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皖玲怀念父亲李如沆

皖玲 发表于2015-03-13 17:14:50
    我的父亲李如沆去世时,我才5岁,小妹才几个月大。父亲的样貌,我们尚未记清,无法感知父亲,了解父亲的过去。我依稀记得父亲高大英俊,有一次他送我上幼稚园时的情景。长大后,常听母亲和我讲起父亲在红色革命老区山东省金乡县早期参加革命和抗击日寇的事情。
    如今,我也步入花甲之年。在父亲百年诞辰之际,我翻开父亲亲笔记录着他早期投身革命和在湖西地区八年抗战事迹的笔记本片段,阅读与父亲一起在金乡浴血抗战的老战友们写的追忆父亲抗战事迹的亲笔信,还有老母亲口述父亲抗战事迹…… 我感慨万千!此刻更加怀念父亲,以崇敬骄傲的心情,追寻父亲的英雄足迹,来敬仰革命先烈,祭奠慰籍父亲的在天之灵。
    我的父亲李如沆1915年春出生于山东省金乡县鸡黍乡牛李庄(南李村)贫苦的农民家庭。牛李庄是个穷村,父亲家只有一点田地,全家6口人食不果腹。当时农家办丧喜事,干草烧大锅,爷爷手艺好,去给人家烧大锅分得点食物带给家人。
    因为家境贫穷,农家子弟生活艰难,父亲直到十来岁,都没有读上书。后经爷爷找堂哥讨来学费,父亲考入金乡第一小学,1930年毕业。1931年,考入金乡师范讲习所就学,1933年毕业。穷人家的孩子,学习勤奋,学业优秀。父亲在小学当班长,在师范讲习所时时任级长,得到老师的奖励。父亲多才多艺,会拉胡琴,京剧唱的好。人也长的英俊,浓眉大眼。
    父亲有一个哥哥二个姐姐,哥哥早年参加革命,后病亡,大姐早年去世。母亲说,父亲的二姐,我的二姑李桂芝在金乡参加游击队抵抗日军时,被日本鬼子抓捕,鬼子把老百姓逼到现场,把二姑绑在树上,用日本军刀,先从乳房开始,然后四肢,一刀刀割剮。二姑一直大声痛骂,直到血喷流干,牺牲的场面非常惨烈。家人和老乡为她收尸时,用高粱杆将散落一地的尸片,挑起放入席子里掩埋了。当时金乡的小学课本上,有一课叫“英雄李桂芝”。母亲说,奶奶在父亲幼时就去世了。我未见过我的爷爷、奶奶和叔叔、姑姑。
    母亲说,父亲参加革命较早,在父亲的带领下,他的兄弟姐妹十来个人都在抗战前后参加了革命工作:堂哥如英,后任中共安徽宿州专员;堂弟如刚,抗大学习,在湖西参加抗日斗争,任金乡县委军事部长,解放后任山东省合作总社主任;堂弟如健,辽宁省煤炭厅厅长;堂弟李鹏,海南省军区司令…… 父亲的亲属中,有数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父亲在金乡师范讲习所就学时,受讲习所陈松谷老师进步思想影响,1933年就随陈松谷老师参加地下党活动。与后任金乡地委书记的翟子超是同学,两人在学校经常交谈革命理想。
    父亲师范讲所毕业后,1934年任金乡第一高小教员。与翟子超、秦和珍(后任山东省委书记)同校同事。
    父亲1934-1935年以高小教员的公开身份与翟子超、秦和珍在金乡进行革命活动。与翟子超、秦和珍共同组织了金乡青年读书会,创办《大众吼声》进步刊物。
    父亲1936年11月在金乡康桥由秦和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月,父亲与翟子超、秦和珍、郭耕夫和周义程这5名党员共同建立了金乡县第一个中共党支部——中共金乡县第一高小支部。
    1937年“七七”事变后,父亲即在金乡县进行抗日宣传,建立抗日组织,组织抗日游击队武装。
    1937年-1938年任苏鲁人民抗日义勇军二总队第十三大队政治战士(如指导员)、金乡县委情报科长、巡视员。
    1939年-1941年任苏鲁豫区党委湖西金乡工作团指导员、支部书记、情报科长。
    1941年-1943年任区党委特派第三区金乡县、单县、钜南县交界处任游击队长、乡长。
     1943年-1944年任区党委政工部金乡站外勤干事。
    1944年-1946年在金會县、单县任区长、游击队长、单县武委会副主任(副县级)。
    1946年到冀鲁豫区党委党校学习并任支部书记。
    1947年后,任冀鲁豫区党委南下干部队中队长(正县级)、鹿亳太边区县政府(河南省鹿邑县、安徽亳县、太和县)、亳县民主县政府、亳县人民政府县长,兼县大队大队长(部队)、阜阳专署处长、亳县人民政府县长。
    1953年,调离亳县,到华东局高级党校学习,并担任安徽组副组长。
    1954,到安徽合肥和寿县工作,副厅级。
   1958逝世,被安徽省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我怀着尊敬的心情,阅读这些资料,听母亲慢慢回忆父亲的革命往事,从中我了解到,父亲李如沆自幼疾恶反动势力,在金乡县第一高小读书时,就曾领队游行示威,反对民愤很大的国民党县大队大队付。进行地下革命活动时,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他机智勇敢,曾数次在城内闹市区把传单贴在处理问题的警察身上。与翟子超、秦和珍共同在金乡第一高小组织了“金乡青年教员学生读书会”,创办并出版了《大众呼声》。鼓动教师罢课。亲自带领教员去国民党县党部请愿。
    父亲是中国共产党在金乡地下发展的第一个党员。“七七”事变爆发,即与翟子超、秦和珍、耿荆山等同志在金乡县开展抗日宣传,到农家和农民促膝谈心,了解他们的疾苦,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在亲朋好友中进行串联,揭露国民党政府假抗日的嘴脸。组织抗日力量,组织起“抗日救国会”,“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农民救国会”等抗日组织。
    1938年春,父亲与翟子超、秦和珍即又动员、收集、巧夺国民党杂牌军队的枪支,组织抗日游击队。父亲将本村地主的枪支动员出4支参加了游击队。母亲说,有一次,父亲和周冠五与国民党二十九师的士兵打篮球,耿荆山和秦和珍将排班长引开,巧妙夺得20多条汉阳造新枪。6月底,父亲与翟子超、秦和珍等党员联合青年学生及农民300多人队伍,60多条枪,组织起抗日游击队。后经鲁西南特委决定,并入苏鲁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二总队,编为第十三大队。父亲任十三大队政治战士(如指导员)。
    母亲说,父亲积极参与组织县委和抗日民主县政府,在金乡鸡黍乡牛李庄(南李村)我父亲的家中召开了县建政的预备会议。
    父亲在抗日战争期间,一直在对敌斗争的第一线,出入敌营摸情况,安插内线,搜集情报,营救被捕同志和领导干部,为金乡县开展对敌斗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1939年,湖西进行错误的肃托,父亲被捆绑了五天五夜,不给吃喝,差点死去,直到上级和李又元同志快马加鞭来将其救出。
    父亲1941年以后,一直在敌占区工作,在游击战中出生入死,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40年后,正是冀鲁豫地区抗日根据地进入最困难的时期。日寇、伪军、顽军(国民党军队)互相勾结,对金乡抗日根据地频繁进行拉网、合围大扫荡,日军所到之处,残暴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大部分地区被破坏、蚕食,沦我为敌占区。地处第三区的金乡县、单县、钜南县交界处的东门乡,被敌人搞垮了,数月之中无得力干部派去。此处是我湖西地区的要害地区,金单公路从此处穿过,是湖西通往鲁西南的要道,敌我争夺激烈的地区,也是金乡县开辟革命斗争最早、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最多的地区。敌人极端仇恨,对我采用毒辣的手段进行扫荡,清剿,牺牲惨重。
    敌人占领后,挖封锁沟纵横,沿公路日寇占领,筑碉堡林立,路边的鸡黍镇筑碉堡方城。日、伪、顽肆意杀、掠、残害百姓。我大部队已经不能活动,主要采取小部队夜间进行活动。湖西区党委决定,不惜代价恢复東门乡,但因东门乡地处对敌斗争的第一线,敌情复杂,斗争艰险,无得力干部派往,这时父亲在县委任情报科长,他早期在地下党时就在这一带进行革命活动,是本乡人,地形、情况熟悉,群众基础好,于是经反复挑选,上级选定了父亲担此重任。
    父亲为了人民的利益,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坚决服从组织决定,1941年2月,只身一人进入被三种敌人严密控制的東门乡,白天隐蔽在庄稼地里、老坟头、破庙的神龛里,夜间进行动员串联组织工作,工作非常危险,敌人日伪顽和土匪,都千方百计想捉拿父亲,父亲常常是一夜换几个地方。母亲说,父亲那时是脑袋别在腰上开展工作,上午脑袋还在,下午脑袋可能就掉了。父亲随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的。多次险境,都因父亲人熟地熟,机智灵活,敌人未能得逞。有一次,遭敌人追捕,父亲没有地方躲藏,有一座破庙,父亲急中生智,跑到庙里,脱了上衣,盘腿坐在上面神龛上,因为父亲身胖脸圆,敌人进庙未认出,转了一圈,撤走了,因此躲过了敌人的追杀。由此,老百姓称父亲为打鬼子的佛爷。
    经过担任乡长的父亲带领同志们的艰苦细致的工作,慢慢地从白色恐怖中唤醒了人们群众,组织起抗日游击队、联庄队,村村有武装,挖了抗日沟。在1941年重新建立了乡政府。自有武装后,更加残酷,父亲每天都打仗,有时一天打几仗,常常是这边打败了从碉堡出来扫荡的日本鬼子、汉奸队,转移地方时又遇顽军,再打。黑夜打,白天也要打,有时一天打几仗,打一仗转移一个地方,神出鬼没,常常一天数迁住地。
    父亲机智勇敢,多谋善战,作战勇敢,会打仗,善打麻雀战,作战往往取胜。后来打得日、伪、顽很怕李乡长,缩在碉堡里不敢出来,東门乡基本上成了有敌人,无敌区,在敌人眼皮底下的村庄,都向我靠拢,向我乡政府交公粮。大灭敌人的志气,大长了我们的威风。在当地李乡长的威名大振,父亲是湖西区出了名的“麻雀战”司令。
    父亲还同时对敌人开展政治攻势,经常对敌人讲形势,讲政策,分化瓦解敌人,争取力量,消弱敌方力量。父亲在做敌伪工作的时候,也很艰险,他经常乘机出没敌营摸情况,搞情报,掌握敌人动态,敌人的重大变化和增减人员都有人向他报告。金乡县的县长李剑波同志在敌人扫荡时负伤被敌人抓去,关在县城大牢里,父亲通过敌伪工作关系,让敌人从牢里送出来交给我们。父亲出色的敌伪工作,为恢复东门乡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为党做出了贡献。
    1944年,上级党委根据金乡敌情的变化,提出敌进我进,向敌人纵深发展的战略方针,展开反碉堡斗争。在我抗日军、干、民齐参战的强大军事、政治攻势的压力下,敌人反动气焰低落,缩在碉堡里不敢出来,但碉堡仍控制着公路,这时我军有一支队伍执行紧急任务,途经金乡,不能通过,在无好办法的情况下,上级领导考虑我父亲多年做敌工,他在敌营内有力量,决定由父亲去喊开碉堡。父亲不顾生命危险,毫不犹豫,坚决服从,奔向碉堡开展喊话,通过政治攻势,他一天喊开敌人三个中队,二十多里路的九座碉堡,使执行任务的部队安全通过了封锁沟。同时没费一枪一弹收缴了敌人三个中队300余人的武装,搞掉敌人三个中队,立了大功,抗日战争的胜利又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当年,上级要求扩大地区,金曹县委决定派父亲去敌人占领的胡楼区,利用手中掌握的伪军中的工作关系开展工作,占领地区。父亲任胡楼区区长,游击队长。当时正值蝗虫蔓延,对农作物危害极大,他一面发动群众,一面动员住在该地区的伪军,伪组织人员,在抗日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一起行动灭蝗。由父亲指挥,人民群众为主,穿黄军装的伪军参加的灭蝗队伍,经过几天几夜的奋战,彻底消灭了蝗虫,保证了农作物的丰收,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一行动影响很大,当地群众称赞说“抗日政府不仅能带领我们打鬼子,还能指挥伪军为我们除害咧。”
    1947年,刘邓大军南下时,父亲随部队南下,到新区县工作。先后任冀鲁豫区党委南下干部队中队长(正县级)、鹿亳太边区县政府(河南省鹿邑县、安徽亳县、太和县)、亳县民主县政府、亳县人民政府县长,兼县大队大队长(部队)。全国解放后,父亲任阜阳专署处长、亳县人民政府县长。后调入安徽省会合肥。
    父亲对党忠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年代,为党的事业赴汤蹈火,从不顾生命危险,在建设时期,为革命事业呕心沥血,为革命鞠躬尽瘁。尤其在东门乡的几年恶劣、严酷的环境里,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东门乡对敌斗争的艰险劳累,有时一天打好几仗,一天转移几个居住地,夜间还要深入地区去开展工作,经常吃不上饭,睡不了觉。有时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一连几天躲在高粱地里,没有东西吃,以高粱杆充饥,平时多是吃豆面,得了严重的胃病。后来父亲一直带病工作并作出了优异的成绩,被评为省先进工作者。父亲李如沆为革命奋斗终生,被省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父亲是抗战英雄,我们永远的骄傲!
    父辈先烈的英雄事迹,后代永远铭记!  
    李 皖 玲2015年1月14日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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