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我到了延安。后因接转党的组织关系返回山东。12月，在泰安找到省委，见到省委秘书长景晓村(景慕达)同志。他向我讲：战况紧急，若去不成延安时，就不要去了。现在党号召脱下长衫，拿起武器，到农村去组织游击队。周美谣(周绍南)在你们家乡活动，有了个“民先”(民族解放先锋队)基础。日寇一到，就在家乡拉起武装，将来去徂徕山联系。
我回到家乡(水北村)不久，日寇入侵济南，莱芜、泰安相继失守。
我的邻居刘文举，太平街的李斌(李锡珍)，边王许的边逢甲(边冠一)、杨家庄的杨涛(杨荫来)等人，听说我去过延安，前来我家找我，问我怎么办。我根据省委景晓村同志指示精神，就向他们讲，唯一的出路是拿起枪杆组织游击队，与日本鬼子拼。他们有的是周绍南同志在此活动时发展的民先队员，对抗日已有基本认识，听我说了这些话，便积极酝酿如何组织游击队的问题。
最后决定，凡是家里有枪的要动员家里拿出来。杨涛同志当即表示，他动员家里拿出一支枪来。关于起义地点，决定依托香山区，在金蚕寺集中。另外，还研究了游击队开始组织时，队员以自带干粮和自行捐款的方法解决生活问题。同时，确定了去金蚕寺的日期。1938年1月2日，我和刘文举、边逢甲、杨涛、李斌等同志带着两支步枪和一些自制武器，在金蚕寺正式成立了抗日游击队。
游击队成立以后，我们首先抓的一件事是：进一步发展抗日武装，争取当地景肇铃带的保安队。景肇铃是水北村人，从小游手好闲，是个纨绔子弟。他依靠地主封建势力，在莱芜城受过乡自卫队训练，当了水北一带的保安队长。莱城沦陷后，他收集了原水北区团丁等20多人，枪20多支，住在金蚕寺北面约八里的马场村。
因我和他是同村人，于是决定由我去向他做工作。我向他讲了日寇入侵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事实和爱国青年不能做亡国奴，要保家卫国的道理，他对我们的抗日主张表示赞同。
我把情况向大家汇报之后，大家都认为景肇铃有争取的必要。于是我们在1938年1月初与景肇铃正式联合成立了“抗日保家自卫队”，景肇铃任队长，边逢甲任副队长，我任指导员，共40余人、20余支枪。
1938年元月上旬，我们在金蚕寺召开大会，到会的有水北村景曰松、景商学；边家王许村边振辰，边振奎；太平街、杨家庄、陈家楼、徐家汶等村青年共60多人。会上，我宣讲了组织游击队的意义、任务、要求等，号召青年积极参加游击队。
随着游击队的扩大，有些实际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吃饭问题。二是我们都缺乏军事经验，最好有位政治可靠又有军事经验的同志来统帅和指挥这支队伍。三是当时真正脱离家庭住在金蚕寺的只有我和刘文举同志，其他队员基本是白天来晚上回家住宿，战斗力不好集中。我们曾多次打听徂徕山游击队的情况，但均无结果。
1938年元月20日左右，群众向我们报告，有几个散兵带着枪从东面来了，我们当即研究派一部分人去和他们当面谈，请他们和我们一起抗日。我们采取政治说服和军事压力相结合的方法，请他们留下抗日。他们几人表示愿意返回家乡，我们便将我们队员穿着的衣服脱下来换给他们，每人发给几元钱的路费，并热情招待。他们除留下了携带的枪支弹药外，还说在茶叶口村南秫秸堆里藏着一挺捷克式机枪。饭后，我们一面派人送他们过范家镇朝大汶口方向去，一面派人去茶叶口，第二天早晨将机枪取回。
一天下午，景肇铃派了几个人到金蚕寺，说景队长要商量事情。这时，我们考虑不对头了，决定带着我们的三支枪暂时转移，观察动静。当我们大部分人员走出，最后带着枪的人出来时，景派来的人不由分说，抓住枪同我们争夺起来。一个老兵乘机将枪栓摘去，把这支枪给夺走了，并布置在西北山头鸣枪射击，景肇铃叛变了。
景肇铃叛变后，为保存抗日力量，我们研究决定：一、起义人员及枪支暂时隐蔽，分头宣传抗日，发展抗日力量；二、宣传景大麻子叛变抗日游击队的罪行；三、尽可能地搜集枪支弹药；四、我去徂徕山一带找省委汇报情况，请求派军事干部来。
第一次，我同杨涛骑脚踏车到南山打听徂徕山游击队的消息，未获返回。第二次我个人到新、莱边界打听徂徕山游击队的情况，在塔子村见到了景晓村、洪涛和周绍南同志。我将起义的情况作了汇报，提出派军事干部和派部队到水北一带开展活动的意见。洪涛同志对我讲：“我们的力量还是尽快集中起来好，把人和枪先集中到塔子村。”当天下午我即返回。晚上到杨涛家里住下，将省委的指示对他传达了。第二天下午，我回家，当晚见了刘文举同志。次晨去太平街见到李斌，接着到边王许见到边逢甲诸同志，向大家传达了洪涛同志的指示。同志们一致同意，集中起来到塔子村去。
1938年农历正月十六日晚，我们在张里河口集中的游击队员，有刘文举、边裕鲲、边秀培、边振奎和我等20余人，携带步枪3支，还有刺刀、手榴弹等，到塔子村参加了四支队。以后陆续来部队的有景日松、边振孟、李汉栋等20余人。到塔子村后，编为四中队第二排。当时四中队的指导员是林浩同志兼任，我是第二排的政治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