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特务”的传奇人生
在莱芜市档案馆馆藏档案14-1-35卷宗证字第1307号革命军人家属存根上，于1950年4月9日记载：郭善堂，男，莱芜县汶南区（现莱芜市莱城区高庄街道办事处）石棚村人，32岁，1938年入伍，在二军区任保卫科科长。这个郭善堂便是《王芳回忆录》（王芳，新泰人，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中提到的，20世纪40年代初在山东远近闻名、深入虎穴除汉奸的“日本大特务”。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全国军民的抗日运动风起云涌。1938年初，热血青年郭善堂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山东第4游击支队1团1营3连当兵。在革命部队里，郭善堂表现积极，很快就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紧接着他被调任事务长，后调山东鲁中军区供给部任募集队长，动员群众筹集粮款供应部队。不久，军区政治部敌工部长王芳同郭善堂谈话，此后郭善堂被调到敌工部的敌后武工队，跟随王芳，神出鬼没地活跃在敌占区和游击区，主要是散发宣传品，进行喊话，运用各种方式方法打击和瓦解日军、伪军，锄奸除霸，摧毁伪组织和伪政权，配合抗日根据地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展开对敌斗争，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深入虎穴 隐姓埋名
1941年秋，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变化，王芳部长传达军区首长的决定：派郭善堂及一些精干的同志，秘密地打入敌军机关内部，长期隐蔽，执行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当时郭善堂对自己当“日本特务”还是有所顾虑的。王芳对郭善堂保证：“军区的几位主要领导和我，都能证明你是党派到敌人那里去的。”郭善堂表态坚决服从组织决定，一定千方百计地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郭善堂辗转来到泰安，通过泰安伪警察局办妥了“良民证”，取得了在敌占区的合法居留权。此时的郭善堂，已叫“林洪洲”，这个名字被正式填写在“良民证”上。
泰安有一家“浅石洋行”，是日本陆军退伍军曹浅石开办的，表面上是收购废旧钢铁和农副产品等物资，实际上它是日本的一个特务机关。林洪洲通过朋友关系很快在“浅石洋行”谋得了一个职位，伪装忠诚，很快取得了浅石的信任，浅石视其为心腹，便同林洪洲一起去济南拜见了侵华日军山东部队少将参谋长山田。通过山田，林洪洲成为“大日本皇军”委派特高人员，获得了前往各地了解情况予以关照、对所带物品免予检查的权力。同时济南的日本宪兵队山本队长为能得到林洪洲的情报和帮助，特意交给林洪洲一枝手枪、一本证书，证书写道：“大日本军特高人员林洪洲，持手枪××号。特此证明。”林洪洲从此开始享有特权，可以撒泼狠揍伪军军官,可以顶撞冒犯日军普通军官。他经常活动在济南、泰安、莱芜和沂蒙一带，当地的老百姓几乎老少皆知。当时济南四家有名的特务机关泺源公馆、梅花公馆、鲁仁公馆、南新公馆，也争相拉拢，聘用他为本馆特工人员。在泰安，林洪洲还由朋友关系引见，拜会了青洪帮的首领张润生，正式参加了青洪帮。青洪帮里边有伪军军官、警察局局长、保安队员、商人、普通工匠、店员……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人都在帮会旗帜下聚集一起。林洪洲认为，这对交结朋友、收集情报、掩护自己，都是有利的。日本特务机关获悉林洪洲已参加青洪帮，甚是高兴。因为日特机关原本就要千方百计地钻进青洪帮，进而控制它，为己所用。所有这一切，林洪洲都及时向王芳作了汇报，得到王芳的批准和赞许，并同意林洪洲成立自己的特工小组，吸纳部分爱国进步青年，以增强力量。当时，林洪洲和他的“特工小组”所处的斗争环境极为复杂，既要给敌人办事情，以取得敌人的信任，又要不损害我党和人民的利益，还要千方百计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尤其是敌人的重大军事动向，要不失时机地采取各种方式向上级报告。在当时的环境里，时刻都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险情，要随机应变，见机行事。为配合林洪洲的工作开展，我党不间断地为其提供不对根据地造成什么危害的各种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情报”，几次下来使日本人如获至宝，对林洪洲的能力更加佩服。同时林洪洲也为我党提供了日军的重要情况，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多次挫败了敌人的反“扫荡”行动。
潜伏期间的留影
借刀除奸 营救战友
我党利用日本人对林洪洲的信任，里应外合，曾几次解救了不幸被捕落入日军虎口的革命同志；也多次设计，处置了投降敌人、出卖同志的汉奸和叛徒。
原中共泰安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刘根明，因追求物质享受和生活作风问题，突然向驻泰安日本宪兵队队长宾川自首投降，并向敌人暴露了大量党的机密，使泰安县委的工作受到严重破坏，鲁中行署公安局副局长因此被捕牺牲。为铲除刘根明，林洪洲多次在日本人面前说“要当心共产党搞假投降，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不要轻易上当”，并亲手导演了一出戏。在集市上敌人抓住了一名八路，从其身上搜出一封刘根明投敌后写给王芳的反悔信。信送给宪兵队后，刘根明矢口否认，但经不起宪兵队的刑罚，很快就被迫“承认”是王芳派他打入内部的，并发誓要悔过自新，忠诚于大日本皇军。刘根明在日本人这里吃了苦头，有些后悔自己叛变投敌，就向王芳写了一封亲笔信，意思是误入歧途，做了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请求组织原谅。殊不知，刘根明一举一动，早在日本人监视之下，这封信随即落入宪兵队手里，刘根明最终得到了应有的可耻下场。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政治部敌工部部长武思平，一次到济南联系工作，不幸被泺源公馆的特务捕获。敌人动用了所有刑罚，他始终咬紧牙关，只说自己是军区后勤部的采购员，是来济南采购物资的，绝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面对落难的战友，林洪洲深感焦虑，他决意设法将武思平解救出去，林洪洲利用同武思平单独接触的机会，暗示武思平可假借“指认八路军人员”之名，寻机逃出虎口。于是武思平假装回心转意，愿意为日本人做事，到济南集贸市场指认八路军采购员。在林洪洲的暗中帮助下，敌人慢慢地放松了警惕，武思平找准机会乘敌人不备，迅速逃脱，顺利地回到了部队。
忍辱负重 险遭不测
反“扫荡”取得胜利后不久，林洪洲被济南宪兵队抓起来了。原来是有人告发说他不打麻将、不抽大烟、不嫖女人，像这样不吃喝嫖赌的人在特务中太少了，因此政治背景值得怀疑。还反映他经常到东都镇，同共产党鲁中军区敌工部长王芳的哥哥王春风接触，有私通八路军的嫌疑。日本宪兵非常凶残，对林洪洲先是拳打脚踢，继而用冷水灌肚，直到把他折磨得昏死过去，但林洪洲一口咬定和八路军没有任何联系。他坚信自己并没有暴露，因为自己是八路军派进来的，身份只有军区的几个首长知道，宪兵队说他“私通”八路，恰恰证明敌人并没掌握他的底细，这次被抓，仅仅是敌人的怀疑。果然，一个星期后，林洪洲被放了出来。宪兵队长山本请他喝酒，为他压惊，表示道歉，说是一场误会，希望他继续为皇军效力。此后林洪洲奉命到东都镇执行任务遇刺，差点送命，日本人对他私通八路的怀疑彻底消除了。
颇有戏剧性的是，各级组织和干部群众并不知道林洪洲是我党忠诚的情报人员，非常痛恨这个在日本人面前红得发紫的大特务、大汉奸，都想寻机杀掉他。当时泰西公安分局几次设下圈套要除掉他，都因他沉着应对，才得以死里逃生。
抗战胜利后，林洪洲回到了军区机关莱芜驻地，见到了王芳部长和军区首长，开始接受新的任务。4年多来，林洪洲受党组织指派，化名深入敌人内部，终于不辱使命，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艰巨任务。但是，家人、乡亲与大多数同志并不知道他这些年在外面都干了些什么。一次林洪洲去看望多年未见的父母亲，当时村上正在召开群众大会，人们得知汉奸、特务林洪洲回来了，愤怒地高喊“打倒叛徒林洪洲”、“打倒大特务林洪洲”，群众的拳脚劈头盖脸向他袭来。林洪洲难以辩解，只能让乡亲们相信自己，别误会，枪毙、杀头要让政府来评判。于是，林洪洲被五花大绑送到区政府，区政府的领导也不相信他说的是真情，又把他送到县政府，直到与王芳通了电话，证明林洪洲不是敌人，而是革命同志，才消除误会。待见到了久别的双亲，一开始老人不理他，看到儿子委曲的样子，父亲老泪纵横地埋怨到：你改名林洪洲，当叛徒、汉奸、大特务，让我们在乡里村中抬不起头来，你这不是给咱老祖宗丢人吗？林洪洲宽慰父亲说：党知道我的一切，儿子问心无愧。他的童养媳妻子知情后脸上也露出喜悦。
不朽人生 颐养天年
济南解放后，郭善堂曾担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的科长。从回到根据地的那一天起，他就已不再叫“林洪洲”，而将名字改回来叫“郭善堂”了。全国解放后，经组织批准改名罗国范，任北京军区保卫部部长，离休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的副军级干部。如今郭善堂已届九旬高龄，身体健康，精神矍铄。说起抗战时期的那些往事，他总是非常兴奋地说，那是他最值得回忆和品味的人生经历，一生中最高兴的是为党为人民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最痛苦的不是战争年代执行特殊任务引起自己的同志和群众的误解和受辱，而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戴上“叛徒”、“特务”、“汉奸”的帽子，接受长达七八年的关押和审查，多亏王芳同志能直接证明他的那段历史不仅是完全清白的，而且是受组织派遣，打入日寇特务机关内部，长期隐蔽，他是坚持对敌斗争的无名英雄！
《莱芜党史人物》、《中共莱芜历史人物》、《莱芜八年抗战纪实》、《天南地北山东人》等书籍资料中之所以都没有郭善堂的名字，是因为郭善堂一直从事隐蔽战线的斗争，不能讲述自己的事迹。如果不是2006年《王芳回忆录》的出版，他的事迹永远鲜为人知。但郭善堂光辉不朽、坎坷传奇的一生，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作者 王玉和 编辑 曲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