县委组织部长。后来听母亲说过多次，也在她对父亲的纪念文章里写过，她参加共产党的入党宣誓还是父亲主持的。那时没有党旗，王文同志就用粉笔在墙上写上“毛主席”三字，带领她向毛主席和党组织宣誓。大概是1942年组织上的大姐对母亲说：“化兰同志，你也是大姑娘了，家里没有给你寻个婆家？”“寻是寻了，可我不干，好不容易跑出来参加抗日，决不能为了嫁人离开抗日队伍，我要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那位大姐说:“就在咱队伍上寻一个吧。你说，你看上谁了？”母亲很爽快的说：“我喜欢王文，他象大哥一样关心我，帮助我，让我懂得革命的道理。”大姐说：“那好，王文同志也三十岁的人了，一直单身着。”就这样如此良缘经过向上级党组织的申请报告并获得批准后结出了爱情的果实。父亲母亲他们结婚的时候条件很艰苦，结婚那天向老乡家借了一床被子，也没有枕头。父亲把一块平整点的砖头给母亲做枕头，自己枕着枪盒子渡过了新婚之夜。三天后父亲就接到组织的命令，到郓城巨野一带发展新区，开始了一段敌后地下工作的生死历练。
2014年3月写在母亲去世十周年的日子
①胡隅平同志生平简介： 胡隅平（1890年～1967年） 号安方，范县陈庄乡胡屯村人。幼读私塾，及之年长，投笔从戎，入保定陆军讲武堂。毕业后严于治军，忠于职守，累升至团长。因感军阀混战，国事日非，于1927年愤而解甲归田。 回乡后，胡隅平与朱泮生一起协力办学，拆除庙宇，建教室10间，聘请进步人士为教师，办起濮县县立胡屯初级小学，胡为学董。1934年，胡隅平以筹建"胡氏宗祠"为名，倡导濮、范、鄄（城）、郓（城）四县胡姓人集资，建祠堂3间、耳房2间、东厢房8间、南屋2间，统归学校使用。1935年，胡隅平带头并动员胡屯村及周围村庄富户捐资献料，建教室6间。学校遂之规模扩大，面貌一新，备有汽灯照明，成立了军乐队、武术队，呈请上级批准，改为濮范两县联立完全小学。胡仍任学董，整日为学校操劳，群众誉之为"办学迷"。时，中共地下工作者刘晏春经常到胡屯小学开展工作，胡隅平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他多次掩护中共干部进行秘密活动，使胡屯小学成为中共地下组织的重要联络点。抗日战争爆发后，聊城专员范筑先组织抗日武装，胡隅平任濮县支队第一大队队长。有志之士，争往从之。1939年，国民党濮县政府以成立抗日自卫大队之名，扩充-武装，欲将各区富户0、马匹调县编队。胡隅平闻讯后，抢先与朱泮生等策划成立富户团。胡隅平在当地威信甚高，一呼百应，富户自带枪马，踊跃参加。后，八路军杨勇部游击鲁西，-部到范县一带时，胡隅平与朱泮生、姚寿山、宋维五等发动富户团及农民起义，在潘庄集合380余人枪，加入中共抗日部队，编为第三大队特务营。抗日战争胜利后，胡隅平被冀鲁豫边区政府聘为参议。1946年，胡隅平出任濮县黄河修防段段长。1947年夏，修防段奉命复堤。时敌机轰炸，敌人隔岸炮击。胡隅平年近花甲，亲临现场指挥，与民工共甘苦，按时完成复堤任务。胡隅平深入调查研究，创造了在堤坝两侧栽植葛巴草的先进技术，被黄委会推广。黄河堤坝上下千里仿效栽植。1956年，胡隅平退休养病，始终不忘教育，多次资助胡屯小学，并以"诚"、"朴"、"果"、"勤"四字勉励学生，积极上进。胡隅平一生酷爱书法，即使在行伍时亦坚持挥毫练字，广采诸家之长，锐意创新。其正楷颜体浑厚刚劲，独具一格。其草书潇洒流畅，为许多名家珍视。1967年11月，胡隅平因肺心病医治无效，在郑州黄河医院辞世，享年7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