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刘纯义）
我的一生是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生。为逃避荒年，从少年开始就跟着父母逃荒，被迫卖华工到东北尖山子煤矿给日本人当牛做马，弄得家破人亡。为生活所迫，我十四岁就下炭井挖煤，过着艰苦凄惨的生活。
1943年春天，我主动参加八路军，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我参加了无数次枪林弹雨的战斗，在死人堆里摸爬滚打，多次负伤，九死一生，幸存下来。同时，在残酷的战争中，我不断磨炼成长，逐步走上领导岗位。
回顾我的一生，工、农、兵、商、学、党、政、教都干过。虽然我没上过学校，没有文化，但是我刻苦学习，无论在什么岗位上我都是兢兢业业，尽职尽力，努力做好每一项工作。为新中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建设奉献了我的微薄之力，做出了贡献。
整理此文目的是为了让亲朋好友对我的一生有个全面的了解，也是为了教育后代不要忘了新中国的建立是千千万万个革命先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要后代人继承和传承老一辈不怕吃苦，不怕牺牲的坚强革命意志，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光荣传统，将革命精神传于后世。该文是葛春光同志根据我2003年写的自传《记忆中的岁月 》重新编辑整理的，着重纪录了我的革命历程。
刘纯义 二0一七年九月
一、我 的 少 年 时 代
1926年古历三月十八日，我出生在山东省滨州市（原蒲台县）小营镇团包村。团包村是我出生时的家，我的童年和少年在那里度过。
团包是我的家，但它可不是我爷爷刘景明的家，我爷爷的家原来是旧镇以北的后刘家村，后刘家村的奠基人老宗祖。据刘氏家谱记载，他们是来自诸城县刘家村，清朝阁佬刘同勋（一世），其子是乾隆朝代的宰相刘庸（二世）。据传，刘墉因在朝时主持正义，遭奸臣何申污告陷害，皇上要对刘墉满门抄斩，刘墉的孙子兄弟三人为躲避官兵追捕，逃到黄河两岸躲藏。后来，虽然刘墉平反了，他们也不回去了，我们这一支的祖先(四世)便在后刘家扎根落户，繁衍后代，我爷爷是十五世。
我爷爷六岁时，爹死娘嫁人，他这个孤苦零丁的孩子被送到团包村邱姓表舅家投亲。长大成人后在团包村成家立业繁衍生息，现在已发展成为三十多个小家，上百人口的大家族了，我是这个家族的第三代（十七世）。
我三岁时，我父（刘元堂）母（刘吕氏）被祖父母（刘房氏）赶出家门独立门户，住到柴火园子的土房里，另起炉灶，只给三市亩的活契地，连根筷子一个碗都没有，当时的吃喝全靠我姥爷（外祖父）供给。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全凭父亲给人家做长工、打短工赚钱来养家糊口，我从小就跟父母过着既穷又苦的日子。
我七、八岁就开始干活，拾粪，拾柴火，挖野菜。开春就到地里砸土坷垃、耪地等农活，十岁就给人家做小短工，其它农活我还不会做，主要是拔苗子（给高染、谷子、棉花等禾苗除草定棵），干一天挣五、六个子（铜板）。过了春播季节没小工可做了，我看到同龄伙伴，同祖兄弟去上学我就心痒眼馋，想去上学念书，可我父母穷，没钱交学费买书不让我去，他说： “ 你在家干活一不会花钱，二还有收入，等爹挣多了钱后再上学吧。” 所以，我八九岁还不认识自己的名字。
1936年，我十岁时，村北边的许王庄，冬天办一所不收费的短期小学，上午女生，下午男生，我要去报名。我父说：“ 反正冬天没什么活做，不就是半天吗，你就去吧，上午还可以拾粪、拾柴火嘛。”
开学时，学校发给每人一本初小一年级的语文、算数课本，全校只有一个老师，八十多个学生（男、女各半），半天上两堂课，其余时间就是孩子们打闹，帮老师打水做饭洗衣服。第二年春天课本还没学完，日本人来了，学校就散了。后来。四叔刘祝三有空就用树枝在地上写字叫我念，到我十三岁时我能识一两百个单字了。
1939年古历四、五月的一天，我和母亲在地里摘豆夹（角）到半晌午，天突然变成黄暗色，我和娘抬头一看，母亲说：“ 不好，是飞蝗（蚂蚱蝗虫）”。不大一会，那蚂蚱劈哩叭嗒的落到地上，多的象黄毛毯盖过了地皮，所有的庄稼上都爬满了蝗虫，象蚂蜂一样纷纷扬扬， “唰唰唰”的啃食着庄稼，还不到半下午，除了棉花大麻子杆还竖在那里，其他庄稼连叶代杆都被它吃光了。
这次天灾非常严重，面积又大，蒲台、博兴、高清等几个县的土地都绝收，几十万人遭饥荒，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饥寒交迫，饥不择食。父亲的长工被解雇，大哥的短工也无处去做，囤里又无粮, 籴粮又无钱，讨饭没有门, 野菜也没处挖, 孩子们肚子饿，就逮蚂蚱烧着吃。
不能做工，赚不到钱，可还要吃饭。刚开始，我父设法向人家弄些人家为防减年而保存多年的龌子（高粱皮）暴糠（小米皮）野菜，花种（棉花籽）充饥，没过多久连这些东西也搞不到了，地里的野菜也挖光了，到了山穷水尽，饥寒交迫的地步。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车到山前必有路”，俺家就在这走投无路的紧要关口，邱卖油郎送来了蒲台城里有招华工的喜讯。邱卖油郎姓邱名字忘了，年龄四十八九和我父亲仿佛，论亲辈他比我父小一辈。
1939年古历腊月二十一日晚边，我父坐在一棵枣树下，看太阳落山正为生活发愁，突然他听见邱卖油郎说“元堂大叔，今天我到城里去卖油（黑油即棉花籽油）听人家念日本人招华工的告示。告示上说，招一个劳力给五元钱的安家费还可以带家口，去了就有饭吃，我想去，你去不？”
我父一听，振奋的呼垃一声站起来说：“我去！这真是‘天不灾曹’啊，我们有救了。”
二十二日，我父亲和卖油郎到城里招工站报了名，我父亲报卖两个劳力他自己和我二哥（纯仁18岁），带家口三人（我母亲刘吕氏弟弟刘纯样和我），邱油郎也是报卖两劳力，他自已和长子（小名叫“牛”，17岁），不带家口。我父亲从城里回来，整理行李准备明天就走。整整一夜，我爹、娘、大哥（纯修）二哥和二叔（升堂）都没睡觉，流着眼泪叙说着难舍难分的伤心话，话别的话，除小弟纯祥在睡觉，其他人都哭得和水母鸡一样，我也是泪湿了半个枕头。
五更了，天还没亮就起程，怕天亮了爷爷奶奶知道了，拖后腿走不了了。大哥用小车推着娘，二哥拉车，十五里路赶到招工站吃早饭，送行的人也给饭吃。饭后，我父亲领出十元钱的安家费，他给我大哥五元，并嘱咐说：“ 大田（大哥的小名叫大田），你娘还积留一大半罐子的杂粮，她是准备过年用的，就在咱南屋的空粮食囤里。我再给你留下五块钱，你在家凑合着过吧（这时我大哥哭得象泪人一样）。”爹又对他说：“ 你也别难过了，咱爷儿俩今天分开，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咱都好自为知吧。”
早饭后，等不到汽车我们只好在宾蒲公路上步行，走出20华里后汽车来了，送我们的大哥看着我们上车开走他才回，中午在惠民吃饭，下午乘汽车到济南，在济南被关在一地下室三、四天说是为了等包火车皮，大年三十坐闷贯车到达天津，在天津一家商店二楼过年，过年可没扁食（水饺）吃。也算不错，初一每人发一个大白面卷和一个小米窝头。爹高兴的说： “比在家过年（指今年）好多了”。
初二我们乘火车出山海关直达目的地锦州县北票尖山子（现在叫三宝）煤矿。我一家五口被安排在矿区外一农村不到十平方米的草房里，邱油郎父子住矿区内工人集体宿舍。
到煤矿第二天，父亲和二哥就下炭井干活，他们都是农民出身，一下转到几千米深的井下到（阴间）干活即不习惯又不适应，再加水土不服前后不到一年（父亲半年，二哥一年）他俩就先后病故了。
父亲和二哥在时，我每天到锅炉旁捡一袋子（面粉袋）、煤渣卖三两毛补贴家用，对全家生活是无虑无忧的，可现在逼得我不得不考虑我娘和弟弟今后怎么生活，光靠捡煤渣卖那三两毛钱是不行的，得想办法挣大钱，多挣钱。可我能做什么呢？我还是个14岁的孩子，下炭井做工人又不够格，愁煞我了。
邻居和当地百姓可怜我，帮助给我找事做，第一件事给一吹鼓手打铛铛 （一种乐器），一天一块钱，就是这一次。接着第二件事，我隔壁邻居贾大爷手被砸伤，不能上工，要我替他几天，一天九毛现金由我领，一天九毛比我拾煤渣强多了。
第一天下井的工地，还是我二哥在的那个工地，二头子是高义大叔。还没开始干活，高义见我是孩子，便问：“小兄弟是替老贾来的吧。” 我答：是的。
“ 你那么小来下井，爹娘放心吗？” 他问。
我含着眼泪说，“ 俺爹、哥两劳力都死了，我娘和弟弟也得吃饭啊，没办法呀。”
“ 你叫什么名子？”
“ 我姓刘，名纯义。”
“ 哎呀！我班上原先有个刘纯仁是你……？”
我流着眼泪说“ 他是俺哥，他死了。”
“ 工友们：”高义指着我说：这位小兄弟是刘纯仁兄弟的弟弟，这么小就下井，谁也不能拿他当‘ 白脸’，（新工人叫白脸），还要请大伙多加关照。”
替贾大爷干了七天，光拿钱没干活，都是恩人高义大叔照顾我，他估计贾大爷快上工了，提前两三天就给我找了个空名额。这个人叫于金水，单身汉，40来岁，他抽大烟扎吗啡整年没上工了，顶他的名上工，一天现金5毛，半个月领工资，如出满勤的话半个月可领15.60元。
顶空名上工，我不能象替贾大爷那样光靠人照护了，得抢着，学着干活，开始抢干轻便易做的活，慢慢抢做较重和复杂活，带有技术性的活。在二头子高义大叔的帮助和调教下，半年我就成了一名精通各个工种的煤炭工人了。干了还不到一年，那个没死的于金水突然冒出来上工了。他上工我也不能失业，高义大叔出主意，要我去北票考正式工人。
到北票去考过三次，第一次说我16岁年龄不够退回来，第二次我虚报上两岁（18）年龄过关了，又说我体重不够退回来，第三次我再去两个小腿肚子上各绑上一个斤吧重的沙袋（穿棉裤盖着）再考行了，各项指标合格，我这个刚16岁的孩子变成正式煤炭工人了，高大叔又把我要到他工地上。
自从替贾大爷下炭井干活的第一天开始，每班（三班倒）上班我娘总是提心吊胆坐在炕上念着老天保佑等我安全回来，可怜的天下父母心啊，我母亲也认为我已长大，能挣钱不但养家糊口，还有了节余，她不那么愁了，准备在这里过一辈子。
1940年古历八月的一天，矿里传来了一张“运骨”的合同传单，就是把死人骨头给运回老家去，一个死人的骨头十元。我爹才死了一年半尸体还没烂透，我娘怕今后没有这个机会，要我花十元钱把爹的骨头捡起出来，打成包裹，写上运到我家的地址和收人姓名，送到火车站，花十元和人家订了合同，把爹的骨头寄走后，紧接着向家写信给小叔。告诉他到那里去接，接后怎么处理。
我写的信一到家，我奶奶大哭，并说：“死的人回来了，我还有大儿媳妇和两个孙子还没来，十个手指头咬咬那个都痛（她有十个孙子）不行，你们（指我二叔、四叔）去给我接回来。”
八月的一个晚上，我吃过晚饭穿上工作服正准备上夜班时，我家四叔突然来临，要接我娘儿三回家。我叔考虑煤矿花那么多钱把工人招来是不会轻意放人的，所以他给我写一个请假条要回家娶媳妇，结婚后半个月就回的报告，当晚写好第二天去劳务系请假。
劳务糸办请假手续的是个男性日本人，他看了我的报告，即不看我，也不言语，我叔见状，马上拿二块银元丢在他面前，那个日本人见钱眼开，二话没说从抽屉里拿出大印向我的报告上一盖，还笑嘻嘻地把报告丢了出来，阿弥陀佛，真没想到这么顺利。
我叔怕“夜长梦多”出意外，当天下午就走，谁也没说，连恩人高义大叔都没来的及去说，雇一辆马车到北票乘火车回家了，坐在火车里，叔说：“原来咱家一年的收入就不够全家一年交裹（不够吃）的，现在又添你们三口，我得设法增加收入啊。”
在济南住了三天，叔找同学，（我村二号财主）李绍孟（他在济南二大马路私人开康复医院）资助（半借半助）买一套弹压棉花的机器，回家开弹压棉花厂赚钱养家糊口。
叔接我娘儿三到家就不单独过了，住在大北屋里和爷爷奶奶叔婶一家十几口在一个锅吃饭和睦相处，其乐融融。（未校对未经后人许可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