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无数英烈鲜血染红的沂蒙山前，七十多年来一直传颂着蒙山抗日英雄“九爪龙”孙隆三烈士的传奇故事。
孙隆三，(1880—1943)，绰号“九爪龙”，他愤世嫉俗，见义勇为，富有民族气节。他曾大义灭亲，愤杀了仗势欺人的族兄“二鬼子”孙隆典，为民除害。“九•一八”事变后，他在东北参加了抗日联军。“七•七”事变后，他年逾花甲，返回故里，再次参加我区中队抗日。“九爪龙”的名字威震敌胆，日伪军中流传着：“谁要做事心不平，迎头碰上九爪龙！”1943年，在一次反扫荡追歼战中，63岁的孙隆三壮烈牺牲。
孙隆三，1880年出生于费县白埠区（今南张庄乡）白埠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中，兄弟4人，他排行第三。因家贫，他九岁给人家放牛，15岁时，他铡牛草不慎把拇指铡去，居然不哭不叫，使人惊服，后来遂有“九爪龙”之称。孙隆三身材矮小，但精悍有力，为人慷慨正直，不畏强暴，见义勇为，爱打抱不平。他有个本家族兄叫孙隆典，为人游手好闲，自幼不务正业。孙隆三看在家族份上，多次诚心劝告：“做人么！要做个堂堂正正的人，伤天害理、祸国殃民的事，不是咱姓孙的人干的！”但孙隆典根本听不进去，反而变本加厉，横行乡里。
清朝末年，中国处于帝国主义列强野蛮侵略、洋教士横行的灾难之秋。孙隆典和他的父亲孙树伟在白埠最早加入了天主教。他父子投靠德国传教士华德胜，奴颜婢膝，忠心效劳，甚受华德胜神甫的青睐，成为华的忠实走狗与得力帮凶，乡里人都叫他“二鬼子”。他经常骑华德胜的高头大马，着洋服洋帽，以洋奴自骄，神气十足。但他却不许人们说“洋人”、“洋楼”、“洋服”等带“洋”字的名称。谁要吐个“洋”字，被他听见，轻则打骂，重则绳绑关押。
有一次，孙隆典骑着华德胜神甫的洋马，从费县城耀武扬威“荣归”故里。途径城北演马庄时，有小孩呼喊：“洋鬼子来了，洋鬼子来了！”他气急败坏地纵马追赶入村，强令村长追查是谁家的“崽子”喊的，声称将其家长送县衙惩办。最后经众人调解，令孩子的父亲向他磕头赔罪，并罚了款才算了事。
又有一次，白埠村逢集日，大保安庄有个外号叫“老天爷”的人，（一说“老癫爷”，因说话不在乎，有点疯癫）赶集卖席子。孙隆典评头论足说席子不好。老天爷说：“不长眼色还想买皮货！”孙隆典当即回家换上西服，拿来绳子，把老天爷捆绑关押起来。老天爷家里托人求情，花钱请了客，才将人放出。
孙隆典依仗洋主子权势，还包揽赌场。他赢了钱，谁也不敢不给；他输了钱，分文不付，谁也不敢要。当时有个叫王牛的赌棍，一夜输掉18亩地和一头牛的钱，他想耍赖，不愿意偿还，就去求孙隆典想办法。孙说：“只要你加入天主教，有要钱的叫他找我要。”王牛入教后，谁也不敢找孙隆典要钱，只好作罢。
孙隆典横行霸道，鱼肉乡里，侵吞财产，无恶不作，成为乡间一大祸害。孙隆三对他的恶劣行为，久怀愤恨。特别是孙隆典借外国洋人势力，害死村民孙守约一事，更使他气愤难平，早有将其杀之除害之意。
1909年农历9月9日，时逢白埠集日，孙隆典从费县城里又耀武扬威“荣归”，路过集场肉摊子跟前。孙隆三迎面赶上指着他的鼻子，大骂他丢尽了孙家祖宗的脸，丢尽了中国人的民族气节！盛气凌人的孙隆典听后，一步窜上前去，抓住孙隆三就要殴打。孙隆三怒不可遏，拔出匕首照着孙隆典的软肋，一下子捅入，接着手脖一转，刀子在孙隆典的肚子里转了半圈，只听“哇”的一声，摔倒在地，抽搐了几下，绝气而亡。杀死“二鬼子”孙隆典这一大快人心的消息，很快传遍整个白埠村及附近村庄。人们互相伸出拇指，夸赞“九爪龙”是条好汉！并亲切称颂“孙三哥”为民族英雄。
第二天一大早，孙隆典的老婆发疯似的跑到县衙喊冤告状，并且敲破了堂鼓，掀翻了公案，大闹公堂。德国神甫华德胜也赶来，凶神恶煞地威逼县长抓人。费县知县王毓菁，具有民族气节，但事关人命，他不得不将孙隆三拘拿入狱（一说是孙隆三主动投案）。王知县听了孙隆三大义灭亲、痛杀洋奴、为民除害的慷慨陈词以后，心中很是敬佩。他对孙隆三虽也按凶杀案例砸镣入狱，却暗中授意监管人员去掉孙隆三的刑具，不准难为他。当晚还令人备了酒菜送往监狱，并着人暗中告知孙隆三：“有王毓菁在，你偿不了命。”而华德胜再三威逼王毓菁速杀孙隆三偿命，王知县正色告诉他说：“中国有中国的法律，我小小知县，主不得杀人。”后来，王毓菁调离费县，临行对接任的知县吴世昭说：“我们做官要讲中国人的良心，中国受列强的侵略欺凌，决不能杀孙隆三这样的民族义士！”吴世昭点头称是。
1910年，孙隆三被解送济南。临行之前，吴世昭暗嘱押解人员，于途中闭静处将他放走。途中，孙隆三对押解人员说：“如果放走我会连累吴知县，我甘愿服刑，一人做事一人当！”押解人员告诉他不要多说，赶快远走高飞。孙隆三从此奔赴东北，避居吉林省桦甸县深山老林，以给当地人种地为生。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数日之间，东北的大好河山相继沦陷。孙隆三目睹山河破碎，国难当头，便挺身而出，弃农从军，果断地参加了当地抗日游击队。在二道河子、夹皮沟等地，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后来他又投奔了抗日联军大部队，在天寒地冻、少吃无穿、极度艰险的条件下，积极从事抗日活动。他虽然没有文化，但他常教育当地老百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中国人，誓死不当亡国奴！”。在他的宣传带动下，许多闯关东的老乡也参加了抗日联军。
1941年1月，沂蒙山区抗战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年过花甲的孙隆三从东北回到家乡。白埠村北面，是巍巍蒙山，村前有条上冶至临沂的公路。费东县在白埠村设立区政府，是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前沿阵地，也是“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斗争极其尖锐复杂的游击区。白天，驻上冶、薛庄等据点的日伪军经常来这里“清剿”、搜索、掠夺。晚上，我八路军和县区地方武装游击队就来开会，宣传、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
孙隆三不顾自己年龄大，积极配合我地方政府，宣传发动群众起来抗日。他走村串户，逢人就讲：“我们誓死不当亡国奴！只要中国人都敢于站出来对敌斗争，小小日本鬼必定完蛋！”他还给群众讲述关于东北抗日联军、游击队在夹皮沟、二道河子等地打击歼灭日寇的战斗故事，大大激励了当地人民群众，增强了抗敌的信心和勇气。
一天，薛庄据点50多个伪军窜到白埠村，看到场里有群众晒的花生，便象一群饿狼似的窜上前去，抢着边吃边往挎兜里装塞。早就恨透了这些汉奸走狗的孙隆三，怒目圆睁，手持木杈逼近这帮恶狼，厉声斥问：“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你们家里是不是老百姓？”这帮伪军被质问的目瞪口呆，他们不敢吃了，灰溜溜的跑走了。
1941年11月，日本侵略军集结5万人马，对我沂蒙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大“扫荡”。就在斗争形势极其严峻的时刻，许多地方干部急需转移隐蔽，61岁的孙隆三却勇赴国难，再次从戎，参加了费东县白埠区区中队。
为了保卫蒙山根据地，在这次反扫荡中，上级指示：山前的白埠、薛庄两个区中队由敌工部长洪波、公安局长贾渔萍、区长张敏行、吴玉林等带领，掌握蒙山前据点敌人的动向，在敌人背后袭扰牵制敌人，并把在敌人“铁壁合围”时冲散的民兵和区中队队员，收容集结，重新组织起来，同敌人周旋，打麻雀战。
区中队在敌人据点附近埋地雷、打伏击，配合蒙山里的反“扫荡”，扰得敌人惶恐不安。
孙隆三虽然是区中队里年龄最长的胡子兵，但无论执行多么艰苦的任务，他都争先恐后，不减当年勇。在近两个月的反“扫荡”战斗中，他没睡过一个囫囵觉，几天吃不上饭更是常有的事。
著名的大青山突围战后，我八路军战士死伤严重，区中队长张先志根据费东县委指示，要挑选三名老练精干队员，去东蒙山梧桐沟、火红峪一带寻找、联系我们隐藏在那里的伤员，并给他们送去一些食物。此去山里，要穿过几十里敌人的封锁线，任务十分艰巨。孙隆三听说后，第一个报名，要求执行这项任务。中队批准了他的请求，并确定由他担任小组长。孙隆三等三人背上武器、干粮，在寒风呼啸，漆黑的夜里向山里摸去，乘着夜色前进。一入山就不能顺路走，因为石岚口子、马头崖等很多村庄都驻有日伪军，重要路口遍布敌人岗哨。敌人妄图隔绝我军山内外的联系，把隐藏在山里的伤员困死。
孙隆三一行三人绕开正道，翻山越岭、涉水攀崖，足足走了80多里崎岖山径，约摸着已经到了火红峪一带。目的地到达了，可是新的难题又来了，到哪里去找伤员呢？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先靠近村庄，找当地群众打听一下。可他们摸进几个村子后，见房屋都被鬼子烧了，到处都是断垣残壁和被烧焦的门窗、房架，满目凄凉，看不见一个人。他们又冒着刺骨的寒风，爬上悬崖峭壁，一个山洞一个山洞地听和找，终于在一个岩洞中找到了几位伤员。
彼此相见，像久别的亲人偶然重逢一样，个个喜出望外，热泪盈眶。
我们的伤员分散隐藏在这一带山洞或地窖中，日伪军三天两头来梳篦式搜查，再加村庄粮食大都被烧光抢光，伤员吃饭成了大问题。尽管医护人员以及群众冒死筹措，但仍有些伤员几天吃不上饭。孙隆三他们把带来的锅饼分发给10多个山洞的伤员，以解急需之困。孙隆三安慰他们说：“找到你们就好了，我们回去再千方百计给同志们送急需品，困难很快就会过去的。”
孙隆三全然不顾年迈体衰和山路崎岖、艰险，连续三次往返蒙山内外给伤员送东西。他还热情地把我军在反“扫荡”中取得的胜利消息告诉伤员，使同志们倍受鼓舞，增强了必胜的信心。在后来许多老干部的回忆录里，常提到当年有个老头给他们提供帮助，但是不知道姓名，其实就是孙隆三同志。反“扫荡”胜利后，孙隆三被提升为区中队副队长。
1942年秋，日寇集结15000余人，对沂蒙山区再次进行“扫荡”。同时，加紧封锁“吞食”我东蒙山根据地。在山前从东到西挖了近百里的“封锁沟”，沿封锁沟再修筑碉堡岗楼。为了粉碎“囚笼”，冲破“封锁”，我县区武装根据罗荣桓的战略战术，采取相对的“敌进我进”的方针。
孙隆三带领区中队插入敌后，从敌人背后袭扰牵制敌人。我武装人员到据点附近，宣传我党的政策，警告伪军以及伪保甲人员要“留后路，想将来”，不要为鬼子卖命，不要与人民为敌。同时坚决打击和镇压那些不听告诫，继续作恶的民族败类。当地有一个日伪专搞特务活动的“特别工作队”，十分猖獗，我县区武工队决定予以坚决有力地打击。
一天晚上，孙隆三带领10多名区中队队员，埋伏在日特经常出没的阳口村一带，午夜时分，发现一小股特务返回薛庄据点时，正好经过这里。孙隆三指挥队员猛地冲上去，打死打伤5个敌人，其余拼命逃回薛庄据点。他们气喘吁吁地惊叫：“我们碰上‘九爪龙’了！只剩我们3人跑回来啦！”从此日特收敛了许多，不敢轻易妄动。
日伪军抓来民工，在石岚口子两侧山梁上赶修四座碉堡，妄图扼住我军进出东蒙山的要冲。我白埠和薛庄两个区中队没等其修完，就把它给炸掉了。在区中队的鼓舞下，敌占区的群众抗拒出工拉夫，同敌人“磨洋工”。白天，只要我武工队向修碉堡 、挖封锁沟的工地打一枪，群众便乘机哄散跑光。封锁沟始终没让敌人挖成。经过反复紧张地斗争，敌人“封锁”、“蚕食”我根据地的阴谋被粉碎。在这场斗争中，光白埠区中队就参加大小战斗12次之多，打死打伤日伪军20多人，缴获长短枪10余支。
1943年3月，惯匪刘桂棠（刘黑七）部约3000余人，从费南窜入我东蒙山腹地梧桐沟、马头崖等10多个村子，不断向他们驻地周围的村庄抢掠骚扰，孙隆三随区中队配合县大队坚守在猫头山、大青山等山上，阻击刘匪对我根据地的进攻。
一天早晨8时许，刘桂棠匪部500多人，在机枪小炮的掩护下，又开始进犯我大青山阵地。当敌人进到我阵地前沿时，孙隆三沉着地瞄准窜在前边的匪徒，3枪击毙了3个匪徒。危急时刻，八路军主力二团的一个连，由副营长郑智士率领赶来增援，在我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猛烈反击下，终于守住了阵地，数倍于我之敌始终没有攻上山顶。不过，东蒙山根据地只剩下几十个小村庄，县区武装的弹药消耗殆尽，吃的也十分困难。
孙隆三这位从苦难中磨炼出来的老战士，从来不把困难、艰险放在心上，并且给同志们讲他在东北随抗日联军打游击的故事。他说：“我们经常被困在深山老林里，吃树皮、吃草根，几天，十几天不见一粒米，可是抗联这些钢筋铁骨的好汉，宁可饿死，也不向敌人屈服！”同志们听了，人人鼓起战胜困难的勇气，始终充满必胜信心。他带领队员战胜重重困难，坚持战斗近一个月。
1943年4月1日夜，我主力部队二团、四团开来，在地方武装、民兵的配合下，一举将刘匪击溃，余敌窜逃。孙隆三随县区武装追歼刘匪逃敌时，直逼安插在我根据地石岚村的敌人据点。该据点敌伪军仓皇出逃，我地方武装跟踪追击，缴获了布匹、粮食等大宗物资。随着新形势的出现，我费东县的工作重点从巩固、保卫山区根据地，转向集中力量进攻蒙山前的敌人据点。
一个漆黑的雨夜，趁敌不备，我县区武装奔袭薛庄据点。孙隆三和20名武工队员先抓了门岗，随即闯入围内，朝伪军宿舍门窗一阵排枪，杀伤伪军10多人。敌伪从睡梦中爬起来还击时，我武工队早已不见了踪影。当时，汪沟区有个外号叫“王胡子”的伪军中队长。他认贼作父，依仗日本人的势力，在汪沟、诸满一带作恶多端，我武工队早就想除掉这个坏货。这次获确切情报：王胡子要带部分伪军去店子村安设据点。张云清、孙隆三等10名武工队员，于拂晓前埋伏在聂家庄村西公路南北两侧。
上午10时左右，王胡子骑着高头大马，在20多名伪军的护卫下，耀武扬威地自东向西行进。孙隆三等几名枪法准的同志靠近公路两旁，“啪、啪”几枪，王胡子应声落马。伪军一看王胡子见了阎王，象惊弓之鸟，撒腿就跑。我武工队员箭一般地冲上公路，把王胡子身上的盒子枪、子弹盒抓过来，随着赶薛庄集的人群从容转移了，广大群众拍手称快。
孙隆三参加区中队后，大部分时间是单枪匹马突袭敌人。他东到薛庄，西至上冶东岭，南到石沟，在这方圆几十里的地方，随时都可听到他打击敌人的枪声。孙隆三平时使得一支“汉阳造”步枪，腰间插着一圈手榴弹。夏季他的随身铺盖是一领蓑衣，一张狗皮；冬季只有一件破大袄。路旁、沟边、敌伪碉堡、岗楼下，都是他睡觉、袭击敌人的地方。他来无影去无踪，打得敌人闻风丧胆。敌人曾多次集结几十人，或者上百人，专门去抓捕他，总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而当敌人祷告着“老天保佑，可别碰上九爪龙”时，可偏偏就能碰上他。
一天，土匪李堂刚的10多个匪徒，到从家庄抢粮。刚到村头，迎面“砰、砰”两枪，就见孙隆三一手提枪，一手握着手榴弹，象飞一样扑向敌群。一个匪徒惊叫：“了不得啦，九爪龙来了!”其他匪徒们抱头鼠窜。
南石沟村安设着敌伪据点，一河之隔的北石沟村有集，孙隆三经常混在群众中，把枪背在簑衣里，来集上寻机击毙敌人。后来南石沟的伪军谁都不敢到集上来，群众也免受祸殃。日伪军也曾在白埠村建碉堡和据点楼，并驻上了日伪军，孙隆三不定时地来袭扰，有时晚上向碉堡上扔手榴弹；有时堵着出口射击，搅得敌人心惊胆战，不敢出门。没过多久，日伪就把据点撤了，碉堡被区中队炸飞。店子、聂家庄、阳田等沿公路村庄，也曾多次增设伪军据点。孙隆三经常出没在据点周围，不时地向伪军喊话，开展政治攻势。那些不听告诫，随意出来骚扰破坏的，都给予严惩。
一天黄昏，店子据点出来3个伪军，贼头贼脑的想到附近村庄抢东西。他们刚走到张庄村口，就被从后面跟踪来的孙隆三“啪”的打了一枪，3个伪军知道碰上“九爪龙”了，吓得屁滚尿流地窜回据点。聂家庄、阳田据点的伪军也多次受到孙隆三的打击。这些据点的伪军听到“九爪龙”的名字就胆战心惊，伪军中流传着“谁要做事心不平，顶头碰上九爪龙”的说法，可见他们对孙隆三是何等畏惧。不长时间，聂家庄、店子两个伪军据点也撤了。当地群众从内心敬佩孙隆三，自动为他编了顺口溜、歌曲、快板等，各村男女老少争相说唱。“孙隆三”这个名字很少有人呼叫，“九爪龙”这一雅号却广为人知，他深孚众望，誉满乡里。
1943年9月，驻费县城的日军又纠集1500多名日伪军到白埠、薛庄北部山区我根据地“扫荡”。诸满、汪沟、薛庄等据点的日伪军乘机到我边沿村庄抢掠和“蚕食”。八路军主力二团奉命去鲁南截击国民党李仙洲部队，费东县只剩下县区武装，他们和广大民兵奋起阻击，占据有利地形和日伪军反复拼杀，使进入我根据地的日伪军处处挨打。
当时，孙隆三带10多名区中队队员，在塔山与日伪军转山头，我游击队员地理熟，有时从正面给敌以猛烈打击，当敌人集中兵力攻击时，游击队又转到侧面袭击敌人了；有时游击队、民兵在周围山岭上到处放冷枪，只有枪声不见人影，弄得敌人摸不着头脑，找不到主要目标。一到晚上，敌人便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动，我县区武装又化整为零，三、五人一个战斗小组，多处袭扰敌人，搅得日伪军如坐针毡，度夜如年。两天后，日伪军分几路逃走出山。
此时，孙隆三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吃饭合眼了，得知敌人要逃跑，他不顾劳累至极，提枪绕道飞奔追击。他先登上旗杆山瞄准一股逃敌打了几枪，又迅速奔向聂家沟南岭，伏在离敌群只有百多米的大石后面，伸枪瞄准一个骑马的日本军官，“啪”的一枪，敌酋当即跌落马下。孙隆三又顺着山涧跑上平顶崮。
这时，有一股日伪军逃兵300余人，被我主力部队和县区武装紧追，刚刚逃至平顶崮下准备喘息。孙隆三带领两个队员迅速登上崮顶，居高临下，对准崮下的逃敌连打了数枪，敌人惊恐万状，乱作一团。但是枪声却戛然而止——原来我们的抗日英雄孙隆三，由于年迈体衰，连日奔跑、劳累至极，此时又高度激动兴奋，竟然在向敌人射出最后一粒子弹时，他的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趴在一块大石头上停止了呼吸，时年63岁。
噩耗传来，全县军民无不震惊悲痛，费东县抗日民主政府、县人民武装委员会、白埠区人民武装委员会，即日在孙隆三牺牲的平顶崮上，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参加追悼会的数千名干部群众，当看到抗日英雄卧伏在崮顶石后，手托着枪，仍为射击状，却停止了呼吸的英雄形象，无不痛哭失声。为了永久纪念这位抗日民族老英雄，县政府决定，把平顶崮更名为“九龙崮”。
1944年2月，费东县人民武装委员会和白埠区人民武装委员会，在白埠村东南岭上，为孙隆三烈士修筑坟墓，立了墓碑并作铭：
“公讳隆三，白埠村人，肖甫公之子，时起公之孙也。公秉性刚直，遇事明决，至于义事足震骇人之耳目。民国初年，德人设天主教，欺压我民族，公愤然不忿，驱其教徒，群愤得泄。至民国三十年秋，日寇侵占我白埠一带，残杀我同胞。公年逾六旬，而勇志如少年，遂号召乡里，立志杀敌。远近敌伪，闻之胆怯。于三十二年九月，敌寇集兵三百余，进犯我白埠一带抢杀，公奋不顾身，至平顶崮与敌冲击，血拼半日，敌终狼狈而逃，但公亦于是役壮烈殉国，享年六十有三。公虽不幸牺牲，但为国为民之忠心，流芳百世，永垂不朽。今岁立石以作纪念。
自公出世兮，慷慨一方；
杀敌勇敢兮，敌人潜藏；
六旬有余兮，骑鲸徜徉。”
孙隆三是费县富有传奇色彩的抗日英烈人物，在东蒙山前更是妇孺皆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有费县第五中学教师孙宗元编写《九爪龙传奇》评书稿演唱，影响很广。此后不断有人研究并著文。其主要事迹采入《费县志》、《费县军事志》等书。
（ 根据《费县英烈》整理 。作者民政局退休干部，原费县地名办公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