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秋，我奉命来到滨海区工作。此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我国敌后战场的形式越来越好，山东战场开始了攻势作战。我到达滨海区后，同滨海区司令员陈士榘、副司令员万毅、政治部主任刘兴元和滨海区党委副书记张晔等同志一起，领导全区开展了抗日后期的斗争。
一九四四年，日军为摆脱在太平洋战场的困难处境，摧毁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基地，在中国正面战场对国民党军队接连发动进攻，先打通了平汉，粤汉两条铁路线，接着又打通了湘桂通道，企图迫使国民党政府投降。日军为弥补其兵力的不足，被迫从敌后战场抽兵，将其在山东的第三十二师团和独立第七混成旅团共二十万人调走，这样就使驻扎在山东的日军数量大大减少，为我军进行攻势作战提供了有利时机。当时，滨海军民在以罗荣桓同志为首的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的领导下，按照关于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打通和改善战略区的联系，夺取有力的反攻阵地的战略意图，展开了一系列的攻势作战。
（一）发起莒（县）城战役。莒县城是台儿庄至潍县、泰安至石臼所两条公路的交叉点，是日本侵略军在山东的战略要点之一，也是分割、“扫荡”滨海和鲁中的重要据点和基地。日军在这里修筑了坚固的工事。按照山东军区的部署，同时根据地对伪军莫正民部争取工作已经成熟的情况，决定集中滨海军区第四、第六、第十三团和地方武装、民兵各一部，在鲁中军区第一团和山东军区特务团两个营的配合下，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发起莒县战役。当晚七时，担任攻城的第六团、特务团和莒中独立营等部，一举攻入城内。伪莒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莫正民率三千五百人反正。接着，我攻城部队向城内由日军一个中队和日军直接控制的特务队六十余人扼守的小围子展开猛烈进攻，将其大部歼灭，迫使残部退缩在两个碉堡内顽抗。尔后，在我军围困打击之下，莒县守敌于二十九日夜逃窜，我逐收复莒县全境。此役，我军除莫正民部反正外，还击毙俘日伪军四百余人。
莒县战役的胜利，是我军军事攻势和政治攻势相结合的范例之一。莒县城的解放，扩大了滨海北部地区，使我滨海区与鲁中区连成一片。山东军区首长十一月十九日颁发嘉奖令，指出：“这一战役，不论在军事计划与战役指挥上，在主力、地方武装和民兵的统一作战上，在前线、后方，内、外线部队的密切配合上，在规模巨大与行动的果断迅速上，特别是在军施工时与政治攻势的有机结合上，均有出色的收获与创造，这是我军多年来提高战术、提高技术的显著效果，也是我军贯彻中央关于开展政治攻势、争取瓦解敌伪军政策的一个成功范例。”延安《解放日报》于当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发表了《山东的胜利》的社论，指出：“莒县的解放，不仅是山东军区辉煌的胜利，也是敌后我军的大胜利之一。”
此后不久，伪诸城保安队长张希贤部一千三百余人于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七日反正，这是我滨海区瓦解伪军工作的又一重大胜利。按照山东军区的命令，莫正民部和张希贤部分别编为山东军区独立第二、第三旅，莫正民、张希贤分别担任第二、第三旅旅长。
（二）在郯城、码头地区发动攻势。郯城、码头是产粮区，位于滨海区的西南部，与鲁南抗日根据地相连。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号召：在目前条件下，解放区的军队应向一切被敌伪占领而又可能攻克的地方，发动广泛的进攻，借以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为了打通滨海区西南部与鲁南区的联系，孤立临沂的敌人，我滨海军区第四团及第二军分区独立二团，在鲁南军区第五团的配合下，先于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对盘踞在郯（城）邳（县）边一带的伪“剿共”军梁钟亭部发动进攻，攻克坦以南的王海子、涝沟等十余个据点，歼敌五百余人，活捉了梁钟亭。
七月十二日夜，我第四团、第二军区独立一团和地方武装一部，发起郯（城）码（头）战役。经四昼夜激烈的攻坚战斗，于十六日攻克了郯城西北的敌重要据点码头镇，全歼日军一个小队三十余人、伪军五百余人。接着，我军乘胜包围郯城，开展政治攻势，守敌惧怕被歼灭，于二十三日弃城逃窜，我军又一次解放了郯城。从而使我滨海区扩大了与鲁南区的联系，造成了对日伪控制的陇海铁路的直接威胁。
（三）讨伐伪军张步云。张部原为国民党军所属土匪武装，后投敌编为伪山东国民自卫军第一军，辖三个师，共约万余人，盘踞于诸城地区，依仗日军的支持，不断向我滨海区北部侵犯，无恶不作。为了扩大反攻阵地，解救受苦受难的同胞，在山东军区的统一指挥下，我们组织第六、第十三团，和鲁中军区第一、第十二团一起，采取长途奔袭的战法，冒着倾盆大雨，于七月十五日夜向张步云部发起了攻击，攻克诸城西北的双庙、秦家河崖、相州等据点，接着向胶济路南的高密、胶南地区扩张战果，歼灭高密伪自卫团、诸城伪保安队，到七月三十日止，歼伪军五千余人，使滨海北部大片地区获得解放，使敌重要据点诸城更加孤立。
【二】粉碎敌人的重点配备
一九四五年春，山东敌后战场和全国整个敌后战场一样，处于最后胜利的前夜。这时，日本侵略军为防止美军在山东南部沿海登陆，陆续向山东调集了四个独立警备队（相当于四个旅团），加上原来驻扎的日军，共约十万人，使日军在山东特别是沿海和交通线的兵力大为增加。位于我滨海区沿海的各大据点，如诸城、日照、青口、新浦、连云港及陇海、胶济铁路的东段，普遍增加了守备兵力，最多的增兵一倍以上。我滨海区沿海的形势紧张起来。
为了粉碎敌人的重点配备，我滨海区党委于一九四五年三月上旬召开扩大会议，学习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的指示，分析敌人实行“重点主意”的实质、特点和滨海区面临的新的斗争形势，研究坚持边沿斗争的措施。会后，在全区各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以积极进攻的姿态，采取敌进我退、稳扎稳打、步步推进的方针，把开展敌占区、坚持边沿区和建设根据地三者结合起来，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首先，在沿海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争夺。一九四五年五月，日伪出动万余人对我滨海区进行大“扫荡”，企图围歼我指挥机关及主力，摧毁我根据地。我区军民一起动员，部队、民兵紧密配合，主力机动作战，民兵埋地雷、打游击，使日伪到处挨打。经过三十多天的英勇斗争，毙伤日伪小队长一下一百余名，生俘二名，毙伤伪大队副以下九百余名，俘伪军二百余名。敌人的这次“扫荡”被粉碎。
特别要提到的是，我滨海区第二十三团第一营第二连为保卫沿海地带，以便配合盟军登陆，于五月七日在日照安东卫附近，与七倍的敌人展开激战。指战员们以与阵地存亡的决心，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反复冲锋五次，毙伤日伪军二百余名。为表彰二连在保卫祖国海岸线立下的英勇业绩，滨海军区于当年七月七日下达命令，授予该连“安东卫连”称号，并追认该连政治指导员钟家全烈士为战斗英雄。
在那一段时间里，滨海区沿海争斗空前激烈，二十三团几乎每天都有一次战斗。当时同志们把敌人的最后挣扎，形容为“黎明前的黑暗”。
其次，大力坚持边沿斗。边沿区是敌我争夺的焦点，边沿不坚持好，根据地不仅不能扩大和发展，还难以巩固。为此，我主力、地方武装、民兵积极活动，加强军民联防，打击敌人的所谓“突击队”、“讨伐队”，做到扩展前沿，坚持前沿，压缩敌人。同时，组织和加强武工队，主动向敌人后方进击。当时，属我滨海军区和第一、第二、第三军分区建立的武工队，达二十五个之。这些武工都是由部队抽调的骨干组成，他们政治觉悟高，战斗经验丰富，装备比较好，斗争方式灵活，经常寻隙插入敌后，打击敌人，震撼敌人，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有力配合了主力部队的作战行动。
我们在粉碎敌人重点配备的过程中，加强了根据地的建设，发展生产，进行减租减息，巩固内部，把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形成对敌斗争的整体力量。在边沿区，在积极宣传抗战形式、揭露敌人阴谋的同时，运用正确的斗争策略，争取教育一般伪职人员，对个别罪大恶极者予以镇压。对于靠近交通要道和重要资源区的边沿区，还进行了反复争夺的准备，重视保持工作基础，做到公开坚持和隐蔽建设并重，为进行反复争夺创造有利条件。
由于我们动员全区军民共同努力，军事、政治、经济斗争同时展开，从而使敌人的“伪化”、“蚕食”阴谋成为泡影。
【三】积极壮大人民力量
一九四五年初，我们在加强对敌斗争、通过整风加强党的建设的同时，还加强了根据地的各方面建设，壮大人民力量，以适应反攻的需要。
（一）加强人民政权建设。滨海区原为专员公署，随着根据地的扩大，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奉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的训令，撤销专员公署，改为行政公。经滨海区参议会选举，谢辉同志任行署主任，周纯全同志任副主任。五月二十日，滨海区党委做出了《关于开展民主运动的决定》，强调加强民主教育，树立民主作风，健全人民政权。全区所属的三个专属（即滨北、滨海、滨中专属）以及所属的县、区、乡、村各级人民政权，均按照“三三制”的原则，迅速得到健全和加强。群众性的各种抗日组织，如民兵、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普遍地组织起来，他们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支援前线，配各部队作战，做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在斗争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各地区因陋就简，举办“庄户学”，成立“识字班”，组织青少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推动了根据地的文化建设。
在巩固人民政权，坚强抗日根据地建设的过程，我们认真贯彻了中共中央和山东分局关于在根据地内实行减租减息的指示，还推广了莒南县大店“查减”斗争的经验，以确立贫苦农民在农村的基本优势，摧毁封建统治，削弱封建经济剥削。到一九四四年底，在基本区二千七百六十五个村中，以完成减租减息的占百分之七十五。广大贫苦农民通过“双减”，政治上得到翻身，懂得了“谁养活谁”的道理，受的剥削较前减轻，生活有了改善，从而更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使人民政权基础更加牢固。随着人民群众政治觉悟的提高，拥军优属更加经常，参军参战更加踊跃。滨海区一九四五年春掀起的大参军热潮，全区就有九千三百六十六名青壮年参军，涌现出许多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参军的动人事迹，从而使主力部队兵源充实，地方武装迅速发展。
（二）积极发展生产。遵照当中央关于“发展经济、保证供给”的方针，滨海区党委在领导全区军民粉碎日伪军“扫荡”、“蚕食”的同时，领导群众大力生产。首先在群众中开展变工互助运动，以解决劳力不足问题、工具缺乏等困难。据莒南、莒中、日照、赣榆、莒临等五个县的统计，参加变工组的有五万五千二百六十八人。由于群众广泛建立了互助合作组，选用良种，深耕细作，农业生产逐步发展。各地还组织纺线织布，仅莒县就有纺织合作社一百二十八处，有织布机一千二百多张，纺车一万一千七百多辆。随着生产的发展，滨海全区涌现出一大批生产先进人物。一九四五年一月，我们在莒中县寨里河村召开了滨海区劳模大会，出席会议代表九百一十三人，选出劳动英雄二十八人。我在回忆所做的报告中总结了滨海全区一九四四年的生产形势、成绩和经验，提出了一九四五年大生产的方针、任务。山东省战工会主任黎玉同志还到会讲了话。通过表彰生产先进人物，进一步推动了全区生产的发展。
我们还在赣榆的柘汪海口开展与外地的贸易增加财政收入，繁荣根据地的经济，并使当时部队、地方急需的医药和商品的紧张状况有所缓和。
各部队在战斗间隙，开荒种地，养猪种菜，修建盐场。还建立了军工厂，翻造子弹、手榴弹，缝制军服。这不仅使部队的自给能力提高，人民群众的负担减轻，而且有利于增强指战员的劳动观念和群众观念，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
（三）抓紧整训部队。滨海军区的主力第四、第六、第十三、第二十三团等部队，都有光荣的战斗历史，他们的老底子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多数领导骨干经历了中共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抗日战争中又转战南北，参加过平型关等著名战役，有显赫的战功，又有丰富的经验。然而，由于多年来环境艰苦，战斗频繁，成员变化大，部队亟待整训。
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我们组织各部队利用战斗间隙，开展以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四大技术为主，以武术为辅的练兵运动，指战员们互相学习，苦练杀敌本领。同时，学习时事政策，开展拥政爱民和尊干爱兵活动，军民亲如一家，官兵关系融洽无间，部队战斗力明显提高。
我们还大力培养干部，将滨海军区教导营改为教导团，从部队抽调有战斗经验的骨干去学习深造，为部队的发展储备了骨干。我们还组织医务人员，开展学习滨海军区卫生一所模范护士何永富的活动，引导医务人员增强为病员服务的思想，提高医疗质量，增进了部队人员的健康。
【四】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正当滨海区沿海一带的斗争形势异常紧张的时候，抗日战争局势发生了变化。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八月十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
日本侵略者投降的消息传来的那一天下午，我正在莒南县相邸主持滨海区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听取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萧华同志的报告，动员滨海地区军民准备迎接更复杂更艰巨的斗争。这时，一位女电话员突然跑上台来，激动地告诉我：“政委，不要开会了，日本投降了！”随即电报来到了，消息得到了证实。我和萧华同志耳语了两句后，立即把这个胜利的消息向到会干部宣布。萧华同志风趣地说：“我刚才的新形势已经不新了，现在又有了最新的形式了！”会场顿时沸腾起来，动员大会成了庆祝大会。大家流着热泪，长时间地鼓掌，喊口号，扔帽子，跳啊，蹦啊，激动不已。
为了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大反攻任务，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决定将主力部队统一编成山东野战兵团，滨海军区第六团、第十三团和独立第三团编为第一师，梁兴初任师长，梁必业任政治委员，部队依次称为第一、第二、第三团；第四团、第二十三团和独立第一团编为第二师，罗华生任师长，刘兴元任政治委员，部队依次为第四、第五、第六团。另将基干武装和其他部队编为警备第十、第十一旅。为适应大反攻的需要，各县又建立了子弟兵团。这是滨海军区部队的全盛时间，连同主力和地方武装在内，总数达三万余人。
按照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发布的进军命令，山东军区确定分五路大军进行反攻，滨海军区部队为第二路大军，由陈士榘司令员和我指挥，分两线向敌占城镇及交通要道进军。在北线，以第一师部队为主力，向胶济铁路东段沿线的日伪军进攻，首克胶县，在下诸城，并与胶东军区的部队一起进逼青岛。在南线上，以第二师部队为主，向沿海及陇海铁路东段沿线的日伪军进攻，连克日照、赣榆、石臼所等城镇，并与新四军的部队配合进逼海州、连云港。接着南线部队又与鲁中军区部队配合，于九月十一日攻克军事重镇临沂城，使滨海、鲁中、鲁南三个地区完全连成一片，解除了后顾之忧，并且一度成为山东以至华东解放区的军事、政治中心。随后，我们又以警备第十旅的部队为主，于十二月三十日攻克波儿镇，歼灭伪军二百余人，使滨海全区获得解放。从一九四0年到一九四五年，我滨海军民共歼敌四万七千余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按照当中央关于“发展东北”的指示，滨海第一、第二师及原国民党军第五十七军百十一师起义部队改编的滨海支队等部队，由罗荣桓同志率领，于当年十至十一月相继调赴东北，参加解放战争。随着整个战略部署的调整，新四军军部由华北移临沂，与山东军区合并组成新四军兼山东军区，统一指挥山东的八路军和苏皖地区的新四军部队。不久，我被任命为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同时担任山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并于一九四六年七月离开滨海区，奔赴解放战争的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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