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正月，一个阴沉沉的傍晚，父亲曹金銮就在这寒冷的黄昏，走完了他老人家坎坷的一生，与我们永别了，那年父亲79岁。
父亲的一生有许多传奇的故事，但让我记忆最深的是父亲的两个外号。
父亲的第一个外号叫“野驴”，这个外号来自父亲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那是在日本侵华时间的1943年。15岁的父亲，被村里的伪保长派去马朗沟北山给鬼子修工事。所有的民夫，都要在早晨上工前集合，按工种排队点名。叫到一个人的名字，必须大喊一声“到！”随着喊声，领工的鬼子便用铁锹狠狠的拍一下头顶，被拍的个个脑袋“嗡”一声，两眼直冒金星。若是坚持住，便是大大的壮苦力，坚持不住倒下去便被几个鬼子和汉奸，拖出去扔进狗圈，转眼之间便被一群狼狗撕扯的血肉模糊，命丧黄泉。第一天上工点名时，父亲差点被拍趴下去，幸亏工友相扶，才捡了一条命。那一天他眼看着两位同胞惨死在狗圈里。父亲从小就是个倔性子，对于日本鬼子的残忍，他早就看在眼里，恨在心里。
第二天上工集合，刚要点到父亲的名字，眼看铁锹就要举起落下，一刹那，父亲突然大吼一声：“老少爷们，快跑吧！”随着这一嗓子，他飞起一脚，踢倒了那个拿铁锹的鬼子，箭一样向山下窜去。顿时，500多名民夫全炸了营，纷纷喊着，各自逃命。当鬼子和汉奸醒悟过来开枪时，民夫们已经跑下山去四散了。父亲一口气跑进了深山沟，直到半夜才偷偷摸摸回家。由于父亲胆子大又跑得快，一下子便出了名，人们认为只有野驴才有这种本事。从此，“野驴”就成了父亲的外号。
父亲在家东躲西藏呆了十几天，眼看风声越来越紧。一天深夜，爷爷把父亲送出村，偷偷让他参加了沂蒙山区的抗日游击队。从此，父亲在游击队里，当了一名通讯员。有一次，一个鬼子小队和几十名汉奸抢粮回来，走进一条山沟，被埋伏在山上的游击队包围了。激战中那个汉奸队长见势不妙便溜走了，父亲看见后持枪奋力追击，并高声喊“狗汉奸站住！”那人拼命往前跑还不时向后开枪，父亲边追边还击一直追出五里多路，最终把那个汉奸队长制服押了回来。
1948年在孟良崮战役中，父亲所在团与敌人展开了争夺阵地战，双方伤亡都很大。团长贺金虎眼看冲上去的战士在敌人猛烈的火力下，一次次退了回来，便急眼了，亲自端起机关枪喊着“杀呀”向敌人猛扫。这时一颗手榴弹冒着白烟“扑”地一声落在了团长脚下，给团长当警卫员的父亲一个箭步冲上去，飞起一脚将手榴弹踢向敌群，“轰”地一声爆炸了。敌人又一颗迫击炮向这边发射过来，父亲扑向团长，猛力推进身边的一个炸弹坑，就势把团长压在身下。炮弹落下来，把刚才的地方炸成了一个大坑，他们俩个却毫发未损，只是身上盖了一层土。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父亲在作战部队负责运输军需物资。由于他跑的快又有力气，在往前线运送物资时，别人扛一个弹药箱他扛两个，别人跑一趟他跑两趟，经常受到部队首长的表扬。一次，他们连队正与朝鲜老乡往一处高地运送炸弹。敌机来了，一阵狂轰滥炸，父亲趴在地上感到腿部一热，用手一摸出血了。父亲瘸着一条腿，一直坚持把弹药扛上高地，才被朝鲜老乡用担架抬下了山。那次负伤，战地医生只当一次轻伤给处理了，缝合后养了很短时间又上了前线。
参军时父亲多次立功，但他对立功受奖的事从来不提。
1953年父亲退伍回乡当了农民，在家乡他是出了名能干。我们老家住在山东农村的穷山窝子里，出门就爬山，每天与石头打交道，种地、收获不是肩挑就是人扛。往山上挑粪父亲总是用两个最大的筐头装得满满的，跑在最前面；往山下挑庄稼（带秸秆的农作物），他的担子最大跑的最快；往粮站送粮要走十二里山路，一次，父亲竟挑了二百七十斤小麦，一气跑到粮站。不知父亲哪来那么多劲，干啥都比别人干的多，不知怎样练成的那好腿脚，走起路来比谁都快。因此年年被评为劳动模范，带大红花，有一次还参加了昌维地区劳模代表大会。
我的老家叫曹家峪村，与周围的七个村庄被乡政府分为一个管理区，那时只有曹家峪与乡政府通电话。曹家峪为该区的中心村，其他村庄均离曹家峪三、五里不等，每次乡里用电话发来通知，都要由曹家峪派专人传送到其它七个村庄。父亲就主动当起了义务通讯员，每次来通知他总是起早送去，回家时天还没亮，一点也不耽误农活。父亲有一个会给人治疙瘩、治疮疖的土医术，每年他都给很多人义务治病。记得有一回，一位远离二十多里路的老大爷来到我家，让父亲去给他的儿子治腿病。父亲答应下来后，白天在生产队干活，晚上跑去治病，一连跑了二十多天，直到把病人的腿治好。其实晴天的时候父亲看似一个健康的人，可每遇到阴天下雨，他那条受伤的腿就疼痛难忍，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用手一按疤痕处，里面胀乎乎的痛，像有个硬东西在里面作怪。1970年冬天，政府为父亲在医院做X光透视，发现腿部肌肉里有一个类似金属的东西，手术后取出了一块三公分长、一公分宽、形状不规则的炸弹皮。当时父亲还风趣地说：“这是在朝鲜战场上，美国鬼子给我留下的纪念物”。从此以后。父亲的腿再也不疼了。
1973年父亲45岁，他带领我们全家来到了黑龙江省方正县伊汉通公社临江大队，他又成了这里生产队的一名社员。几年后，队长看父亲干起活来不怕脏不怕累，又能吃苦耐劳，就派他挑着两个大土篮子，到职工家属区掏厕所给队里积肥。从此每天总能见到一个山东人，挑着满满两筐大粪，一颤一颤，行走在伊汉通村至南河套的田间路上。从伊汉通村到南河套一个来回要走七八里路，可父亲一年四季风雨不误，每天掏几担大粪挑到南河套，拌上黄土堆积起来，这一干就是六、七年。那时人们看到像小山一样的粪堆，就是父亲一担一担连跑带颠挑起来的。那些年，我们所在的临江生产队真借了这些粪肥不少力，庄稼长的又快又好，粮食产量跨过了黄河（亩产量达到了500斤以上），生产队年年被评为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可父亲又被人送上了一个外号，叫“曹大粪”。直到父亲去世时，有人还说：“曹大粪”死了。
原载FANGZHENGZHENGXIE《文史长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