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秀生的父亲是家乡农民自卫军的会首，思想进步，受父亲的影响，这个家庭先后有14人参加革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大家庭。
抗日战争时期，任秀生一直战斗在淮北抗日根据地，1940年，17岁的他就担任了分区的后勤部长，被大家称为“娃娃部长”。那个年代，怎么解决粮食供应问题，首先要取得群众信任，筹粮时，老百姓不愿意收打的“白条”，担心将来打水漂。任秀生想出一个办法，他设计一种“小粮票”，注明斤两、部队番号、经手人，大约有肥皂盒那么大 刻在蜡板上交给供给部油印，盖上方形公章，从老乡家里筹粮，用粮票抵付，待人民政权建立，可以此抵交公粮。
解放战争外线出击时期，我军的粮食供给主要靠自筹，困难重重。因为此时的形势与抗战时期大不相同。抗战时部队少且分散，筹粮相对容易；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部队不断发展壮大，一个纵队就有几万人，人民的负担增加了，新区（新解放区）又处在敌我拉锯状态，这些都增加了筹粮工作的难度。如何解决？统筹分配粮食。比如，一个团两三千人，住在几个村子，由团长负责统筹协调几个村的粮食，既要保证部队不饿饭，保持战斗力，也要保证部队之间的团结。那时候筹粮还要依靠各村原有的保、甲长，我们派人监督，防其舞弊搞鬼。沿用抗战时期的做法，各师供给部刻印正规收据，条件好的时候用石印机来印刷，让老百姓交粮交的放心。
外线出击聊城时，天气转凉，部队的棉衣却送不上来。任秀生筹划到一些布匹和棉花，规定好颜色和式样，在漯河附近，以师为单位，自己动手加上发动群众，两三个礼拜就解决了棉衣的问题。
淮海战役发起以前，华野供给部分为前方与后方两大块。前方供给部比较精炼，随部队行动，及时了解前方需求，后方供给部则秉承前方供给部的意志，负责前方部队的供给。
任老回忆，那时候粮食供应主要有三种办法：一是各纵队到驻地后向粮站领粮；二是参战部队每人要背米袋，装三到五斤粮食；三是每个纵队配备300辆独轮车，推着粮食随部队行动。
由于当年没有统一的货币，山东解放区用的是北海币，华北解放区用冀币，河南用中州币，币值不等，情况复杂，比如：一斤猪肉，北海币要500元，冀币则要1500元，相差几倍，这是战争形势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怎么解决？采取轮训干部的方法，让他们先了解掌握我军筹粮的政策、方法，向人民群众宣传我党政策，让他们了解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从思想上解除人民群众的顾虑。
淮海战役结束后，任老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后勤部审计处处长，主持修订《三野进军江南供给预算》和《三野审计工作条例草案》。
回忆往事，任老说，战争年代供给工作的艰苦程度，很多人并不了解，而这些与战争的胜负息息相关，是取胜的重要保障。
采访结束，任老为我馆题诗留念：
淮海战役近在即，
粮弹被装筹备急。
权理后供责任重，
所幸奔忙未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