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成立四支队
五大兵参加我们起义队伍的第二天，一早起来，省委召开了一个大会，成立了组织，就是“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黎玉同志是政委，洪涛同志是司令员，那时叫支队长，林浩同志负责组织。又成立了一个中队，叫一中队，队长是李怀英，一共是六个班。
我担任班长，我弟弟思平和徐福礼也担任班长，杨忠任我那介班的副班长。那个时候，我们参军的几乎都是党员。刘莱夫、王芳、李伯秋等等还都是战士，刘春是我弟弟那个班的战士。这时候，张一民、单洪挑着药挑子背着药箱子，也从新泰赶来了。
四支队成立以后，在大寺活动了一个时间，就转移到光华寺。
那时起义部队管生活的是马馥塘，叫经理部长。省委给了他一点钱，给他几个人，到村里去募集点粮食，给起义的几十个人吃。刚开始，工作很不好做。有一天，我们看见马馥塘在湾边上呜呜地哭，很伤心。我心里很纳闷：经理部长在那里哭什么?受了什么委屈啦?我们急忙过去问他：“你哭什么?”他说：“这怎么办?都没有钱怎么治?拿什么去买东西给同志们吃?”“凑个钱嘛!”那时我身上还有几个钱。“你穷，拿两毛吧。”大家伙凑了钱，马馥塘的困难解决了，他一高兴也不哭了。他拿大家凑的钱，买了一部分烧饼。烧饼买来了，正待要吃，新泰的同志又来了。我们都去欢迎新泰的同志。他们也都没吃饭，我们就让他们吃，说：“你们吃，我们都吃过饭了。”我们这些早来的同志都束束腰带站在那里不吃，让新泰来的同志吃顿饱饭。
四支队当时也就是几十个人，在光华寺一带活动，后来转移到官庄。官庄有个小围子。我们到的那天，小围子门关得登登紧，就不让进。你再说也不让你进。有的老百姓说：“这是‘挨户子队’，挨户子队呀!他来我们庄就是不能叫他进。进来以后，他们有铁算盘，一算，你家有多少钱都给弄走。”国民党这个宣传也是够厉害的，欺骗了一些老百姓。不让进，怎么办?那时天又下大雨，我们一堆一堆坐在围子门外头淋着雨。徐伦就领我们唱歌。徐伦是一个东北流亡学生，外号“徐大嘴子”，嘴巴是大点，个子又高，这个人到哪里，小孩子都围得一圈一圈的。他在前头走，后头总是跟了一群一群的小孩子。他教小孩子唱歌，跟小孩子讲故事，孩子们都欢迎他。他就领着我们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各种歌都唱给他们听。你不叫进嘛，怎么办?最后，在外面的人喊话，加上当地人的喊话，他们看我们不象是什么“挨户子队”，就给我们开了围子门。不仅开了门，对我们还很热情。
我们部队不管到哪里，同志们到哪家给哪家打扫地、抬水、掏粪等等，帮着千。所以，群众逐步改变了对我们的看法。这时，我们便在官庄一带活动。
在官庄住的时候，逮住了一个汉奸，是于村煤窑的。他没了一只手，叫他“没手”。他到这里是来调查八路军活动的，被我们逮住了。逮住以后，判处死刑。当时我当排长带着一个排，排里的同志不服我，说：“你这么一个老实人，就是逮住鬼子叫你杀，你也不敢杀。”那些女同志也都说：“你这个人太慈善啦。”我心里就不服。行刑这一天，我就从老百姓那里借了把大砍刀，生了锈的大砍刀，也去刑场看一看。两个执刑的，一人一把柳叶钢刀，走过去，但是不敢动手。金明跑过来对我说：“二哥，你拿着把刀，你怎么不……”我说：“人家有人了嘛!”他说：“你去干掉他!”我说：“好!”我过去使上最大的力气，一刀就把人砍倒了。可是，头没掉下来，还有一块连着。在场的上千群众都喊：“好!”我就向群众讲了讲话，我说：“同志们，我从来没杀过人，我在家里连鸡也没杀过。今天我来杀人，为什么?这是对民族敌人的仇恨!国家要灭亡了，这种民族败类留着还得了!所以杀了他!”我回去后，同志们买了香烟，打了桔子酒，表示祝贺。从此，我的信心更足了。
从那以后，我们就在外面打游击，带着我们这个队伍截击敌人，到了公路上把一、二十里路的电线、电线杆锯他个光光。把电线杆扛回来，把很粗的铜丝电线，一捆一捆地抬着回来。打那开始，我们打游击，以后寺岭战斗等等开始了。
当时，我们在驻地住房子，很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对老百姓真是一针一线都是爱护的。住房子住在羊栏里，把地打扫打扫，铺上点草，就在上面睡觉。住的屋子那么小，一个班有时住一间屋，住不下就挤一挤，挤成堆。这一个出去站岗，倒出一个空，下岗的那个回来再挤上。我出来的时候，带了好几床被。后来人发展了，就分给他们，一床被子六七个人盖。下那么大的雪，天那么冷，没有一个感觉疲劳，没一个叫苦的。
我出来的时候，带了一顶礼帽，还有呢子大衣，以后都剪开给同志们做了背包；我还带了好几双鞋子，有的同志没有鞋子，就给他穿了。我们班里有个同志穿着又厚又大的粗布袜子，非要穿我的皮鞋不行。我说：“哎呀，你这个脚这么大还穿皮鞋?”“什么大呀?什么你的我的，共产党不分你我。”那时候就这样，不分你我，互相支援，从来不在这些事上计较。我们就是一心一意干革命，党叫到哪里就到哪里。党分配的事情不管怎么难，党交给的任务不管多么重，要坚决去完成，生死都置之度外。有一次，我们晚上去破坏敌人的电线，我一下子滑到沟里，胡噜胡噜滚下去，连脸加鼻子摔得这里少一块，那里少一块。爬上来，高高兴兴地还是照样走，连哼也不哼一声，跟铁的一样。这都是党教育出来的精神。
4收编溃军
有一天晚上，朱玉干跑得满头大汗，来到司令部。朱玉干在北王，省委原来安排他在那里了解国民党和日本鬼子的情况，搜集情报。他就和《水浒传》梁山泊的朱贵一样，住在山下专门打探情报，一有什么重要情况，立即上山报信。那晚上，他到司令部来，是向省委报告一件重要的情况。就是北王庄来了一部分队伍，四十多个人。这些人住进庄子以后，朱玉干就想法和他们接近交谈。原来这部分人是被打散的国民党的溃军，他们找不上原来的队伍，盲目地到处流窜，到哪儿去也定不下来。朱玉干了解了这个情况，就热情接待他们，和他们建立感情；同时向他们进行宣传，告诉他们徂徕山上有共产党、八路军的起义队伍，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他们在这里组织人民进行抗战。他说他可以给他们联系，让我们接待他们。这样，他一面稳住了那部分溃军，别让他们跑掉；一面连夜赶来司令部汇报，请组织上派人去。
当时省委研究决定把这部分人收拢下来，不能叫他们跑掉。组织上就让林浩和我去做这个工作，还给了我们二十二块钱使用。
我们跟着朱玉干回到北王庄他的家里，一面去请那些人，一面让朱玉干的老母亲和他的爱人忙活做莱啊，打酒呀，准备接待。她们婆媳俩忙得不得了。一会，请来了四个人。这四个人，一个是连长刘国栋，一个是班长陈世玺，还有一个叫石成玉，是副班长。还有一个姓名忘记了。一共来了四个人。他们来了，我们就热情接待，交谈起来。我们从他们这次被打散谈起，谈到日本鬼子侵占我们广大国土，中国人不甘心当亡国奴，不甘心受帝国主义压迫；谈到历史上封建帝王压迫人民，人民都要起义反抗，推翻封建王朝。今天日本帝国主义向我们进攻，中国人民是不能征服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也是不能被割断的。我们谈话中酒菜都摆上来了。我们又喝着酒，谈着心，谈得很入港。我发现那个陈世玺是个非常好的人，又年轻，又爽直，和“五大兵”里面的韩德是一样的人物。但是比韩德细致，还多少有点文化。当着酒酐耳热的时候，我就说：“我们今天谈了谈，我们的个性都很相同，这就不外气了。过去都是交朋结友，找几个好朋友。你看，今天我们能到成一块，又都这么投
机，一见如故，真是有这个缘份。这里我向四位同志提出个问题来，现在我身上带着枪，很不舒服，不大习惯。今天咱们谈了谈，彼此情投意合，我腰里掖着支枪不太对头，我对付谁呀，这是?”我把枪掏出来，往桌上一摆，他们四个人也都跟着从腰里掏出枪来，往桌上一摆，说：“收起来，收起来!”这样一来，酒桌上的气氛更融洽了，谈起话来更无拘无束。我们谈了古代的许多英雄豪杰，谈了乱世出英雄，谈了在当前国家危急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抱的态度：一个是誓死不当亡国奴，第二个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有责任。我说：“我离家的时候，就跟家里人说，‘当土匪也得打鬼子’。今天共产党领导着我们，没说的，我们弟兄们就得……”这时朱玉干抢着说：“好!我们大哥说得对。”实际上小朱子比我年纪大。“好，我们大哥说得对!我们听大哥的。今天我提个意见，我们不仅共同抗战，我们今天还要结为异姓兄弟。”大伙一起说：“好，就这么着!”这时酒也喝得不少了，天也不早了。一说到这里，大伙说：“摆香案!摆香案!”这一套小朱子比我内行得多，摆了香案。朱玉干说：“得给咱们大哥磕头盟誓，请咱大哥讲讲，今后咱怎么办?听咱大哥的。大哥怎么说，咱就怎么办。”当时论了大小，我是老大，小朱子老二，刘国栋老三，陈世玺老四，石成玉是老五，那个忘了名字的是老六，林浩是老七。他们都跪下给我磕了头。磕完了头，就请我这个“大哥”说几句。说什么?盟盟誓吧!我说：“誓死抗战到底，若有三心二意，不得好死。”我说一句，大家跟着说一句。磕完了头，有人说：“咱得看看老太太。”小朱子就把他妈妈请来。大伙说：“老人家你坐下，坐下。”老太太坐那里，大家都给老太太鞠了躬。老太太高兴得闭不上嘴，说：“哎呀!今天我多高兴!昨天还没有这个想法，今天忽然一下子我有了这么一大群儿子，嗳呀我太高兴了。”那天晚上搞得非常热乎，结拜这一套搞完了，沏上茶喝着，大伙静下心来研究研究怎么办，都表示表示意见。那时陈世玺提出来一块进山，大伙一致同意，一块上山!这些人一共是四十多个，有四十多支步枪，都是七九大盖，子弹很充实；还有两挺机枪，一挺是捷克式，一挺是大沽造；五支匣子，大刀等等都有。
第二天，我们就带着这些人和武器到了南王。在南王一个小饭店里，打了点酒，买了煎包子，在那里饱吃一顿。喝完酒，吃饱饭，我们就欢天喜地地带着队伍向山里进发了。
到了司令部以后，黎玉、洪涛等等领导同志都出来欢迎。我们把那两挺机关枪往那一架，步枪往那一架，同志们都过去这也摸摸，那也瞧瞧，高兴得不得了。我们起义的时候只有一两支匣子枪，现在忽然有了这么多枪，大家都觉着我们有力量了。
这一部分人当时就编成四支队的第四中队，中队长是刘国栋，林浩同志担任指导员。我原来是一中队的一排排长，现在也调到四中队当排长。四中队当时只一个排，下设四个班。编进这么些人来，得加强教育，每班调进一个政治战士，一班是燕志倩 （即燕遇明，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九日逝世，逝世前任山东省文联副主席），二班是王若杰，三班是李焕，四班是周×。才上来我们集中力量抓思想教育，由林浩同志讲政治课。这部分人里面大多数是河南人，有的人能编快板等等，有些青年非常能干，搞得非常好。教育了一段时间，林浩同志几天不在，我也没在，里头乱了。乱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上一回课，热乎几天，就又变了。怎么回事呢?以后我经常钉在那里。据陈世玺同志汇报，有个姓杨的搞名堂，姓杨的是国民党中统，他在里头掌握了部分人，在里头搞名堂。
怎么办呢?怎么解决呢?这个根子要除掉。我说：“我想个办法解决他，把他吓走了就算了。”有一天晚上，我对那个姓杨的说：“走，兄弟，跟着我喝个酒去。”
“好。”他跟着我去喝酒。
喝酒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今天咱们两个喝喝酒，我告诉你一个消息，今天我得了个很不好的消息。因为我们在一块待了这么长时间，总是有了感情。我告诉你，你带来的部队里面有几个人要干掉你，送你上西天。”
“真的?”“哎，我告诉你这个消息。”
“哥怎么办?这个事怎么办?你的意见。”
“我的意见走了吧。这个事，我们党控制不了。今天这个消息来自那一方面，怕是准确的。”
张三李四我说出几个名字。指出几个人名以后，他说：“这几个人是对我不好的。”他说不好的，实际是忠于我们的。谈完了以后，我说：“你走吧。”说到这儿，他趴下给我磕了个头。我说：“你走吧!”给了他两块钱，他走掉了。打那，我们又插进一些进步的同志，四中队就逐步地巩固下来了。在当时增加这部分武装，对我们徂徕山起义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