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复旦学子到抗日英雄
1914年1月，李福泽出生于山东省昌邑县火道村。李福泽的父亲是一个经营有方的工商业资本家，在烟台有不小的产业，仅房产就有二三百间，后来又到青岛发展，成了当时青岛啤酒的股东之一。
由于家境殷实再加自幼好学，李福泽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八岁上私塾，十几岁时到烟台就读，先后读完高小和初中。1932年9月他报考北平汇文中学，插班初三。在北平读书期间，他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并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5年高中毕业后，李福泽考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翌年4月因闹学潮，转入上海大厦大学经济系。在此期间，他参加了上海救国学生联合会，积极投身爱国救亡活动。
李福泽曾说，由于家庭受到一些资本主义的影响，父母对孩子们的事并不多管，因而自己的成长和家庭没有多大的关系，直至脱离家庭走上革命道路。1937年七七事变后，民族危亡日益加深，李福泽不满国民党的投降政策，决心追随共产党坚持抗战。当时他给家里发了一个电报，声称要出国留学，父亲给他汇了一笔不小的钱，他拿着钱于这年9月去了陕北。在陕西云阳，经胡乔木介绍，奔赴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同年10月学习结业后，李福泽根据组织决定返回山东，经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山东省委指派，带着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的任务回到了家乡昌邑，与县委书记张智忠接上了关系，并于当年12月由张智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李福泽积极参加抗日救国宣传活动，为武装起义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1938年1月，在中共鲁东工委书记鹿省三主持下，潍县抗日武装在潍北蔡家栏子村举行起义，宣布成立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七支队。2月5日，中共昌邑县委在瓦城举行起义，也打出了七支队的旗帜，时任昌邑县委军事部长的李福泽是这次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2月中旬，七支队潍北、昌北两部分人马在瓦城会合。4月，根据中共鲁东工委的决定，七支队与马保三领导的八支队会师，并合编成立八路军鲁东游击队指挥部，李福泽被任命为参谋长。
1938年底，七、八支队编入新成立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并于次年3月改为山东纵队第一支队，李福泽担任一团团长。同年5月，部队精简整编，团改为营，他任一营营长。同年秋，他带两个连在临朐五井村驻防，一天拂晓，突然遭到日军一个小队和400余伪军的袭击。李福泽临危不惧，机智沉着，指挥部队利用玉米地及桑园作掩护突围，占领有利地形，下午2时向敌发起反击，激战至黄昏，三营五连及时赶到，除少数日军逃跑外，其余全被歼灭。《大众日报》于1939年11月3日发表了题为《庆祝临朐大胜利》的社论，誉称五井之战“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山东抗日两年来最模范的胜利战斗”。
1940年9月，山东纵队部队进行整训和整编，鲁中区的部队为第一旅，李福泽仍任一团团长。在反顽战役中，一团担任了攻坚任务，有效地打击了敌人，恢复了北至东里店，南至王庄的广大地区。同年，他率团活动于临沂北部，拔除伪军据点十几处，开辟了以半程为中心的新区，成立了鲁中区边联县政府。1943秋，他率领一团夜袭安丘县王家沟国民党警卫团驻地，击毙国民党山东顽固派头子、第三游击纵队司令秦启荣，使莒（县）沂（水）安（丘）广大地区为我所有，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1944年底，李福泽入山东分局党校学习，参加了整风运动。
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山东军区组织野战兵团，迫使日伪军缴械投降。李福泽被任命为第三师参谋长，和政委周赤萍带两个团参加了山东军民大反攻，相继解放了博山、周村等城镇，并一度进击济南市郊区。10月，鲁中部队组建警备第三旅，李福泽被任命为旅长。不久，警三旅奉命进军东北，从龙口登船至辽东半岛。1946年2月，李福泽调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十一旅旅长，率部参加了保卫本溪、鞍山和辽阳的战斗。5月，他调任四纵队参谋长，并于11月参加了著名的新开岭战役，全歼国民党第二十五师共8000余人，俘其师长李正谊，成为东北首先歼敌的范例。1947年5月，李福泽被任命为安东（今丹东）军区副司令员。他带一个团深入敌后，统一指挥三个分区的地方武装开展斗争，先后攻克了安东、宽旬、怀仁和凤凰城，打垮了国民党在这个地区的杂牌部队。同年10月，他又回四纵队任参谋长，参加了夏、冬季攻势。
1948年9月，辽沈战役发起。四纵奉命在塔山一线担任阻击国民党军援锦战斗。作为四纵参谋长，李福泽协助纵队首长指挥部队浴血奋战，连续打退国民党七个师兵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的轮番进攻，坚守六昼夜，为东北野战军主力攻克锦州、全歼守敌创造了有利条件。战后，四纵受到东北野战军总部的嘉奖。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东北野战军主力迅速入关，参加平津战役。东北四纵（改为四十一军）作为东北野战军的先遣部队，首批入关，切断平绥路，歼灭国民党第十三军。后向张家口进军，和兄弟部队一起全歼了国民党七个师共5万余人。1949年1月，他随四十一军占领南口、西山一线，参加包围北平的战斗。北平和平解放后，四十一军入城担任卫戍任务。同年4月，四十一军奉命南下，经河南、湖北抵达湖南。10月，李福泽随军参加了衡（阳）宝（庆）战役。后向广西进军，解放桂林，俘虏国民党第七军军长李本一。
1950年10月起，李福泽先后任41军副军长、第四高级步校副校长、中南军区司令部军训处处长、作战处处长，1955年4月任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兼作战处处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7年6月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助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李福泽将军有着许多极富传奇色彩的故事，尤其在基地工作期间。下面仅举两例。
为部队要粮，却分给了老百姓。有一次，李福泽在北京见到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他那时还兼国防科委第五设计院院长，李福泽任司令员的导弹基地正归他管。刘亚楼指责朝李福泽的部队把戈壁滩的沙枣树林，毁了几十公里。回到基地调查后得知，原来是部队将沙枣叶子磨成粉，可以掺着粮食吃。李福泽在办公室提笔给上级写了一份检查报告，随后，便亲自跑到北京向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将军申请要粮食。
周总理来到中央军委会议的会场上特地为火箭部队安排粮食。不到一个月，上级通知基地派人到北京押运粮食。但专列停靠在一个荒凉的小站上加水时，遭几百名饥民蜂抢。得到电话汇报的李福泽最后面对艰难的抉择：“把剩下的粮食、干菜全都卸下来，分给当地老百姓！”“首长，这可是咱们部队的救命粮啊！”“执行命令！”说完，他挂断了电话。专列车厢打开了，剩余的粮菜分给了当地群众。若干年后，说起当时的决定，李福泽还是长叹一声，说：那是很痛苦的一个决定啊。
“西霸天”绰号的由来。凡是在原国防科委系统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特别是在基地干过的人，都知道李福泽有个绰号——“西霸天”。
关于这个绰号的由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出自江青，1974年江青有个讲话，说在国防科委系统，李福泽是谁也不敢惹、谁也惹不起的“西霸天”。另一种说法是因为李福泽有一点霸道，特别是他出任司令员以后，好多事情他说了算，对他有意见的人就给他起外号。对此，他颇不以为然，他说：“军事主官嘛，就要敢负责任，不敢说，不敢管，说了不算，还当什么主官？”
其实这两种说法，都缘于李福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些做法。“文革”初期，地方上的群众组织开始造反，有人提出了一个响亮口号“踢开党委闹革命”。基地的一些人也想效法。李福泽把领头的叫来骂了一顿：“在基地，不许胡闹。闹出事来，你们可是负不了责！”在东方红卫星发射前，北京的文化大革命也正在红火。北京搞“四大”，基地也有人要搞“四大”。李福泽对此有自己的理论——我们这里就是打卫星的，卫星打不上去，一切都扯淡。于是，有人到北京的“中央文革”接待站上访，将他的言行写信报告了北京。北京的一位领导人做了批示。说 “四大”不搞，但可以通过民主会的形式来解决。批示到达基地后，党委会上关于是否传达发生了争论，李福泽说：“为了执行好中央军委的任务，不管是谁的批示，如果不利于我们这里的头号任务，就是不能传达！”据说，不让传达上面的文件，还不止这一次。多年后李福泽接受访问时说，这种事多了，扯了龙袍是死，摔死太子也是个死，无所谓了。说到这里，他“狡猾”地一笑，基地那里，山高皇帝远嘛！
1958年2月，经中央批准，我国第一个陆上导弹试验基地开始建设。3月6日，总参谋部下达命令，驻在朝鲜的志愿军20兵团机关立即回国，参加导弹试验基地的筹建工作。4月，被称为10万大军的施工队伍浩浩荡荡开进戈壁滩，在千年沉睡的荒漠里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国防工程大会战。李福泽就在这时被选为基地领导班子成员。1958年10月，国防部批准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某训练基地，任命孙继先为司令员，栗在山为政治委员，李福泽任副司令员。1962年11月，司令员孙继先调离，李福泽任代理司令员。1970年4月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兼基地司令员。他为国防尖端科研试验部队的建设和发展，特别是为训练试验基地的创建和发展建设日夜操劳、呕心沥血，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基地初创时期，他参加组织了基地的全面建设。1960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和基地党委一班人一起，带领广大官兵自力更生、战天斗地，开荒种田、改造环境，战胜了无数艰难困苦，为部队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条件。面对我国导弹、卫星试验的崭新事业，他十分重视、关心和爱护科技干部，狠抓部队技术训练，在基地广泛开展技术学习活动，通过多种形式培训了人才，为完成试验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在祖国西北戈壁艰苦奋斗了十六个春秋，先后直接参与组织领导了地—地、地—空、空—空导弹、导弹核武器、 “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的发射等重大试验任务。李福泽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到了基地建设和试验工作上，为发展我国国防尖端技术事业做出了突出成绩，是基地导弹武器和卫星发射试验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文化大革命”中，李福泽认真贯彻中央军委关于基地不搞“四大”、坚持正面教育的指示，与各种干扰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保持了部队的稳定和试验任务的正常进行。1974年，李福泽受到“四人帮”的诬陷和残酷迫害，被长期非法审查、关押，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其家庭也无辜受到牵连。1979年1月18日，国防科委党委为李福泽做出结论，1980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予以平反，恢复名誉。10月调任广州军区顾问。
1981年5月，中央军委批准李福泽按大军区副职离休。离休后他仍然关心国家大事和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关心和支持山东老区和家乡建设，坚持学习，撰写回忆录，研究总结作战经验和几十年的领导经验，为丰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加强新时期部队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996年12月24日，李福泽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遗骨安葬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塔山。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共昌邑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大力支持，并参考了王伟波先生主编的《昌邑历史人物》一书，谨致谢意。——作者：萧然自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