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逃婚入伍“小县长”不当，当大兵
1942年冬天，我从东北回到家，我家迅速开办起了弹压棉花厂，生意兴隆，热火朝天，我四叔又是乡长（白皮红心）从表面看我家是团包新掘起大家庭，很受羡慕，所以来给我提亲的媒人应接不暇。
一天下午我正在登压车扎棉花，媒人闫锡庆叔来我家贴号（就是女方的生辰八字）。他走后，在弹绒子的二婶说：风啊（我的小名）你锡庆叔给你找着媳妇了，咱家得卖牛卖地了，你可得好好干哪。”
我从小就有个怪（坏）脾气，不吃屈，听不得不顺耳的话，我一听到二婶的话，我的心都快蹦出来了，我堂堂一个小伙子怎能让家里为我找媳妇而卖牛卖地呢，我得离家出走当八路去。当天晚上，我没吃饭就去找邱星东大哥，他早跟我说过要去当八路，我把来意和他一说，他说：“什么时候走？”我说：“现在就走。”他说好：“你在我家等着，我再去叫上饭误（邱星极）、跟洲（杨庆祥）。”叫收梁（陈某）时，他正在和好娘推磨来不了。我们四人都到齐正要走时，我家三弟刘纯斋来找我了。糟糕，暂时走不了，咋办？稍坐一会，跟洲使了个“调虎离山计”，他到天井里转一下回屋，对纯斋说：“晋田（纯斋小名）你奶奶在哎哎的叫你呢，你还不赶快回家。”
纯斋一走，我们四人拔腿就跑。就四、五里的路，通过小营据点的封锁线，到达高庙李家村李乡长家（他是红心白皮，八路的联络站），他给我们煮了挂面烩火烧，吃饱后，我们按李乡长指的八路驻地向盐陀村摸黑走去，天亮到达蒲台县人民政府警卫队当了八路，
我入伍三天后，我四叔得知我在蒲台县人民政府警卫队当了八路，给县长刘铭三写了封信，信的大意是请县长对我严加管教。县长想把这封信念给我听，他让警卫员邱桂林到队里去叫我，邱桂林带着我往县长住处走，走到县长的大门口时邱先进门去了。这时，我后边来一位给县长送信的，我对那人说，正好我到县长那里去，我把信带给他。那送信的走后，拿过信封一看，信封面上写着，“刘县长，铭三爹同志收”。看后，我感怪有意思的，便微微笑起来，但没笑出声来。走到县长屋门口，我喊了声报告，进去把信递给邱桂林。他问我，你笑什么？我指了指信，他看了看信封也微笑着把信递给县长，县长接过信一看，使问我，小刘，你识字?我没答只是哼哼一声，可刘县长却认为我识字，很机灵，对我产生了好影响。
1944年5月份，警卫队徐队长要调回部队（他是建队时借来的），提拔县长的警卫员邱桂林当队长，县长指名叫我跟他当警卫员。两三个月后，刘县长调惠民行署当邮电局长，县长由民政科长傅光汉同志继任，我就成了傅县长的警卫员。人们都把县长的警卫员叫“小县长”或“跟腚狗”，我背着盒子枪整天跟在县长后头，很神气。人称我是“小县长”。一干就是二年多。
到1946年2月，有一天晚上, 为了一句狗屁不值的玩笑话, 我耍小孩子脾气，睹气跟傅光汉县长闹翻了脸，离开县长去经商、抗枪、当兵打仗。現在回想起当时情景，当时我是多么的幼稚，多么的可笑。事情经过是这样的：那天，县长犯感冒躺在炕上休息。晚上，秘书科长陈仁泉同志(博兴县杨家枣行人)来看他。县长见陈科长来了，客气地坐了起来。 我怕他着凉，就把我睡的被子给他围在背后, 胸前又给他搭上一床缴获日本鬼子的黄色军毯。 他二人在谈话的时候，我在一旁待候。以往，首长谈话我是从来不吭声的，这次我就憋不住了，可不是接话，而是傻笑。因为我们住的屋里贴着一张打倒“蒋、宋、孔、陈”的宣传画，画上的孔祥熙肚皮大大的，手里还提着个皮箱，表示他很有钱。我瞧县长围着那条军毯，枕头旁边又正好放着个留声机盒子, 坐在那儿很象画上的孔祥熙。我越琢磨越象, 使我不知不觉的笑了起来。
陈科长见我在那里自个自地傻笑，问我：“小刘，你笑什么？”
我把嘴凑到陈科长的耳边，手指着县长背后墙上的画子对他说：“你看，傅县长象不象画上的孔祥熙？”陈科长看了看画子，又看了看县长，他也哈哈大笑起来。
县长见我俩交头接耳, 又敞怀大笑, 他问道: “老陈啊，你俩笑个啥?”
陈科长指着那张画子对他说：“傅县长，你坐在那里真象画上的孔祥熙。” 付县长扭头看一下那幅画也哈哈大笑起来。
不大一会，陈科长走了，我赶忙扶县长躺下，他一边向被窝里抽溜, 一边板起脸孔很严肃地训责我说:“今后若有人在这里说话, 你给我滚出去, 不准在屋胡闹。”
虽说这是县长对我头一次发火, 但是我还是吃不消，耍起了犟脾气。把县长的头重重地往枕头上一放, 说:“滚就滚。”说完拔腿就跑。县长忙喊:“小刘、小刘。”
“哼!”老子不干了，不听你那一套。我的犟脾气一上来，什么也不顾了。
陈科长闻信来劝我，我不听，县长的妻子来劝我，我也不回头。我委屈地对陈科长说：“连句开玩笑的话都不能说，跟着他没意思。我吃了称坨铁了心了，谁说也没用，请你另行分配工作吧。”
付县长苦笑了一会儿，显得很无奈, 知道我的牛脾气上来了谁也没办法，只得决定让饲养员小张跟他当警卫员。答应另给我安排工作。
让我干什么工作呢？ 当干部不合格, 再回警卫队当战士也不合适, 最后决定让我到浦台县城新成立的电话所给负责人邱润汉当助手。邱润汉给我五元渤海银行钞票作本钱, 让我做生意“以钱生钱”， 供应保障全所十多个人的吃喝。因本钱太少, 作不了大买卖, 我就在北关路西(电话所对门)开了个烟酒店，从所里找一个员工当店员，我还兼任采购员。谁知，烟酒店开张没几天, 县政府决定电话所向北镇搬迁，与一区区公所同住一个大院，同吃一个司务处，撤消北关小店。让我到区办的一家菜馆的空房子里办了一个五色纸厂，目的还是赚钱养活 “二个所” 的人。我即是老板，又是工人，整天和工人在一起印“红、黄、兰、绿、黑 ”的宣传品，弄得浑身上下红花绿沫。当时我干劲十足，想干出一番事业来。可是，纸厂办起来不久我又不想干了。原因是：一天陈科长来一区视察，他对我说：“小刘啊，有人把你告了。”
“告我什么?”我惊讶的问。
陈科长说：“有人反映你出去采购时到街上大吃大喝。”
“放屁！”我一下子跳起来。“我没黑没夜辛辛苦苦地工作，没想到，没得个好，到落了个不是！”
陈科长说：“没有就好。我和县长都了解你。你可不要往心里记，好好干吧。”
我能好好干吗? 凭白无故的污告人，我岂能和这种造谣生事的人在一起做事吗？ 老子不干了！要干就去穿军装当个真的八路。我就这么任性，当天下午，我就去找县大队了。还没走到大队部，途中碰到二连连长，都是老熟人。連长姓李，是个老红军，高个削瘦，操一口四川腔。他详细地询问过我的经历及来意之后便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 给我穿上军装，叫我到三排九班当战士。我头一次穿军装，非常开心。想不到, 就在当天晚上，班长就让我陪一个老兵站岗。叫我站岗？我还没从“小县长”的角色里走出来。我恼火了，对班长说：“嘿嘿，让我站岗？我还从来没站过岗呢! 要么，别人给我站岗还差不多。我来你们这里当兵可以，站岗我可不干。”
班长说我是特殊兵带不了，当时就把我送回连部。李连长听了班长的诉说后，很生气地对我说：“当兵不站岗，我还没听说过。你这么不听话，我可要告诉大队长了。”
“大队长怎么了？ 就是杨国大（分区司令，我给县长跟班时常和他见面）来了，他也不会让我去站岗。大队长是谁？我才不怕呢。”
“大队长就是付光汉县长啊。他兼任我们县大队的大队长。你不知道？”
我想：这真是冤家路窄呀！我想离开他，偏又到他的手下当兵。不行，我得离他远远的，另找地方去。但是，我还没说。连长见我不言语就对班长说：“小刘原先是咱付大队长的警卫员，是块好材料，你先带回班去，这几天先不要给他安排岗哨，有什么问题以后再说。”
班长扭头就走, 我跟他出了连部。我们俩一个比一个牛， 他一不看我, 二不理我，我也不理睬他，匆匆忙忙地往回走。而我呢, 出了连部不远就与他来了个背道而驰，趁机向西南方向走去, 不知不觉地走进了黄河委员会警卫连的连部 。
连长是个小白脸，很英俊，很精干，二十四、五岁，外方人。他听了我说的经历, 不仅收留了我, 还封我到二排当五班班长。我很高兴，这样一晃两三个月过去了。
古历七八月间, 县大队调我们排去沾化县剿匪。我问连长：“为什么县大队要来调警卫连的人呢？” 连长说：“二排是警卫连，建连时向县大队借来的, 这次调回去就不一定回得来了。如果你想回去，你可以在剿匪后另跳一个部门,再来我们连。 他们就要不走了。” 我们排跟县大队一连到沾化县境内在高梁地里狼窜了两三天, 结果一个土匪毛都没碰上。部队个个累的筋疲力尽'' ，坐下就爬不起来。
我这个“小县长”更是着急，我又怕回不了警卫连，回到县大队还要受县长管辖。 我正在忧豫着要跳窗口挪窝时, 我的心思被我班战士刘革名、刘文学 (西徐家人) 两位同志看破了。刘革名说他表哥在高宛县大队当連长, 到他那里去定有好差事，咱们到他那里当兵怎么样？我们三人一拍即合, 说妥后就把枪枝弹药丢在高梁地边现眼处, 就不告而別了。见路向西南走，百八十里地又徒手轻装，行走如飞, 天不亮我们就赶到浦台东关刘大嫂 (排长妻，游家集人、外号水长虫、意思是人长像得俊、走路姿势好看)住处, 她让房东拿好饭招待了我们。第二天在她家歇息一天，晚上和她四人同炕。睡到下半夜, 我们才告别排长妻向高宛而去。
到达高宛某庄找到刘革名的表哥。他的样子很官僚对我们三人也不热情，把刘革名留在连部，也不说干什么，官不官，兵不兵的让他吃闲饭，把我和刘文学都分配到九班里当兵。就这样。我当了三个月的班长就这样没有了。我想：只要离开付县长远些就行, 我真想在这里大干一场，混出个人样来。
正当我要安下心争取进步时, 到十一月份又碰上我们的主力部队打下邹平, 消灭了国民党交通纵队。高宛县大队去晚了只接收了一批俘虏看管，为躲避敌人的轰炸，部队进行疏散，部队撤到离我家三公里的小营村, 当时我的思想并没多想，我站了头班岗回来，女房东问我：“小同志，你是哪里的人啊？”
“我是团包店人。”
“是团包店的娃啥, 谁家的孩子？”
“姓刘，俺娘的孩子。”
“呵呵，你这孩子真有意思。”她笑了笑说：“团包不就是一家姓刘吗? 刘祝三你可知道?”
“他是俺叔。”
“噢，原来是你呀！我听你叔说过。你不是给付县长跟班当“小县长”吗? 怎么当起大兵来了?”
这下可把我羞煞了, 顿时涨的满脸通红, 不知怎样回答才好。这晚，我一夜不得入睡，思想象做贼一样的害怕，怕被熟人看见丢人，又怕被叔(我叔就在小营工作)看到嘱咐我。想来想去，忽然决定走。对！去找主力部队去，离家远远的，让谁都看不见摸不着。
第二天清早，全连集合押着俘虏到小营东南角一眼井上洗刷。哨兵都是几米远一个单行排开, 我的旁边是刘文学，我挨过去对他说：“哎，听说八路军主力部队在旧镇，我想去找主力部队升级，当个真正的八路军。你去吗？”
他说：“我一开始就不想在这儿干，听刘革名的话还有什么好。走，咱这就走。” 我二人把武器丢在就地, 迅速地钻进了庄稼稞, 背着太阳向西，朝旧镇方向而去, 十多里路赶九点多就到旧镇了 。
赶到旧镇一看，我们就傻眼了, 这里哪有大部队呀，连一个兵毛都看不见。经打听老乡说部队已经开拔了。眼看中午已到, 两餐没吃肚饿腹空, 身上分文没有，买饭又没钱，要饭吃又怕给八路丢脸。肚子饿的很难受，到村东头的井上, 扒过人家挑水的杓咕嘟咕嘟地喝了个饱, 躺在井沿上发难，共同思考该怎么办？
那还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追呗。过了晌午，我们俩开始朝老乡指点的东南方向追去。追到三点多钟，我们就追上85团二营供给员张以华(后转业苏州市、任建设局长、现己离休)同志押的两辆大车(牛车)。张对我们的行动产生了怀疑，以为我们俩是开小差的，他心想：“开小差应是背道而弛，向后走，他怎么向前走呢？执行任务为啥只有二个人而又不带武器呢？”
所以，他试探性地盘问：“两位小同志，你们是哪部份的？到哪里去？干啥啊？”
我说：“高宛县大队的。”
“你们怎么只有二个人？到这儿来干啥?”
“我们是找主力部队自动升级来的。”
“升级到哪个部队呀? ”
“我们会骑马, 到骑兵连当骑兵。”
“骑兵连里有熟人? ”
“没有。”
我这一答, 张断定我俩是没有目标的瞎撞，他就想收拢我们。他热情地说：“小同志，我们是同路，快上车吧！我俩上了车, 拉过一床被子盖了盖腿, 张从口袋兜子里拿出两个火烧说：“饿了吧？” 我还没等张说完，拿过火烧来就啃, 象“抓自虎”一样出尽了洋相。张见我噎的直伸脖子，就把行军壶递给我，我和刘文学边吃边听张讲。他说：“如果你俩骑兵连没熟人，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去。当骑兵很辛苦，骑在马上行一天军，腿痛腚痛的连炕都上不去, 还得铡草喂马, 冻天那铡刀把凉的要命，冒估阵地一抓， 那手和刀把实不得冻成一块。我不是吓唬你们，这是真的。我看你们到俺营去吧，俺营的兵大部份都是咱这块的人，你们去了说不定还会碰上亲戚熟人呢。”
刘文学不会骑马，他听了张的话，立即表示同意跟他去。我虽愿意当骑兵爱骑马，因我和刘文学是从沾化一起来的，就得一块行动，情同手足就不愿分开。所以，我只好顺从于他，答应和他一起跟张以华去他的营。
晚上九点钟跟张到达营部驻地。张向营首长报告：“我在路上捡到两个兵。” 营长姓赵，大高个，教导员姓郑名自修，坐在堂屋的八仙桌两旁的圈椅上，招呼道：“哦？哪有兵可捡的，说说看这是咋回事？”
听以华说他在路上“捡”了两个兵，我实在憋不住心头之火，还没等张回话，我就抢在前头说：“我们是自动找大部队升级来的，不是擦腚的土坷垃、砖头什么东西的可以捡的。你(指张)有本事再去捡两个看看。”
张以华同志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不是我捡来的，是坐我押的牛车拉来的。” 说完笑嘻嘻的走了。
营长、教导员详细地询问了我们的情况和来历，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我说没有什么要求，只要不把我们当成开小差就行。教导员说：“你们又没回过家，昨天在那里，今天在这里，这当然不是开小差，想找主力部队升级是好事，可问题是你们不是有组织的行动。这叫自由主义。不过，不碍事，不会影响你们的伍龄。” 他让管理员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双袜子，就让通信员把我们俩送到六连。
六连长吴传正把三排长石保谦叫来，把我俩交给他。石排长就把我俩带到他的住地, 我被分到七班, 刘文学在八班。 就这样, 我升级成了一名真正的八路军战士, 走上自己理想的岗位。（未校对未经后人许可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