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山战斗发生在1942年10月17日。敌人秘密集结了泰安、济南、淄博、莱芜和章丘的几路日伪军。约计5000余人，在莱芜吉山一带，突然对我鲁中泰山军分区司令部及泰山地委、专署机关进行了铁壁合围，企图将我党政军机关一举歼灭。
我军参加战斗的主力部队基本上是两连一队，即汪洋政委率领的十团一营的第一、二连和教导营的一队，约有战士近400人。此外，还有地专机关的一个训练班，但他们没有武器。当时，我们主力连队的武器，只有4挺机枪，3门小炮，其余都是步枪，教导营一队全是老掉牙的步枪(因为只搞训练，学员来时，都将好的武器留在部队了)。所以，从人员数量及武器装备上，都是敌众我寡，悬殊很大。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斗争更加残酷，环境更加恶劣，特别到了1942年，日伪军碉堡林立，封锁沟壕纵横，使我们的大部队活动十分困难。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我们泰山军分区按照党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精神，撤销了团级单位，把部队分成以营为单位进行独立活动。原十二团团长石新同志(老红军)改任教导营营长，张键(即张鹏展)同志任教导员。教导营下设一、二两队。一队队长田光林同志(湖南人，红军，原任十团三营副营长)，我任一队指导员。二队队长李仁斋(原十二团的副营长)，指导员是韩玉樽(莱芜古德范人)。
当时，军分区司令员廖容标同志带领十团一营第三连及其余的部队到益临边地区活动。政委汪洋同志率司令部和十团一营的一、二连掩护地委机关在莱芜的栾宫、阁老一带，教导营全体驻在船厂(地名)，专署机关在章丘、茶叶区边缘地区。
10月15日，我们教导营按期完成了培训干部的计划。16日上午，教导营一、二队全体教职学员在船厂举行了毕业典礼。教导一队共毕业两个区队(排)，一区队队长韩连长(名字我记不清了)，二区队队长刘仲谟连长，有6个班，约计80余人(其中连级干部7人，其余均为排级)，原计划17日分配工作。16日下午约3点光景，我们毕业会刚结束，就接到司令部的行军命令，指令教导营全体移住高白杨村。司令部也转移到刘白杨村。地专机关可能到了法山一带。我们到达高白杨村时，天已经黑了。这时，田队长手里拿着不知从哪里买的几条小咸鱼，要找锅煎煎吃。当时，我还劝他：“深更半夜的，别忙活了，明天再吃吧。”但田队长非要马上做着吃不可，我只好喊通讯员拿去做。做好后我们队部的几个同志一块吃了，大伙又喝了一会儿水，躺下休息时已近半夜了。
次日(即17目)凌晨，天刚破晓，我们就听到西南方向响起了炒豆般的枪声(据说十团一营的两个连队刚出早操，敌人的子弹就打到操场上)。同志们立即紧急集合起来，在石营长带领下，我们教导一队从高白杨村拉到了曼里岭上。这时，由教导员张键带领的教导二队行动迅速，他们撤到王庄，并向王庄以西突围，奔长三行、石匣一带去，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由于情况变化突然，战前毫无作战准备。仅在10多天前听领导上讲有情报说敌人可能要合击茶叶口，但到16日一直未见敌人有任何动静，因此，有些同志从思想上放松了警惕。
战斗打响后，我们对敌情一无所知。这时，周围枪声、小炮弹、手榴弹的爆炸声响个不停，从枪声判断我们是被敌人包围了。由于处境危急和情况不明，石营长在指挥上也显得犹豫。当时，我请示石营长我队有无战斗任务，并建议，如无战斗任务，我们应迅速离开此地，寻找缺口突围。石营长同意了，我们便到了下法山峪口。我与田队长仔细听了听四面的枪声，认为西北方向的枪声稀落，可能是缺口，便又带着部队过了王庄河爬到货郎台光崖下。这时，石营长又下命令叫部队再回到茶叶口，过河到大吉山西岭隐蔽下来，以待战机。这时我们看到了司令部和十团一营的两个连从王白杨村南岭过河后冲上吉山南山，石营长便也带我们教导一队跟了过去。我们刚来到南山脚下，司令部和两个连的同志们便被居高临下的鬼子用密集的火力压了下来，情况万分危急。
我和十团一营一连副连长钟继信商定了一个突围计划：先过河，佯攻吉山北山，等冲到半山腰时，再顺梯田堰根向东，走小东吉山的东岭向潘家崖和崖下村方向突围。于是我们开始行动。刚到小东吉山村前，敌人可能也看出了我们的意图，就疯狂地用火力南北夹击我们。我们第一次冲锋，由于敌人交叉火力十分凶猛，很多战士壮烈地倒下了。我也负伤3处，右臀部被子弹打穿，右腿有两处也被弹皮崩伤了。这时，石新营长还在我附近，他的警卫员小张已经牺牲了。二区队长刘仲谟同志头部负伤也倒在我的旁边。我看到我们这么多的同志牺牲了，心急如焚，急忙解下绷带，扎紧伤处，继续指挥部队再次冲锋。我高声对战士们说：“我们冲过岭去，就是胜利!”尽管我们反复发起冲锋，但因人少、枪差、子弹缺，几次冲锋都没能成功。又有一些同志倒下了。当时，我看到了形势于我十分不利，再强行突围恐怕希望很少了。我就解下背包，交给了四班长，并对他说：“只要你牺牲不了，要千方百计保护好这背包，这里面有咱全队的干部登记表，党员登记表，千万别丢了。如让敌人得到，还不知要有多少人受糟害。”后来，四班长的下落也不清楚。为了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开，让四班长他们突围出去，我就顺山沟一瘸一拐地往上跑。有个鬼子看见了我，朝我开了3枪，都没打中。这时，我左右一看，见两面山上的鬼子像恶狼一样地扑来了。战士们大部分中弹牺牲了，少数活着的被冲散了，石营长和田队长也不知怎样。我走，走不动了，打，子弹也光了，没有办法，我只好侧身躺在沟北头的一个死水湾里，将腿泡在了水里，故意让血染红湾水，给敌人造成我已经死了的错觉。这时，西岭上有几个鬼子，又朝我这里打了3枪，一枪打掉了我的帽子，一枪打穿了衣领，另一枪打在脸前边的山坡上，溅了我一脸土，都未打在身上。当时，我一动也没有动。敌人真的以为我死了，就沿西岭向南去了。
在这生死关头，迫使我做出抉择：要么是死，要么是被俘。我知道，如被敌人抓去，那种活着，还不如死了。可当时我才二十四岁，为革命做的工作太少了。因此，我想还是尽量活下来，用牺牲的样子骗鬼子。如鬼子不动我就罢了；如果动我，我就跟他们夺枪，和他们拼了。趁西岭上的敌人往南走的时候，我就把自己的党员登记表、日记本和仅有的几元北海币埋在了身子下面的沙底下，我想如真被敌人抓住，也绝不让他们得到什么证据。过了不久，敌人又来打扫战场了。过来了六七个鬼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停下来，等了约有一分多钟，这时，我尽力屏住呼吸。敌人确认我是死了，叽哩哇啦了几句日本话就走了。就这样，我骗过了日本鬼子。
又过了两个多小时，我看见有两个学员顺着沟上来了，他们是夹在牺牲战士中骗过敌人的。敌人搜索时，一个挨了几刺刀(没扎中要害)，另一个挨了几脚，他们当时都没动，因而瞒过了敌人。我们见面后，他俩扶着我爬上了小东吉山东岭。我全身都湿了，冷风一吹，冻得直打颤。我们坐下歇了一会儿。这时，感到肚子饿极了，就又顺着山坡走，来到山坡上的一间小山屋的前面，有位花林村的老大爷住在这儿看山。过了一会儿，他儿子拿来两人的饭，我们五个人凑合着吃了。饭后，我觉得很累，浑身一点劲也没有，躺在草铺上，不久就睡着了。伤口的疼痛，使我醒了过来。这时，屋外面一片漆黑，山下不时还传来几声狂吠。我伸手摸了摸四周，什么也没有。
那两个学员也不知到哪里去了。
第二天天刚亮，我悄悄地观察了山下四周的情况，什么动静也没有，就拖着一条伤腿爬到了中法山的南山沟里。正好遇见了逃难的老百姓，我便向他们要了几个煎饼充饥，他们还给我找了一根棍子让我拄着，我就又朝潘家崖爬去。接近庄头时，遇上司令部管理科长钟兰坡同志，他正在庄头上了望，我们看到了博山的鬼子正从崖下一路往回走。钟科长扶我进了潘家崖村，当晚又把我转移到窝铺村，他还给我们六七个伤员每人找了一件大衣，发给我4元北海币作为养伤费。那时条件很差，基本上没有什么药物治疗，只是用盐水洗洗伤口。过了五六天，我听说教导营的营部带二队还在章丘长三行村一带活动，就不顾伤处疼痛，奔长三行找部队去了。到了长三行，不巧，部队已移防到了石匣村。我便又继续追赶队伍，深夜才找到。在部队里，我一边随队伍集体行动，一边接受治疗，后来，伤也慢慢地好了。
这次战斗，我们毫无准备，敌众我寡，3小时激战(约7点至10点)，我们付出了很大的牺牲，约计伤亡200多人，其中有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汪洋同志，教导营营长石新同志及营、连干部几十名。敌人也伤亡了百余人。后来听说他们的旅团长被我们击毙了。
这次战斗虽然敌强我弱，敌众我寡，我们始终处于被动、劣势，但是面对十倍于我的敌人，我们的指战员没有胆怯，没有退却，他们毫无惧色，英勇顽强地奋起反击。在小东吉山庄前和庄南的河滩里(这里是最激烈的战场)，战士们个个都表现了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子弹打光了，就跟敌人拼刺刀，刺刀弯了，又同敌人扭打在一起，拳打，脚踢，口咬。有的同志拉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有的牺牲了，还紧紧地搂着敌人不松手。有两个同志被敌人围住，形势危急，各自抱着一挺机枪和一门小炮跳进了一口水井里，就是死了也绝不让敌人得到武器，显示出一个革命战士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山坡，染红了河滩。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写下了抗日战争的悲壮的一页，表现了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民族气节，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敬仰。我们永远怀念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