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月，八路军ll5师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率师直属队及343旅686团(杨勇任团长兼政委)等部(代号东进支队)，奉命由晋西进入鲁西地区。3月1日来到鄄城，2日到达鄄城七区的轩楼、状元张楼，4日首战郓城西北樊坝，歼伪军刘玉胜一个团，开辟了运河以西郓城、鄄城一带地区。杨勇率686团第3营，留在运西地区，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扩充部队。七月间，在部队迅速发展的基础上，成立了ll5师独立旅，其所辖的第二团(匡斌任团长，张国华任政委，也称七支队)常在郓、鄄交界处活动。
在抗日战争岁月里 鄄城县第一支人民武装的建立
1939年2月，八路军ll5师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率师直属队及343旅686团(杨勇任团长兼政委)等部(代号东进支队)，奉命由晋西进入鲁西地区。3月1日来到鄄城，2日到达鄄城七区的轩楼、状元张楼，4日首战郓城西北樊坝，歼伪军刘玉胜一个团，开辟了运河以西郓城、鄄城一带地区。杨勇率686团第3营，留在运西地区，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扩充部队。七月间，在部队迅速发展的基础上，成立了ll5师独立旅，其所辖的第二团(匡斌任团长，张国华任政委，也称七支队)常在郓、鄄交界处活动。
1939年9月，中共鄄城县委成立，刘传朋任县委统战部长。县委成立后决定，由刘传朋和郭克同志负责，迅速组建一支抗日武装。
当时，从行政区域上讲，鄄城属濮县，但国民党政府在鄄城住着。政权仍在国民党手里。县委一般只能在鄄北一带秘密活动。经过筹备，39年10月，队伍在郓城县聂场村成立(因当时二团在聂场驻扎)。叫做“七支队濮县第二抗日基干大队”(因当时在黄河以北已有一支濮县的抗日队伍)。
大队成立那天。到聂场村集合的人有葛楼村的刘昆甫、许超、皇甫振松、刘传斋，陈刘庄的陈之夫（陈传信)、吴笑山（吴道春)，十三庄的董自力等。李黄庄的李云川(李贵章)也因走亲戚到了聂场。当时一共有5支单打一枪，5排子弹；两颗手榴弹和一把小手枪，由郭克任大队长，刘传朋任教导员。
起初，既无重要武器装备，又没有战斗经验，唯恐被敌人吃掉，基干大队就决定跟着七支队活动。活动的范围在鄄城的东北角，郓城的西北角，大渚潭、汤垓、曾楼、张楼一带。七支队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有时也到鄄城附近的鸭子王庄、杨屯、魏庄一些地方。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动员枪支，扩大抗日武装力量。为了活动方便，基干大队就要求七支队多在鄄城境内活动。以后他们就开到张殿住，基干大队就住在阎庄。这样活动枪支，动员人参加基干大队就方便多了。住了将近20天，其间，党员边运民家的枪(三八大盖)、边鲁吉家的枪都拿出来了。这时人、枪都多了些，增加到2、30人，l0余支枪，称之为一中队，由陈之夫任中队长，吴笑山任指导员。
1939年11月间，七支队去郓城活动，基干大队就留在鄄城单独活动。对共产党所组织的抗日力量，国民党县政府百般刁难，在政治上进行打击，军事上给以威胁，经济上设下层层关卡，基干大队在乡村吃的饭，本应凭条抵却国税。但他们却宣布无用。这样在人事不熟的村庄活动，吃饭就有了困难，所以都是找些亲戚朋友关系的村庄去活动。首先住到陈刘庄，刘传朋岳父家，中队长陈之夫，指导员吴笑山的家都在这个村上。在陈留庄，吃粮没问题，站岗又安全，住了两三天，就有几个人参了军。又活动到常庄，常庄的吴西山是刘传朋的熟人，动员参了军，因吴很积极，委托他当了大队副。在这里通过吴西山和村长盛金福又活动了四五支钢枪。郭克活动了一支匣子枪。这些枪都是地主的，本来地主的枪是不愿交给基干大队的，但因国民党区部以抗日的名义搞训练，谁家有枪，就得出人带枪参加训练，这样地主就有顾虑了。这时基干大队就发起宣传动员的攻势，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基干大队是抗日的，把枪交给基干大队就是抗日，有人的出人，有枪的出枪，所以常庄的枪一下子交给了基干大队。
不久，又活动到鄄西，住在金庄。地下党员张子久在孙汪带着10多支枪的武装，利用会道门做工作，基干大队就利用他的名义扩大队伍。他推荐了张楼的张起带枪一支来当大队副。在这里住了两天，接着就到了王破楼，那里有地下党员王坦斋。他是刘传朋的老师，又是刘传朋叔叔刘昆甫的仁兄弟，在他的帮助下，住了数日，活动了几支枪支，壮大了武装力量。后来又到了鄄南白集，刘传朋在集上讲了话，宣传抗战救国。号召广大爱国青年，踊跃参军参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卫祖国，保卫家乡。在这里扩充了一班人，吸收霍兆佛为大队副(霍是郭克同志的熟人，曾参加过赶走国民党濮县县长宁春林的活动)。基干大队无论走到哪里，群众纪律很好，处处和群众打成一片，帮助群众挑水扫院子。基干大队的三个宣传员陈华锋、李德达、王忠荣，手提着石灰水小桶，每到一地都忙着刷写标语，领着队员唱歌，搞抗日宣传活动。在各种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队员们精神焕发，斗志昂扬。到1939年底，基干大队已增加到近70人，30支枪。
春节将到，基干大队从白集到了富春东北角范庄，住了两、三天，就又回到了鄄北八里辛桥，在这里准备过年。这时，常庄的村长盛金福找刘传朋诉苦，他说：“基干大队离开鄄北期间，国民党区长刘梦兆对拿走枪支十分恼火，把我叫到区公所打了两个耳光子。”当即，刘传朋找刘梦兆讲理：“我们是七支队匡司令的人，是抗日的，枪交给我们是不是抗日?”刘梦兆说：“是抗日。”“那你为什么反对把枪交给我们?反对把枪交给我们就是反对抗日”。刘梦兆无言以对。
1940年1月，蒋介石积极反共，制造磨擦。国民党39集团军(即国民党石友三部)开始进攻。郓城县国民党县长张培修收交游击队的枪，活埋积极分子，反共活动十分猖狂。七支队就和张培修打了一仗。这次，基干大队的任务是在刘庄保卫医院。部队准备打郓城，接着打鄄城，为了探明鄄城情况，基干大队长郭克去了解鄄城城里动态，一到鄄城就被国民党政府扣住了。国民党鄄城县政府慑于我军的威力，不久将郭克同志放回。部队开到了鄄城。石友三部的胡和道团是鄄城国民党的主力，住在申庄。国民党的八区队住赵庄。七支队住芝麻刘庄，准备先打胡和道，而胡和道闻讯而逃。部队追至赵庄，收了国民党八区队的枪，共100多支。鄄城的国民党政府忙派王文宪的队伍到东刘楼。基干大队紧密配合主力部队行动，割断了敌人的电线，撒了许多传单。阴历正月21日开始打东刘楼，战斗一天一夜，第二天晚上王文宪率部从村西北寨墙上挖洞逃跑，鄄城国民党政府不战而退，跑回濮县。
1940年3月，基干大队发展有8、90人，7、80支枪。鄄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基干大队“升级”。编为黄河支队二团第七连，陈之夫为连长，吴笑山为指导员，6月开往湖西去了。
旧城退敌
1940年3月下旬，鄄城抗日民主政府成立，郭克任县长。县政府成立后不几天，驻鲁西地区日军独立混成第十旅团及伪军300余人由菏泽突然奔袭并占领了鄄城。抗日政府及县委被迫撤出，转移到鄄北十三庄一带。敌伪在鄄城建立了伪政权，大量扩充汉奸队。在这种情况下，建立新的抗日武装，是鄄城党、政领导的首要任务。县委和县政府号召各区立即行动，先把国民党遗留在各村的枪支收集起来。不几天，二、三、五区都建立起了有2、30人的区队。
当时刘传朋担任六区(旧城、国民党时叫濮阳八区)区长。因基干大队曾收缴过八区刘梦兆的枪，故遗留在乡村的枪已不多。为了尽快建立抗日武装，一方面大力宣传抗日，并以区的名义规定，凡有100亩土地的户，必须捐钢枪一支或土枪两支，动员所有的地主都积极捐枪。在开明士绅带动下，六区很快集中了13支步枪和2支匣枪，建立了六区抗日区队。
1940年4月初，鄄城的汉奸队2、300人到旧城集活动。那天六区区队住在十三庄，决定到旧城集上看看情况如何。刘传朋带着十几名战士，到了旧城北关大堤上，听见旧城村内锣鼓声响，汉奸队正在唱戏娱乐，逐向旧城内打了一排子枪。敌人仓惶逃走了，区队追了一阵，敌人连头也不敢回，一直跑回了城里。这是第一次抗击日伪的战斗，虽然没有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但总算把他们赶跑了。县动委会在李进士堂出捷报，宣传鄄城敌伪2、300人到鄄北旧城集抢掠抓人，被六区区队击败，群众受到了保护。捷报传到各村，群众无不欢欣鼓舞，第一次战斗胜利，大长了志气，坚定了抗战决心。
六区剿匪
土匪是隐藏在根据地内的一大祸害。这部分人多半是些兵痞流氓出身，他们趁国难之际，祸害百姓。他们白天躲藏，晚上出来活动，牵牛架户，截路杀人。他们所截架的主要对像是地主、富农、牲口贩子及买卖棉花的商人。土匪心狼手毒，架走人后如不及时拿钱赎回，就把人大卸八块。被截路的人如敢声张，土匪就把他们打死在黄河里。更可恨的是，他们发现我抗日人员有匣枪时，晚上乘机打死，把枪夺去。这些人在破坏抗日方面，起到了伪军所起不到的作用。根据地内的地主、富农、商人都很恐慌，纷纷找区部诉苦，他们说：“我们保家护院的枪都交给抗日区队了，土匪这样凶，我们整天提心吊胆，不但生产生活不安生，就是我们的生命也无保障。区长抗日，也得剿匪啊!”在这样的情况下，清剿土匪，已是区队的一项重要任务，否则很难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日。
4月中旬，区部在东刘楼住着，晚饭后集合队伍转移，当行至聂庄西南，发现旧城通鄄城的大路上由北向南有手电筒亮了两下。刘传朋想，能使手电筒的一定不是普通人，于是命令区队上去抓住了这个打手电筒的人。刘传朋认识此人，他姓李，是陈刘庄陈德显的仁兄弟，陈德显当保人，保他给国民党当兵，他后来带枪跑了，由保人赔了枪款。刘传朋问：“你背的那支枪放在哪里啦?”他说：“在徐王庄×××处放着。”“你这二年都是干的啥?”他说：“牵牛架户当土匪”。“你们这一伙还有谁?共几个人?”他说：“北关有一班，有魏金玉，魏来奎、李文章等，他们有三、四支枪。苏门楼还有一班是温永太父子二人，屠庄张刘柱和两个外地人也经常在河身里截路。”
审问清楚以后，当夜区部即分两路出发抓匪，一路由吴西山、陈允西带领，去北关和苏门楼。另一路由刘绍雅带领去徐王庄和屠庄。这一夜，吴西山等人在旧城北关抓了魏金玉、魏来奎、李文章，得枪4支。又去苏门楼，抓了温永太的爹。还有吉山后寨的1人，信义集1人，得匣枪2支，棉花1包。刘绍雅队先在徐王庄起枪1支，又去屠庄抓张刘柱，但行动不迅速，天色已快亮，区队进了张刘柱家院内，被其发觉，张刘柱越墙跳院而逃。
第二天，区部移往陈刘庄，经审问，人证物证具在，土匪们供认不讳。当日把魏金玉等人送交县抗日政府处理，以后大部分枪毙了。少数人逃跑，念李文章年幼无知，尚可教育，留下当兵，他在以后的历次战斗中表现很好。
这次剿匪，共抓匪7人，得步枪5支，匣枪2支，棉花1包，有力地打击了土匪在根据地的活动，安定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团结了各阶层抗日力量。
王桥击叛
1940年5月中旬，六区区队已发展到30余人，决定离开河滩，到大堤以外活动，找饥会袭击日伪军。王桥村位于鄄城西北10余里处，背靠着大堤。区队考虑隐避在王桥日伪不易发现。当城里的敌人出来活动时，可以伏击他们，当他们调来大部队打时，又可以从王桥西头往北撤。所以王桥村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好地点，于是六区区队进住王桥。
进村后隐蔽放哨，严密封锁消息。当日上午，敌人毫无动静。午饭后，村西头岗哨郭风光报告：“村西头来了两匹战马，武装整齐，不知道是哪一部分的，想进村来，我让他们在村西头等着，怎么办?”这种情况区队事先没预料到，从方向上看像是驻在黄河南岸的国民党39集团军石友三的部队。驻在黄河南岸的石部，常过河抢掠，制造磨擦，这次他们是来干什么的呢?是往鄄城与日伪联系，还是专门来打区队的呢?一时摸不透，刘传朋也有些紧张。他马上在村西头集合队伍，从村北绕道抢占村西北角大堤，两个骑马的叛军听到集合队伍也非常害怕，就慢慢退到大堤口上去了。见区队抢占大堤时，上马就走。区队向着两匹马打了一排子弹，两匹马下了大堤往西南飞奔。区队正在追击，没想到敌人的机枪响了，截住了区队的去路。原来是石友三的部队一营人过河来抢粮，那两匹马是前哨侦探，大队伍在吴西庄、董庄等村待命。区队即停止追击，顺大堤往北撤退，他们也没追赶，撤回了河南，叛军抢粮的计划落空了。
桑庄得马
1940年3月，日伪在鄄城建立伪政权后，各区乡也都相继建立了伪政权。伪旧城区区长叫崔河梅(崔兆彬)，是蒜张楼村人，伪旧城区队队长李怀清，是南李庄人。他们人数和枪支都不比区队多，但无战斗力，区队很想找机会打击一下。
1940年7月中旬，李怀清带着伪区队到桑庄一地主去吃酒，他们路过陈楼西头抓住了区队一个侦察员。区队得到情报后，马上集合队伍，去桑庄打汉奸队。
区队从高梁棵里摸进了桑庄。敌人正在路南一所高台院里吃酒行令。区队抓到了敌人的一匹大白马，夺回了侦察员,往院里甩了几颗手榴弹。他们未敢还枪，慌忙跳过大院的南墙，狼狈向南李庄逃窜了。李怀清带着汉奸们到了他自己的庄上也没敢停步，夹着尾巴溜回城里去了。
区队胜利收兵，在回来的路上，碰见申庄村长赵清顺领着申庄的杆子队来了，老赵报告说：“我们打接队来了。”这说明群众性的抗日已经开展起来了。
西仪楼突围
1940年8月上旬，县政府住在东魏庄，在那里召开了各区区长会议。要求各区今后只准吃距城十里以内的粮食，十里以外的让给主力部队用。散会的当天晚上，刘传朋就带着六区区队移住到西仪楼。
午饭后区队在仪海川院子里发津贴，每人伍角钱，区部的同志说要拿区长的钱买西瓜吃。正在这时。听到外面枪 响。副队长刘绍雅说：“我出去看看。”刘传朋也带着通讯员陈允西走出仪海川的二门，在大门里边碰到马夫牵着在桑庄得的那匹马往里走，他说：“敌人围住庄了，出不去了。”刘传朋接过马冲出大门，看到敌人正从南门进入寨里。陈允西手握 两把匣子，左手一举打倒一个敌人，其余敌人缩回寨门外。 区队出北门，向东北方向突围，走到一个小打谷场内，东西两边的敌人都开枪向刘传朋射击，打中了他的背部。此时战士们大部分已撤到村东北角路沟里了。刘传朋到了沟边上，因为流血太多，走不动了。检查了伤情，子弹是从后心打入，前胸无出口，只见血从咀里出。战士们从村里抬出一张小床，把刘传朋架到床上，抬着向北撤去。
到了县政府的住地东魏庄，吕谦县长问他怎么样，他说： “不要紧。”吕县长嘱咐人去找医生，要他好好休息。一会儿范海波回来了，走到他的床前说：“松年，（刘传朋，字松年）我带县政府保卫队打接队去了，从西仪楼刚回来，我们把他们的县长打伤了，敌人逃回城里去了，你好好休息吧!”之后把刘传朋送到了义和村养伤。
事后刘传朋才知道，他们住在西仪楼，向一个馍户买馍，不料他也给城里的汉奸送馍，向敌人透露了消息，敌伪县长尹汇泉亲自出动，带汽车和百余日伪军包围了西仪楼，妄图消灭六区区队。这次战斗区队除刘传朋一人受伤外，别无损失。敌人的县长和警卫员受重伤，狼狈逃回城里，汽车毁到了张殿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