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狱
我在石家庄被捕后，被押送到天津国民党省主席王树常的看守所。不久后，原东北军五十一军于学忠接替王树常任河北省主席，王树常调北平任张学良的北平卫戍区总司令。我们这些政治犯因为原在王树常名下关押，所以，王树常调北平后，也在9月18日前后把我们迁押北平。
押送途中，我和刘宁一等政治犯被押在同一节车皮里，押解的看守都是东北军的士兵。我们想：趁此机会对士兵们宣传抗日，不会影响我们的政治官司。于是，一路上，我们高唱“松花江上”等抗日爱国歌曲，以此来影响和团结东北士兵。果然，士兵们似乎为歌声所动，并没有干涉我们。火车一进北平市，我们又高呼：“誓死不当亡国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求出兵收复东三省”等口号。押解的士兵中有些中学生，对我们表示同情，对我们说：“快到卫戍区了，你们不要喊了，也不要再唱了。”
当时在北平有两个宪兵队，一个是东北军宪兵队，另一个是国民党军统特务蒋孝先（蒋介石的侄子）的宪兵队第三团。我们是被关在北平东北军卫戍区总司令部军法处宪兵队的看守所，与蒋孝先的宪兵队相比来说，情况要好一些。牢房里的条件和在天津看守所里差不多，也是非常潮湿、肮脏。除我们外，还有十几个土匪也关在这里。我和刘宁一、李景春、付贯一、李作杰、孙玉山、张殿卿等人开了一个狱中临时支部会，研究如何进行狱中斗争问题。有个唐山的同志思想有些动摇，我们也研究了如何作他的思想工作。支部会决定和土匪搞统一战线，并让那个动摇的同志参加向东北宪兵宣传。刘宁一和我鼓动土匪向看守提出改善生活条件的要求，他们表示愿意出面。结果，那几个土匪又挨了看守一顿揍。看守所长对土匪们说：“他们是政治犯，不是为个人来吃官司的，你们能相比吗？”我们也受到了一些惩罚，给我们带上了脚镣。看守说：“你们在一起闹事，也得受点处罚，不打就是‘优待’了”。随后，我们几个政治犯被换到另一间较小的牢房里，和一个伪满汉奸嫌疑犯关在一起。李作杰是东北人，我们让他通过东北老乡关系向看守我们的东北宪兵进行抗日爱国的宣传教育，讲蒋介石不抵抗，把东北军撤到关内来，使得东北同胞遭受日本铁蹄的蹂躏，过着非人的生活等等，宪兵们听了表示同情，有的还替我们送信、送东西。
由于狱中生活极差，李景春不久就病倒了，病得很厉害，不但没有医生给他看病，连起码的营养也保证不了。于是，我就给我的“九穷”朋友写信联系，他们见到信，就给我送来一床棉被和10块钱。当时在看守所里可以买鸡子、面条等食物，我们有了钱，就每天给李景春买一罐面条和一个鸡子。慢慢的，李景春的病好些了。
有一天，提我过堂。还是老一套，马马虎虎的问了几句，我还是那几句话对答：我不知道为啥抓我，要求释放我等等。法官听了也说：“你的事没有什么，就是那个老头（指付贯一）有嫌疑。过几天再说吧！”我听他话里的意思，并没有抓住我什么把柄，有获保释的可能，回来后，就马上给“九穷”写信，要他们来看我。很快，张树槐、贾余祥、郭从周等人都来了，隔着铁窗和我见了面，大家都很高兴。我把狱中的情况告诉我们，要他们赶紧设法托人，找铺保来救我出狱。“九穷”朋友回去后即四处托人，最后找到了王之相教授，请他帮助。王之相教授是东北人，是法政学院俄文系主任教授，也研究法律（现在任全国政协委员）。他又托了五十三军的军长万福麟，此人是张学良的大将。万福麟受托后很痛快地说：“我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只要是抗日的，我就敢保。”随即到王树常那里为我作了保。
很快，看守到狱里宣布：李健龄（我当时的化名）可以取保释放，要我办保释手续。宪兵押着我到法大三院后边李阁老胡同一带“九穷”的住所附近，那里有个我们过去常去吃饭的饭馆。到饭馆里，保人盖了戳子，就把我放了。记得出来的时候街上有人游行，纪念“三一八”。由此判断我获释的时间大约是1933年3月18日左右。
获释后，没有地方住，“九穷”安排我在崞县会馆住下了。崞县会馆实际是属山西省5个县的，有崞县、繁寺、代县等等。当时在会馆住的还有赵公祜（后被捕死在南京）等人。赵公祜是“九穷”之一李毓珍的内侄，先前在门头沟做工人工作，后来团市委调他来做北平市区里的工作。那时党经费很困难，在区里工作没有职业即没有经济来源，全靠“九穷”接济他，但“九穷”自己也很困难啊。我说，你最好能找个工作，即解决生计又能以职业做掩护。他说，找不到工作啊。过了几天，张维汉（王景泉）同志来了，他是大学毕业后到门头沟下矿的。他问我：“你要分配在哪工作？”我说还没定呢。他向我介绍了一些关系。有一天，我上街，碰到了1930年在中国大学任支部书记的邹春生，见了面很高兴。我问他在哪儿工作？他说在市委工作。我说：“那好，就托你转个信给省委，就说我已经出狱了，要向上级汇报工作，要接头。”他说：“好”。实际上，邹春生这时已经是在省委组织部工作了。他很快就给接上关系，接了头。我向省委报告了我出狱的经过，并要求分配新的工作。
（二）踏上新的征途
通过邹春生联系，我和省委书记小胡（高纪明）接上了头，并见到了一些其它同志。我和省委第二次接头时，小胡对我说：“省委研究过了，决定派你到唐山任市委书记，去恢复唐山党组织。唐山市委被破坏了，现在的情况省委也不清楚，你去个把月时间后，回来汇报一下。”另外还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我回答说：投有。因为我刚出狱，身体极度虚弱，那时也没有医疗条件，省委嘱咐我，在北平休息几天再去。张维汉同志知道后，表示要和我一起去。我请示省委，省委同意了。赵公祐也要去，但是由于团市委不同意没能去。省委告诉我，到唐山后找林西矿大名同乡职工子弟小学的“杜二先生”接头。我和张维汉于4月初去林西，找到了“杜二先生”和另外一个党员叫周蕴玉（前清的秀才，在子弟小学当老师）。“杜二先生”的真名叫杜茂林（又叫杜树森），“杜二先生”是他的绰号。
接上关系后，我们就住在小学里，了解了一下组织情况。接着，又接上了两个关系：团的负责人小王（即李世农，解放后任过安徽省委书记）和团组织委员邢来。邢来年纪不大，可在矿上也算是老工人了。我们经商量，觉得党员太少，决定到矿上去做工，以便开展工人工作。杜茂林、周蕴玉2同志都是河北大名县人，认识矿上的大名包工柜经理刘禄。我们去找他帮助找活。那家伙穿个丝绸大褂，一付绅士派头。他说井下的事不好找，能找的就是井上装煤的小工，活累，挣钱少，看你们能吃得了这苦不能？我说既然来了，就试试看吧。我和张维汉商量，说做小工虽苦，但只有到工人里面去，才能密切联系工人，发展党员，开辟工作。因此，我们决定，再苦再累我们也要去。我们到了唐家庄矿，见了二包的查头子，他发给我们一人一张尺多长的大方锹。
那时矿上失业的工人多，能找到这样的工作也算不容易了。20多人一伙，有一个“查头儿”，第二天就上工了。我们干的活是把堆的小山似的煤一锹一锹地铲到火车上。车很高，要甩开膀子使劲扔才能扔上去，一车皮就是40吨。我和张维汉都是大学生，干这样的累活还是头一次。一天下来，手里就起泡了；第二天，满手是血泡；第三天，血泡破了，疼得钻心。可为了开展党的工作，还得干下去。挖一锹，疼一下，挖一锹，疼一下。工人们看我们那白面书生的样子，不象干这样苦活的，就劝我们说：“干什么不好？来受这样的罪。”我说家里生活困难，也和你们一样，为挣口饭吃，没办法才来的。有的老工人为我们鼓气，说：“现在疼啊，你们咬紧牙关忍下去，等过了一个礼拜结了痂，痂干了就不疼了。”我说试试吧，果然，六七天后，手上结了茧子，手不疼了。
有时候卸车，从煤车上一锹锹地卸下来，等车皮一来，又要一锹锹地再装上。一遍一遍的折腾，累得精疲力尽，非常之苦。有时候到仓库抬轻便铁轨，洋灰、麻袋，这种活更重。就这样的苦活，却挣不到几个钱，一天拼到黑，也不过二三毛钱，有一次从下午开始卸车，一直卸到第二天早上，才挣了七八毛钱。这点钱只够每天吃两顿玉米饼子，加几片青菜叶子煮点水就算是汤了。好一点的时候，有小米干饭，还不能常吃。
住的平顶小工房，七八人、十几个人挤一间，又闷又热，太热时就干脆睡到房顶上去。生活虽然苦，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了。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慢慢建立了感情。工人们说，过去常有军队开小差的跑到矿上来干活，过了两天，手打了泡了，就说：“妈的，这不是人干的活！”受不了苦跑了，想不到你们能撑下来，真不简单哪！第一关过来了，我开始向工人们接近。有空就和他们拉家常，说闲话。说到群众生活的苦处时，就夹几句抨击反动社会制度的话，逐渐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晚上歇了工，就坐在房顶上讲故事，有时候念点小说、唱本之类，趁机也讲些进步故事启发他们。工人们很愿意听，常常是围的满满的。渐渐的，工人们对我们信任了，家里来了信，都找我给念念，往家写封信，也来找我们代笔。有的工人问：“你那么多学问，怎么不到学校当先生啊？”我说：“这年头找事儿不容易呀，能挣这口饭吃就不错了”。工人们点头称是。工人中的成分非常复杂，尤其外工（矿井上的机器工人等称做里工）中，军队开小差的兵痞、二流子等等什么人都有。因此，虽然工作有了一些基础，但是发展组织还为时尚早。为慎重起见，我们的发展工作，是在对群众的成分有了较细的了解并通过组织工会考查后，才开始进行的。那时的组织称“自己的工会”小组，内部称为赤色工会小组。从工会积极分子中物色党员发展对象，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教育，待成熟后正式吸收入党。新发展的几个党员同志，在唐家庄罢工时串连下矿工友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成立唐山市委
1933年，大约是5月底，我和杜茂林同志一起回北平向省委汇报工作。由于当时冀东兵慌马乱，我们只好从开滦煤矿走到绕道湾，搭船到天津再从天津换乘火车到北平。省委认为我们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开创了局面，为进一步发展组织打下了基础，是做得好的。省委让我们进一步恢复组织，正式成立新的唐山市委；并告诉我，又派去了两个同志，一个是陈少敏同志（我们叫她陈大姐），另一个是王魁生（又叫王东生）同志，已经去了赵各庄矿。这两个同志都是好同志，省委让我找他们联系，也参加新市委的工作。我听了很高兴。
有一天我到东安市去，碰到了付贯一同志，真是高兴极了。我问他什么时候出来的？他说：出来一个月了。他告诉我：敌人主要是抓他的笔迹有嫌疑，旁的没什么。后来他病了，刘宁一出狱后，以保他出来治病的名义帮助他脱离了虎口。他出狱后就住在老乡家里。他问我现在干什么？我把去唐山的工作简略说了。他说也要和我去唐山。我请示了省委，省委不仅同意了，还给了六七十元钱，说为了掩护工作，可以开个小杂货铺。随后，我即同付贯一同志一起去了唐山林西。到了林西矿，我和付贯一同志把开杂货铺的事办了一下，就仍回唐家庄矿，进一步发展那里的力量，后来发展了一个党员。不久，付贯一在林西的杂货铺筹办好了，即正式开业了。主要卖油盐酱醋和杂货，后来也卖酒菜，付贯一当掌柜的，化名陈建中。我化名叫赵秋年，有时去林西就做个伙计。以后我从唐家庄到林西矿工作，就住在“王庆锅伙”。锅伙是工人吃、住的地方，有一个管做饭、看房子的。在那里住的人要交房钱，有锅灶可以自己做饭吃。因为雇的管房人叫王庆，所以叫“王庆锅伙”。
住在“王庆锅伙”的都是下井的矿工。我去了之后，便经常给他们讲进步故事，通过写家信、聊家常和他们接近，很快就熟悉了。工人们有事都喜欢找我出主意。待条件成熟些了，我就进一步讲苏联工人的生活以及他们是怎样同资本家斗争取得胜利的；讲工人为什么做牛马还吃不饱穿不暖；讲资本家是怎么剥削工人的，等等。工人们常常是坐的满满的一屋子听我讲，都很愿意听。在这个基础上，我开始物色发展对象，给他们专门讲课，讲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知识，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
到8月份，发展杜均、阎占学等几个同志入了党。在锅伙同住的杜均的三弟杜舟、四弟杜芳也都成了我们赤色工会的会员。
付贯一的小杂货铺，实际上是党的联络站。他一方面负责接头、联络等工作，一方面把杂货铺办成工人们聚会的中心。我们的杂货铺不掺假、不坑人，对工人热情，右时还可赊帐。此外，付贯一会针灸，还常给工人们看病。因此，工人们都愿意来，我们也就借此开展矿工的工作。我在林西大名工人子弟小学认识了林西黄色工会的会员陈光岩。他是个小工头，是大名府人，也在井下挖煤。我和他叙谈中感到他还有些抗日爱国的思想，他也常到小杂货铺中饮酒，发些关于罢工等等的议论。我感到这个人可以团结，就把他当朋友看待，也对他灌输一些进步思想。后来，在林西罢工中，他成了鼓动、串连罢工的积极分子。在组织发展工作的同时，我们着手正式成立唐山市委。陈少敏和王魁生同志当时假做夫妻在赵各庄开展工作，我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并传达了省委指示，正式成立了中共唐山市委。
新唐山市委由我担任书记，陈少敏同志任宣传部长，王魁生同志任组织部长，李士农是团委书记，邢来任团市委组织部长，张维汉同志负责军事工作，付贯一任秘书长。
1933年秋天，省委向我介绍了吴德的关系。吴德当时是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唐山市工联党团书记，做工会工作。那时因工会工作有它的独立性，单独成立了一个系统。我和吴德商量，原先在他领导下的一些党员关系仍由他代管，因打乱原来的组织系统对巩固组织不利，要尽量少发生横的联系，以免发生意外。他表示赞成。这样，唐山矿和华兴纱厂、启新洋灰公司、铁路工厂等工会和党组织仍由吴德负责，市内的一些党组织也由他领导。
1933年初冬，陈少敏同志调回省委，我送她去天津。关于军事工作，始于1933年5月间，当时日军占领古冶车站，人心慌慌，社会动荡不安，工人们反日情绪日益高涨。这时张维汉同志提议：组织唐山工人抗日游击队。我同意了。就派张维汉同志负责筹备，同时给河北省委写信请示，但未收到回信。筹备工作由张维汉、周蕴玉等同志继续进行。周蕴玉介绍了几个在旧军队里当连、营长的人和张维汉共同负责，拉起一支由失业工人等组成的队伍来，有几百人。但是，拉队伍没有军费，连枪械也没有，吃饭穿衣都成问题。适逢军阀石友三来矿区招兵买马，他们就把部队拉了去，穿上了军装。不久后，那些兵痞出身的营、连长不愿意干了，开小差的天天增加，原先组织去的人差不多跑光了，张维汉也从书记长变成了上士文书。我让他回北平找省委汇报工作，但我还不知道北平省委在7月份已遭受破坏，结果张维汉到了省委通讯处后即受牵连被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