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叔侄初次见面目睹国军生活
我在舅老爷家跟祖父和婶母住了两天，祖父和婶母就商定，由婶母带我去安徽固镇见我叔父。我们娘儿俩到了固镇的一户人家，原来这一家是我老家本村的自家兄弟爷们，他是好多年前逃荒到这儿定居的。主人叫张德仲，一家有好几口人，他立即派他家人到部队找我叔父送信。我婶母就与张德仲一家人闲聊。等了好长时间，就听到外边有人跑步过来了。我第一眼见到来人就把我吓了一跳，原来他长得竟然与我父亲非常相似，中等个头，微胖的体型，圆圆的脸，笔挺的身，头戴有国民党青天白日十二角星帽徽的军官帽，身穿黄绿色的呢子军官服，脚穿黑色皮鞋，煞是威风！他微笑着向我婶母致意，我婶母立即站起身来，我也站了起来。婶母给我介绍说：“这就是你叔叔。”又跟我叔父说：“这就是侄儿小三。”我叔父一把把我拉到怀里摸着我的头说：“好！好！你来得好！你们来得好！”又说：“我们部队很忙，你先跟你婶婶在这儿住下，我办完公务再来陪你们，我们好好聊聊，我很想知道我们家乡和我们家庭的情况。”说完便匆匆的走了。
我们在固镇住了一些日子，叔父每天安排好工作，办完公务大都回来与我们一起吃住，我向他介绍了我们家乡和家庭遭难的情况，他听了后表情非常凝重，心情莫测。长出了一口气说：“国共战争打了这么多年，国家遭殃，百姓遭殃，是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可悲的是，我们一家人阴差阳错，鬼使神差地分成了两派，更痛心的是你父亲也因此而付出了生命，真是不幸，实乃罪过！”叔父沉寂了一会儿又说：“你大哥在共军里是做无线电报通讯的，我们还是同行呢。”
在固镇的这些日子里，叔父也带我们到部队里听京剧，看电影，这都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他们部队有京剧团，天天在戏园子里演唱。我听到的有《借东风》、《打渔刹家》、《四郎探母》、《武家坡》、《苏三起解》等。虽然我当时已是四年级的学生了，但起初我连一句也听不懂，只听到唱得声音又尖又细又长，只是表演的动作与我们家乡的豫剧、山东梆子等有点相仿。可喜的是我叔父竟然会唱好多出京剧，他经常教我唱，并且一字一句给我讲解戏词。因而我也就会唱许多京剧段落，唱错了的，叔父就给我纠正。这样我便喜欢起京剧来，直至今日牢记不忘，经常哼唱。
看电影更是我好奇的事。那时放的是黑白无声电影，而且大都是外国片子。黑白片看不见人物的肤色和衣服、物件的颜色，只见屏幕上一个个大鼻子的男女在做一些活动，但就是听不到声音。吃饭不用筷子，用的是刀叉。听说是美国片子。我确实感到很奇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在固镇住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有一件事是非常有趣的。有一次我们在家闲聊，张德仲突然说，他邻居有一个女孩年龄与我差不多，长得很漂亮又聪明，要把她给我介绍做媳妇，并且拿出照片。我虽然很害羞，但还是看了一下，只见这小女孩圆圆的脸，大眼睛，双眼皮，扎着两个小辫儿，确实长得不错。后来我还见到了她，但心里想，我这么小说什么媳妇？故当时就没表态，再加上叔婶也不感兴趣，也就作罢了。
有一天，叔父对我们说，军队要调防，要叔母带我到徐州去，于是我们俩人便回徐州住了。叔婶怕我耽误学业，就安排我到徐州北关一所学校上了一段时间的学。
一天我放学回家，看到有一个军人在我家，婶母对我说：“你叔父现住在徐州东面的八义集，派徐班长来接我娘俩儿过去。”我一听非常高兴，我们三人便坐火车到了八义集。这时不是住在居民家，而是直接与部队住在了一起。也就在这时我才目睹了我叔父所在国民党军队的生活、活动等状况。
我叔父部队住的地方院子很大，房子很多，一排一排的，还有篮球架和体育场，可能是所学校。院里院外停放着许多吉普车、黑色小轿车、挎斗摩托车和黄绿色军用大卡车，还拴着许多骡马。徐班长带我们住进了一所房子里，然后到隔壁房子里叫出了我叔父。见了面，叔父说：“现在战事吃紧，不过最近还没什么问题，你们就在这儿住几天。”说罢就又回到他工作的房子里。
我婶母不大出屋，而我们住在这儿什么事也没有，我就到院里和各屋里转转看看。我先到叔父工作的屋里，我一看有那么多的仪器、电话，许多人在那里嘀嘀哒哒收发电报、接电话、打电话，一片忙碌。只听到某司令、某军长、某师长、某团长，说些什么我也不太懂，反正是打仗的事。这时我才知道，原来他们是通讯连。都管我叔父叫连长。叔父告诉我这里是指挥部，有高级军官，不要我乱跑，我点头答应。但心里好奇，总想到处看看。其实我是小孩，别人认为我是哪位军官的孩子，再说他们都很忙，根本就没人管我。大院里的军队是每天吹号起床，吹号上操，吹号吃饭，吹号集合，吹号熄灯，士兵集体吃饭，军官吃小灶。还搞训练、跑步等，喊“一二三四”，稍有差错就受到惩罚，打嘴巴。
有一次我到院里玩耍，看到远处有打人的，我走近一看，有一个人光着上身被五花大绑着，旁边站着一排十多个人，轮流用皮带和马鞭抽打，打得他身上一条条，一道道，鲜血直流。那人像杀猪一样嚎叫：“不敢了！不敢了！”声音越
来越弱，一会便不叫喊了，头垂了下去。这时候一个人就用水桶往他头上、脸上、身上猛泼，很快他就苏醒过来。就这样打了浇，浇了打好几次方才罢休。然后把他丢在那里，那些打人的士兵便排着队走了，我也走了，不知那人后来咋样了，好可怜呢！听说打的原因是那人想当逃兵。
我经常见到一些大官，进出坐小轿车，下车有保镖。有的跟三五个保镖，有的跟着十几个保镖。保镖有的挎着手枪，有的背着冲锋枪，好吓人的。听说都是军长、师长什么的，至于是什么军长，什么师长我也记不清了。
大约是在1948年的9月下旬，天气有些凉了。风吹得树叶沙沙作响，很多还飘落在地上，小草也发黄枯萎了。这时还远远听到枪炮声，军队的气氛也很紧张。叔父对婶母说：“仗要打到这里来了，你们回徐州吧，部队还不知到哪里去，你们跟着一是不方便；二是很危险，再说老父亲也得有人照顾。这样吧，我仍派徐班长送你们回去。”于是我们三人便坐火车回到徐州我舅老爷家祖父的住处，并向祖父说了回来的原因和情况。徐班长说，他得立即回部队，部队可能要调动，不然就赶不上了。我听徐班长要走，就坚决要跟他回去，同叔父在一起。由于我态度坚决，祖父和婶母终于同意我跟徐班长回部队。
这时的徐州有点乱的样子，人们步行匆匆，慌慌张张。
当天下午徐班长带我坐上了运货的往东开的平板火车。火车出了车站，正因为坐的是平板车，所以对四周看得非常清楚。看到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牵牲口的，背包袱的，大车小辆沿铁路两旁往徐州涌，而且越往东人越多，成千上万的人吵闹着、拥挤着。车轮滚滚，尘土飞扬，这些逃难的人群形成一股人流的海洋。
非常奇怪的是，火车却不停地往东开。在铁路两旁还看到了往徐州撤退的军队，还有车马炮，一直往徐州行走。这时徐班长对我说：“小三，可能我们的部队也往徐州撤了，我们注意看着点。”刚说过，就见徐班长站起身来，朝铁路南边挥手大喊：“我们的部队！我们的部队！张连长！……”只见下边许多人也挥手喊：“徐班长！徐班长！”这样一闪而过了。徐班长问我：“你看到张连长了吗？”我说：“我看见许多人叫喊着招手，怎么没看见我叔呀！”他说：“不管你看没看见，我反正看见了，等车停了，我们马上回头追赶部队！”
这样一来，我恨不得立即下车。但奇怪的是，越想下车车越不停。到了傍晚，火车不知在一个什么车站慢慢要停了，没等车停稳我便跳了下来，一下子摔在石子上，我便“哎哟”一声，摔得好疼！徐班长说：“你急什么？火车这不是停下来了，摔坏了怎么办？！”他赶快下了车把我拉起来，问我：“怎么样？能走路吗？”我试了试，虽然很疼，但能走路，便说：“没事，赶快找我叔吧！”于是我们便回头沿着铁路往西走。
这里我想简单的介绍一下徐班长其人。徐班长，我忘记了他的名字，大家都称他徐班长，我也这样叫他，他是山东人（我也忘记了他是山东什么地方的人），三十多岁，中等偏高的个头，四方脸，皮肤稍黑，身体强壮，机敏过人，说话、做事很有军人气派，已有十几年的军龄了，他在许多部队当过兵，是一个老兵油子，也叫兵滑子、兵混混。打仗伤不着他，他一看形势不妙，就遛之大吉，再到别的部队去干，好多次都是这样。正因为如此，他从未受过伤，也未被俘过，当然也当不上什么官。由于他会左右逢源，能说会道，很会办事，又会通讯技术，特别精通当兵之术，故无论到哪个部队都喜欢他，欢迎他。不过他跟着我叔父干的得时间是最长的了。他对我叔父也很好，我叔父也很器重他。我叔父之所以没有提拔他当排长，是因为怕他哪一天打起仗来他再逃跑了，向上不好交待。
天黑下来了，而且越来越黑，除了偶尔能看到远处有几个闪闪烁烁的灯光外，其余基本上看不到什么东西。铁路上的枕木和石子使我们很难走路，我们只能慢慢地，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着往前走。听着远处的枪炮声和铁路两旁人群的吵杂声，真是一片凄凉的景况。正走着，看到铁路两边有很高的黑乎乎的东西，走近仔细一看，一摸，原来是一座铁路桥的钢架。再仔细一听，桥下有流水的声音，透过枕木空隙能隐隐约约看到河水在流。我们骑在铁轨上，手扶着铁轨，战战兢兢地一个枕木，一个枕木往前挪，往前摸，摸一个爬一个。原来这枕木下都是空着的，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害怕极了。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大批往徐州逃难的人马、车辆不在铁路上走，就是因为这铁路桥上不但人无法走，尤其是车辆、牲畜根本过不去。
过了桥我们继续往西走，我是既累，而且又饿又困，实在不愿再走了，就想躺在铁路上睡觉。徐班长就鼓励我说：“打起精神来走，前面就到了村庄，到那里有吃有喝还可以睡大觉。”无奈，我只好半睁半闭着眼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徐班长忽然惊喜的说：“小三你看，前面有村庄了！”我就朝着前方路北的方向看，果然黑乎乎的一片，像是个村庄。我立即来了精神，加快步伐直奔村庄而去。再往前走，已经可以朦朦胧胧的辨别村庄里的房子和树木了，很快来到了一个路口，弯腰往下看去，这条路往南越过铁路，往北直通庄里。首先看到的是靠路东边一户人家，简易的大门朝北。徐班长说：“不住这里，这里是小户人家，我们
往里找个大户人家吃住。”再往北走了五六十米远，看见了一个大门。到了门前先闻到了一股油膝味儿，近看，原来大门是刚用黑油漆刷过，而且还贴着喜对子。一推，大门紧闭。徐班长就用脚狠踢大门，大声喊道：“开门！开门！快开门！”可里边没有回音。徐班长再踢再喊：“他妈的！怎么还不开门？”就听到里面有低声说话的声音（大概是安排家人，特别是女人们躲起来），徐班长声音刚落，就听有一个人放高了点声音说：“谁呀？来啦，来啦。”开了门，见是一位老者，五六十岁的样子。忙说：“是老总，不，是长官，请屋里坐。”进了院，我不经心地看了一下，这家院里有西屋两间，大门旁南屋两间（可能是饲养牲畜的），东屋两间（大概是厨房），北屋正房三间，可能是瓦房。正房门开着，正中桌上放了一盏煤油灯。看样子是一家比较富裕的农民。那老者领我们到了正房里，往两边看很黑，什么也看不见。徐班长说：“我们今晚要住在这里，端灯到西间看看。”老者端灯到了西间，我们看了一下，有一张床，一张桌，一个柜什么的，有点乱，条件不大好。又端灯到东间看，看到一位老太太和几个年轻女子都挤在了床上，浑身发抖，不敢说话，只是两只眼睛直盯着我们（但未见其他男人，可能是怕抓兵跑了）。徐班长说：“这里不怎么样，再到那边西屋里看看”。老者非常犹豫，胆怯地说：“那屋就别看了。”徐班长说：“别啰嗦，要看！”老者无奈，端着灯到了西屋门口，西屋门还锁着。老者回头喊：“孩他娘，快拿新房钥匙来。”老太太送来钥匙递给了老者开了门。进门后，用灯照着一看，果然是刚结婚的新房。里面摆放着新厨、新柜、新桌椅，床也是新的，墙上围着圈席，床上铺着新褥单，上面整齐的放着叠好的新被子。徐班长满意的说：“我们就住在这里了。”老者哀求地说：“这是我儿子刚结婚的新房，儿媳妇也在家，你们住在这里，她到哪里去呀？请您行行好，住在堂屋西间行吗？”徐班长呵叱说：“不行！我们就住在这里！你们赶快给我们做饭，我们都饿了，要做好吃的。”又对我说：“小三，你先在这儿睡觉，饭好了我喊你吃饭。”我困得睁不开眼，就和衣倒头睡在了床上，徐班长给我脱了鞋，盖上被子，我就立即入梦乡了。
我正在睡得很香甜的时候，就听徐班长喊：“小三快起来吃饭！”我实在不愿起，便揉着眼说：“我要睡觉。”他说：“起来，吃过饭再睡。”他一边说一边拉我坐起来，从桌上端起碗递给我说：“吃吧，吃饱接着睡。”我睁开眼，接过碗一看，嘿！原来是白面条，里面还有荷包鸡蛋，香油，葱花，好香啊！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半睁着眼，一气吃了三碗。徐班长说：“吃饱了吗？”我说：“吃饱了。”倒头又睡着了。又在我正睡得好的时候，徐班长推着我说：“小三快
起来，天亮了，赶快找部队张连长去。”我睁开眼一看，果然天大亮了，我也不知他是在哪里睡的。我赶忙起了床，简单洗了把脸，我们俩人就走出了大门往南去。
当走到昨晚看到的路东那户人家时，听到里面有许多人在说话。徐班长说：“走，我们过去看看。”到了这家大门前，见这家大门关着。徐班长大声喊：“开门！开门！”就听里面有人答话：“他妈的，什么人叫唤？”说着，就开了门。我一看，也是一个军人。就见那人快步直奔徐班长，张开两臂，互相拥抱，说：“哎呀，徐班长，我的好兄弟，快进来！”徐班长高兴地说：“真想不到原来是你呀！”到了院里，看到许多军人正在烧带秧的花生，毕毕剥剥作响。那人说：“快来吃烧花生。”又问徐班长，“你们怎么会到这里来？怎么没在部队？”于是徐班长就把我们来到这儿的原因和经过告诉了他，并指着我介绍说：“这是张连长的侄子，也算公子吧。”他们又谈了一些从前在一起和分别后的情况。这时我才知道，原来他们以前是在一起当过兵后来才分开的。他们一边吃花生，一边交谈，我也一边吃花生一边听他们说话。他们又谈到目前的战局，大概的内容是，东北已被共军全部占领了，济南也被共军攻破了，王耀武殉国了，共军正在南下，国军节节败退。现正在新保安一带与黄（伯韬）兵团激战，蒋委员长和刘（峙）总司令命令邱（清泉）、孙（元良）兵团增援受阻，黄（伯韬）兵团向徐州撤退中被共军围困在碾庄，“剿总”命令邱（清泉）、孙（元良）、李（弥）兵团固守徐州等。说完话，不由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每个人的嘴、脸都是黑的，再一看手也是黑地。他们不由的几乎同时一个动作——你指指我，我指指你，“啊”了一声，便都会心地大笑起来。我也看着好笑，便也跟着笑了起来。“快快洗！快快洗！”几个人都在说。徐班长对我说：“我们也赶快洗，好抓紧赶路。”
徐班长与他们道了一声“保重！”然后我们就继续沿铁路往西走。除了铁路两旁有大批的往徐州逃难的人流外，部队同样也是很多的，而且铁路上也有军人来回走动。我们放慢了脚步，遇见往回来的军人就向他们打听我们的部队在哪里。直到中午，看到前面路北有一个大村庄（记不得村庄名字）。徐班长说：“我们的部队可能就住在这里。”走近村庄，见到这个村庄南面住房大部分建在平地上，北面好像是一座很低的小山，山坡上面也有不少人家。还看到部队正在修工事，有的已经修好，有的正在修建着。我们走进了村庄，但见村庄的正中间有一座高门楼的大院。门外停放着许多吉普车、黑色小轿车、挎斗摩托车等，还拴着许多骡马。徐班长高兴地说：“就是这里了。”
这个大院门两旁有两名士兵站岗，徐班长跟他们打了个招呼，就领着我进去了。进了大门一看，院子不小，四面都有房子，是一个清一色青砖青瓦房的四合院。听到两面几个屋里有乱糟糟的接打电话声，有哇啦哇啦摇马达声（该村没有电，故用人工摇马达发电，收发电报），有嘀嘀哒哒收发电报声，一片紧张气氛。看样子正房住的就是高级军官了。
徐班长带我直奔东屋的电报房，果然见到了我叔父。他说了一句“你们找到啦，走吧！”徐班长就留下工作，叔父就带我到了院西北角不远的一户人家的正房（我看到这户人现都住在东屋），说：“你就住在这里，我安排好工作回来也住这儿。”叔父就匆匆忙忙走了。
我们在这里住了好几天，叔父一有空就来，夜里也经常来睡，他不大说打仗的事，但却将他本人的经历断断续续地讲了一些。我也真没想到叔父的经历竟是那么曲折和复杂！
我家在高曾祖父之时家境是颇优裕的，后因战争频仍，社会动荡，景况随之衰落下来，直至祖父时仅宅地数亩，草房数间，遇上灾荒之年甚至连饭也吃不上。祖父母生二子二女，我父亲为长，叔父排行二。那时家乡常闹灾荒，确实吃不上饭了，我16岁的叔父便毅然离家外出逃命，谁知这一走就是20多年，而且音信皆无，更何况那时社会是连年兵荒马乱的，家人当然认为他已不在人世了。但我叔父非常坚强，而且混得还不错。他离家时正是军阀混战的时候，各个军阀都在招兵买马，因此兵是最好当的，所以当兵是他的首选。他曾先后跟吴佩孚、孙传芳、冯玉祥等的军队干过，后来蒋介石把各个军阀打垮或收编，他又当了国民党的兵。1942年他曾跟杜聿明、孙立人率领的中国抗日远征军赴缅甸作战。他告诉我说，他当了20多年兵，经历的战争无数，生命危险也无数次，由于他机智灵活，经验丰富，所以逃过了一个个灾难。他对战场、形势、发展的观察和分析以及逃避所采取的方法和措施无疑都是正确的，就连敌我的枪声远近、进攻败退掌握得一清二楚，甚至根据炮弹飞行的声音躲过炮弹的轰炸。然而最使他难以捉摸的是在缅甸战场上了。在缅甸对日作战时，美国史迪威将军是总指挥，还有英国的军队，中国有杜聿明、孙立人率领的军队和程潜率领的军队。那里简直是活地狱。在热带森林里根本就无法可走，再加上蚊虫、毒蛇、瘴气、饥饿等，光是这些的侵害就死了无数官兵。当然，最终还是因当时日军的强大和远征军司令官掌握的情报不准确，以及指挥失误而惨遭失败。远征军丢下了十几万具尸体败退回国，我叔父幸免于难，可谓九死一生。
我叔父离家时并不识字，然而他勤奋好学，意志坚强，已经达到了中学文化程度。他尤其酷爱通讯知识，掌握精通无线电和电话通讯，因而不论他在哪个部队里，团部、师部、直到后来的军部、司令部绝大多数是当的通讯兵，而且从班长升到通讯连长。
有一天，部队又往西撤到徐州东郊的一个医院里驻下。这个医院也不小，有平房，也有楼房，但就是没有一个医生和病人，住的全是军人，那些医生和病人不是因打仗逃走了，就是被军队赶走了。叔父把电话总机、电话等安放在平房里，士兵立即忙着拉电话线开始工作。我被安排在隔壁的一个房间里住下。屋里有四张用白漆漆过的铁床，还能手摇升降。我感到很好玩，一个一个地升起落下，摇了好多次。最使我高兴的是，在窗台上看到了一只马蹄钟表，像个碗口大小，我拿起来晃了晃“咔咔”走几下就停了。看见背面有旋钮，拧了几下便“咔咔”不停地走起来。可知道，这是我从来未见过的玩艺，有趣极了。
在这住了好些天。叔父除了工作外就与我说话，还教我识字读文章。我记得当时他教我的文章是《总理遗嘱》和《三民主义》等，我至今还能背上几句。有一次他教我人类的“类”字，那时我虽然已是三四年级的学生了，但还真不认识这个“类”字。他怕我记不住，就用笔在“类”字旁画了一根两头弯弯下垂的扁担，他说：“你看扁担都累（类）弯了。”现在觉得很可笑，但这个办法挺灵的，在我一生所认识的数千个字中，恐怕这个“类”字是记得最牢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