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党新闻宣传战线上的一位出色的战士。他从1927年入党后，以主要精力从事党的新闻宣传工作。抗战以前，他曾几次办报;抗战以后，他先后担任晋冀豫区党委机关报《中国人报》社长、《新华日报》华北版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并兼管《大众日报》的工作。他还担任过党政军其他重要职务，但每个时期的革命活动，都跟新闻宣传工作分不开。
一
李竹如同志是山东利津县人，生于1905年1月5日。他在家乡读了小学，1922年至1925年在惠民第四中学读初中。李竹如在这里开始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初中毕业后，李竹如到南京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附中读高中。后因学校一度停办，他到济南进了正谊中学。1927年春，李竹如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和正谊中学的进步同学集资创办了油印的《竞进》周报，从此开始了作为一个革命宣传家的生涯。
1928年“五·三”惨案后，李竹如回到家乡利津县发动群众，公开提出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后在反动派追捕下，他不得不二次去南京。在南京，他考进中央大学。在那里，他刻苦地攻读了马克思、列宁的一些著作。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在“九·一八”以后掀起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他曾担任我党在中央大学地下党支部的书记。后因南京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他暂时到济南第一乡村师范任教。
当时，他准备一面教书，一面办一个报纸。报纸定名为《今报》，报社的牌子写好后还没挂出去，国民党在济南大肆逮捕进步学生，查禁进步报刊，《今报》不能出版，他在济南也无法隐蔽，又转到山东平原第五乡师任教。
李竹如教书期间进行了多种宣传活动。他利用上农村经济学课，给学生讲《资本论》;并在学校中组织读书会，引导学生阅读马克思、列宁的书。他还多次组织学生排演富有革命内容的戏剧。
在平原站住脚跟后，他又去济南开辟了另一个阵地——同友人一起创办了《新亚日报》。报纸创办之日，李竹如在《新亚日报》筹备处的大墙上，贴了四个大字：“大众喉舌”。
这个报纸创办之初，确曾是大众的喉舌。虽然挂名的社长是国民党员，实际办报的却是李竹如和他在原正谊中学的一些同学。李竹如负责《新亚日报》的副刊。他既教课，又当编辑和撰稿人，经常往返于济南、平原之间。后来他放弃教书，专去编报。《新亚日报》在读者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报社内部发生了分化。在国民党反动势力的逼迫下，李竹如不得不离开山东，于1936年夏天到了上海。
在上海文化界一些朋友的支持下，李竹如在法租界租了一间旧式的底层统厢房，办起了四开铅印的《文化报》。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为该报题了报头。李竹如担任主编。报社除一名做事务工作的雇员外，其他都是早年入党的知识分子。其中有曾在1928年入党的娄凝先，1935年入党的高清元（李光灿）。《文化报》驻北平的通讯员，是1926年入党的边帅之（边伯明）。别看编辑部的房子小，人手少，他们办的却是一份向全国十几个省发行的报纸。当时在上海的艾思奇、周文、夏征农等同志都和《文化报》有联系，并为该报撰写稿件。为了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出报，李竹如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几乎每期报纸都有他写的社论、评论。在国民党书报检查制度下，《文化报》经常被迫“开天窗”，但它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接着于“八·一三”进攻上海。《文化报》无法再办下去了，李竹如离开上海，奔赴延安。他几乎没带什么行装，却带了一筒蜡纸，一块钢板，几支铁笔。在敌机轰炸下，铁路、公路断了，他便步行。途中，他把中共中央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油印成传单，沿途散发。他途经江苏、安徽、河南，进入山西。
1938年，在晋东南，刘、邓率领的一二九师将他留下工作，他担任了晋冀豫区党委机关报——《中国人报》的社长。在战争环境下，报纸的纸张来源、印刷、发行都有许多困难。《中国人报》先是油印，又改石印， 1938年11月1日起改为铅印。朱德总司令和北方局的领导同志曾亲到报社表示祝贺。李竹如同志要求报纸办得生动活泼、语言通俗，把话说到人民大众心里去。李竹如同志除经常自己写稿外，还担负了全部审稿和部分改稿任务，每期报纸稿件都经他审阅付印。
1939年1月1日，《中国人报》社与《新华日报》的一部分同志合并，出版《新华日报》（华北版），李竹如担任副总编辑。不久，他又调到朱瑞同志领导创办的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任编辑部长，组织出版了《辩证法唯物论》、《论持久战浅说》等书籍。在他主持下，与张磐石等同志创办了反映抗日根据地军民斗争生活的综合性刊物《抗战生活》。
二
1939年5月，由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的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部、政治部机关奉命开赴山东。北方局调李竹如到一纵队担任政治部民运部长。
1940年2月20日在延安成立各界宪政促进会，毛泽东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演说。与此同时，在解放区普遍开展了宪政促进运动，进行宪政的宣传，为在抗日根据地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作舆论准备。李竹如是山东宪政促进会筹备会的发起人之一，并具体负责筹备工作。2月10日《大众日报》发表了他写的专论《开展宪政运动的准备工作》，他指出，促成省县参议会的实现，与促成区乡村各级政权彻底民选，应成为宪政运动的一部分。在2月22日召开的山东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李竹如和徐向前、朱瑞、陈光、罗荣恒、郭洪涛、张经武、黎玉、肖华、杨勇等同志被选为执委，他还被选为常委。在3月2日的第一次常委会上，李竹如被选为组织部长。宪政促进会的一些经常性工作，主要由他来抓。
1940年2月，李竹如在《大众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普遍召集县区乡参议会，建立宪政基础》的专论。文中讲到，要以参议会为当地最高权力机关，由参议会组织各级政府。这是针对当时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极力反对我党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发的。这些意见，与毛泽东于 3月6日写的一个党内指示的精神是一致的。在这个指示中，中央肯定了在河北、山西、山东等地召集参议会、选举新政权的重要意义。
1940年7月，山东党政军负责人和山东各地区选派的代表共三百余人，举行盛会，复选国大代表，成立山东省参议会，成立山东抗日民主政府——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成立山东各界救亡群众组织。这是一次联合大会，李竹如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具体负责大会的组织工作，并在会上作了《战斗中的山东人民》的长篇报告。他当选为山东省参议会的参议员和驻会议员，随后又被选为参议会的秘书长，负责参议会的日常工作。他还当选为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的委员和山东文化界救亡协会的会长。在他主持下，山东文化界救亡协会曾把战地国民教育问题，以及在山东如何开展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问题，作为自己致力推进的重大课题。李竹如就这些问题在报纸上写过许多文章。
1942年，党在全山东，首先在滨海地区发动了减租减息运动，李竹如同志这时担任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的秘书长。为搞好减租减息工作，到他牺牲前夕，他还在农村作调查，到哪里都与群众打成一片。
三
1940年春开始，他担任了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并兼任大众日报社管委会主任（社长），还担任“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山东分会的理事长。当时报社工作人员多是年轻人，缺少办报工作经验，李竹如认真抓了编辑记者队伍的建设和报纸的改进。在1939年到1942年的《大众日报》上，登载了李竹如署名的许多文章。这些文章，有的是他在沂蒙山区农家的油灯下完成的，有的是在凛冽寒风中呵开冻笔写就的。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保持着亲自执笔写文章的习惯。《大众日报》上有不少重要社论、评论，是由他执笔写的。
他强调宣传工作的计划性、主动性。在日常生活中，他给人们做出榜样，除了有总的计划外，每天早上他都交代下面的同志，今天要办几件事，一二三四都记下来，到晚上就检查每件事做得怎么样。他常常参加《大众日报》的社务会议，过问报社的各项工作。对于各种情况总是问得很细，如果你的回答含糊，或模棱两可，他会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他那种认真、严谨的工作作风，给当时在宣传部和报社工作的同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为了提高报社工作人员的思想、政策水平、他经常给大家作学习辅导。他领导下的《大众日报》社，成为一个卓有成效的为党培养干部的学校，许多编辑、记者后来都担负了重要领导职务。
1940年9月1日，李竹如为纪念“九·一”记者节发表了《光荣的历史与光荣的任务》一文，文中强调：历史上从来没有无立场的报纸，也从来没有无立场的新闻记者——新闻记者应站在抗战和进步的立场上，接受党的领导，担负起光荣的时代责任。他不但亲自领导《大众日报》的工作，而且非常关心山东各地的报刊工作。他在分局宣传部中指定专人负责阅读各地的报纸，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指导。
处在游击战争环境下，报社的编辑部和印刷厂得三天两头搬家。李竹如作为管理委员会主任，不仅亲自过问编辑方针、报道计划，而且亲自过问报纸的排字、印刷以及报纸的发行、传递，他常到排字工人中了解工作情况。当时延安《解放日报》发行到山东，有时在路上要费时八个月。《大众日报》在山东出版，却要一个月后才能发到临沭县小学。李竹如经常为此感到焦心，想方设法改进报纸的发行和传递，甚至连邮递员需要增发雨衣和过河穿的水裤，他都想到了。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终于使报纸在战争环境下能比较及时地送到群众手上。
在艰苦的战争年月，李竹如在组织山东根据地干部进行理论学习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要求宣传干部要成为学习的模范，他派干部下去工作时，总是同时交代出发期间学习的任务。当时分局曾要求干部每天坚持两小时学习。在敌人频繁扫荡的紧张环境中，李竹如具体组织和指导干部进行了《联共（布）党史》和《新民主主义论》等学习。为了培养教育干部，山东分局办了党校，李竹如常常去党校和以前的抗大一分校讲课。他讲课紧密联系实际，生动活动，饶有风趣，受到大家称赞。
1942年秋末冬初，日本侵略者在山东实行大规模“扫荡”。当时，山东党政军首脑机关都驻在滨海。为了缩小目标。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留在原地，省军区和省政府（战工会）由滨海向鲁中转移。11月2日拂晓前，向鲁中转移的机关和部队北过沂水后，突然发现敌情，立即向南撤退。当接近对崮峪时，已是早晨八、九点钟，还没有吃早饭，战斗就打响了。我军抢占了对崮峪，与敌对阵。八千余敌人从四面包围，将我军压制在东西长约一里，南北不过半里的山头上，敌人集中火力向我阵地密集扫射、轰击。在这种情况下，从黎玉、王建安、江华等领导同志到军区、政府机关干部，都行动起来，投入战斗。李竹如长期做党政工作，不熟悉军事，但他在战斗中表现得沉着、勇敢、毫不畏惧。中午，在战斗的间隙，他还谈笑自若地鼓动大家：坚持到天黑，一定会胜利突围。午后，数倍于我的敌人向我发起一次比一次猛烈的攻击。我方弹药打光，便用刺刀、石头与敌人拼杀，连续打退敌人八次进攻，一直坚守到黄昏。天黑后我军开始突围，李竹如被一颗子弹击中了头部，壮烈牺牲。
李竹如牺牲的消息，给山东人民带来了极大的悲痛。第二年的5月4 日，山东各界举行了追悼大会。《大众日报》头版发表了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纪念李竹如同志，开展山东民主文化工作》的悼文。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追悼大会的消息。
（据《大众日报回忆录》刊载的黎玉、陈沂、刘导生、姚仲明、朱则民等同志的回忆文章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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