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打“剔抉队”
我们在白龙区打开局面，便转移到孝义区。这里有一支敌人的武装特务“剔抉队”，活动猖獗。他们夜间出动，拂晓包围，挨家搜查，翻箱倒柜。一旦发现疑点，就把村民拉出来威胁利诱，严刑拷打，逼着供出地下党员和工作人员，弄得人心惶惶。他们还制造和散布谣言，破坏我军民关系，并炫耀武力，把他们的装备吹得神乎其神：“一色二十响匣子枪，外加‘隔山照’、‘千里眼’，全是新式武器。隔山能照出八路军住在哪庄哪户，往地下照，能看穿几丈深，下面藏着什么东西都一目了然。”
为了替民除害，坚定地下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抗日信心，我们一面大力开展政治宣传，通过鼓励党员干部斗志，带动群众积极抗日；一面摸敌情，捕捉战机，准备狠狠打击“剔抉队”的嚣张气焰。
“剔抉队”狡猾得很，活动十分诡密。他们穿上便衣，装成武工队模样，深更半夜敲老百姓的门，“老大爷，老大娘，开开门吧!我们是武工队，找你们村长弄点饭吃。”老乡若是答了话，开了门，他们就抓人。不过，那时群众面对鱼龙混杂的复杂环境，警惕性很高，对陌生人叫门，很少答话。就是熟人叫门，深更半夜，也不随便开门。只有听准口音，确实是武工队，才开门。因而，很少上敌人的当。
我们摸清了“剔抉队”活动的规律，研究打“剔抉队”的办法，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打他们个措手不及。一个队员提议，“想打他们个冷不防就得冒充鬼子。”“怎么个冒充法呢?”一个队员发问。“我们可以装成鬼子从泰安派的搜山打狗队，‘剔抉队’准会信以为真。”我说。
为了麻痹敌人，我们化装成鬼子，夜间插到莱芜城东南30里的小山村状元沟隐蔽。第二天早晨，顺山路向西北直奔安仙煤矿，再一路北下。经过安仙煤矿时，鬼子的炮楼上嗷嗷叫了几声，我们拿出日本的“膏药旗”摇晃了几下，鬼子哨兵便不吭气了。我们顺路往东拐，在南冶村头，与“剔抉队”迎面相遇。他们问我们是哪一部分的，从哪里来，我们说是从泰安来的搜山打狗队，他们信以为真了。我们问他们是哪一部分的，他们照实作了回答。趁敌人毫无防备，我向同志们使了个眼色，便动了“家伙”，打了他们个措手不及，撂倒了两个。跟踪追击，又撂倒了一个。
头次交手，武工队便把“剔抉队”打了个屁滚尿流，惶如丧家之犬。我们从打死的敌人身上，拣到一支二十响，一支步马枪，一支撅把枪，外加一柄月牙斧。拿给地方干部和群众传看，并不像敌人吹嘘的那样是什么新式武器。消息传开。群众的抗日信心大增。武工队走到哪村，乡亲们都热烈欢迎。
智破封锁线
日军为推行“强化治安”，在交通要道上挖上既深又宽的封锁沟，深4米，宽4米，沟底插尖木桩，掉下去就爬不上来，弄不好还要扎伤手脚，还修筑了三四米高的封锁墙。加上炮楼林立，据点交叉，不但我们活动极不方便，就是小商小贩也受到阻拦，致使游击根据地军民买不到食盐和其他日用品。武工队要想以口镇为中心，四面开花，打开新局面，就必须打破敌人的封锁线。
我们经过化装侦察，发现口镇南小洼附近有段缺口，是日军从莱芜城到口镇运输物品的必经之路，故设封锁沟，没筑封锁墙，并修起炮楼，派一班伪军(15人)由一个姓王的班长带领驻防把守。我们先礼后兵，叫伪保长给王班长捎去口信，叫他出来跟我们见见，想晓以民族大义，叫他身在曹营心在汉。他却不见棺材不落泪，还口出狂言：“八路要是有种，就上炮楼见我。”
我们情知，不给这伙伪军点“厉害”尝尝，就是磨破嘴皮，也没有用。于是，我们20多人，便绕到莱芜城方向，穿上鬼子军装，打起膏药旗。由身材魁梧、一脸络腮胡的小魏扮成日本军官，我给他当半拉子中国通翻译，冒充从莱芜城出发到口镇去的鬼子。在将近黄昏时分，威风凛凛地扑向小洼炮楼。路上，我叮嘱小魏，你只管低声呜里哇啦，大声两个字“你的”，其余的文章全由我做。
接近炮楼时，有几个伪军在路旁乘凉，他们果然把我们当成了皇军，忙点头哈腰地迎了上来。小魏装得活像，他大模大样地哇啦了几句，便用手对我一指“你的”！我随即冲口而出，“太君说了，叫你们统统地出来站队，他要训话。”伪军信以为真，不多一会儿，便齐刷刷地站成了一行。王班长毕恭毕敬地向小魏敬了个礼，“请太君训话。”
“哟西”，小魏还要哇啦，我瞟了一眼，见队员们各就各位做好了准备，便冲小魏一摆手，把脸一抹，直接训了话：“什么太君?狗屁!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是廖司令派来的，我姓罗，叫罗结子，是队长。我人结巴点，可枪不结巴。”那王班长听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是廖司令派来的，吓得腿肚子都转了筋，一个劲地哆嗦。
我见他吓破了胆，便把脚一跺，厉声喝道：“王班长，上次叫保长给你捎口信，你怎么不听当当?“我，我怕……”“怕什么?”“怕……怕皇军说我通八路，杀……杀我的头。”“你怕鬼子杀头，不怕我们拧你的脑袋?”“陷!我保证……改过。罗队长!您就高抬贵手，饶我一命吧!”
我从兜里掏出个本子扬了扬，说：“姓王的，老百姓都说你坏。你的大名，早上了我们的黑簿啦!九条罪状，足够摘你那吃饭的家伙啦!”
“我……我知罪，求罗队长饶我这一回。”王班长吓得有点昏头昏脑，没听出我的话意，只当要杀他，“扑通”一声跪下，直向我磕头。
“起来!”我瞪了他一眼，“我们这次来，一不为缴你的枪，二不为杀你的头，三不为烧你们的炮楼。只要你们能做到身在曹营心在汉，不当铁杆汉奸，暗地里给中国人民出点力，就给你们出路。希特勒眼看就要完蛋啦，小日本也没几天蹦达头了，你们应当早一点给自己留条后路！如果你们还胆敢执迷不悟，为非做歹，我们就烧你们的炮楼，叫你们‘坐飞机’升天！今后，我们从此路过，一不准放枪，二不准向鬼子报告，还不准你们抢劫商贩，敲诈勒索民财，听清楚了没有！”
“听清了！我保证做到！”
“王班长，黑簿上你净黑点点儿，够吃花生米的啦，快做点好事，将功赎罪吧！”就在这时，有只归巢的乌鸦，边在树梢上盘旋，边呱呱呜叫。一个队员怂恿我说：“队长，这只老鸹叫得真难听，你给它一枪吧！”我点了点头，掏出匣子枪，一扬手，“叭勾”一声，那乌鸦便从空中倒栽了下来。王班长和伪军们见状吓得腿又哆嗦起来。
此时，因卡断交通，聚拢来种田和过路的老百姓已将近20人，我见是个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给群众撑腰壮胆的好机会，便把王班长叫出来单个训话，“你想不想试试我的枪法?我叫你跑出200米去，再开枪。说打你的脑袋，决不打了你的屁股。说打你的左耳朵，决不打你的右耳朵。”
“不敢，不敢，我只有一个脑袋，不想试。”
“不敢就好。刚才我宣布的几条，记住啦?”
“记住啦!八爷从这过，一不打枪，二不报告。还不准抢劫商贩……”
“还有呢?”
“不准敲诈勒索老百姓。”
“乡亲们，你们都听见了吧!”我当即给群众壮胆，“往后，王班长他们若是口不应心，继续作恶，你们就报告武工队。我们一定严惩！”
经过这一教训，小洼炮楼附近的缺口，便成了我们畅行无阻的通道。就连工作人员过封锁线，他们也装聋作哑，一不吆喝，二不打枪。
单枪突围
1943年2月底，一个月黑之夜，为争取张高庄一个干伪军的给养上士给我们当内线，我和队员宋学修同志先到了口镇区李家镇，跟宋学修同志的姐夫李家庆接上了头。原约定晚上8点在李家与张上士碰头，一是对他进行教育，二是了解敌人最近的活动情况，三是看他联络弃暗投明的伪军，能拉出几个来。我们两个准时到了李家镇，8点钟早已过去，但张上士迟迟未到，我们很着急。李家庆也很着急，“我跟他约定好了的，怕是情况有什么变化?”宋学修同志更是个急性子，“时间不等人，我跑一趟，去蔡镇问问蔡乡长吧”，蔡是“两面”乡长，是我们区中队指导员的父亲。
小宋走后约摸一袋烟的工夫，李家庆从街上回来，进门就急急慌慌地问：“罗队长，咱武工队开过来啦?”我说：“没开过来。”李说：“庄子东头怎么站上了岗?”我说：“走，咱俩看看去。”
我跟李家庆到了街上，见迟出的弯月如镰刀，时隐时现，朦朦胧胧，便贴着南墙根的阴影走，绕到了村东头，果见有六七条人影在来回晃动。我故意咳嗽一声，想引对方先发话，好从口音上判断究竟是敌人还是自己人。这一招果然奏效，他们一阵紧张，有避到树后的，有钻进小庙里的，随后才壮着胆子喝问：“干什么的?”“老百姓。”“老百姓?黑灯瞎火的，出来干什么?想找死啊!快滚回家睡觉去!”“是，老总。”我全明白了，一拉李家庆，便贴着墙根，拐进了一条小胡同。
包围村子的肯定是敌人，得趁对方尚未觉察，赶快往外冲。东边是封锁沟，北边是敌人据点，兵力一定密集，南边只有一条道，道两旁都是大小沟。只有一条路，从西围子门往外冲，从日本鬼子和汉奸队惯用的交叉火力网的空档中钻出去。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决不叫敌人捉活的。我主意一定，便悄声对李家庆说：“老李，你回去吧，警惕着点。我要单枪突围打出去。”
李家庆听了一惊，紧紧抓住我的手说：“别，好虎架不住群狼，你一支枪怎么能冲得出去?太危险啦!我家挖了个洞，你还是钻进去躲躲吧!”
“不，我才不钻你的蛤蟆蹲呢!一旦叫敌人发现，就像抠螃蟹一样，活活给抠出来，死也不得痛快。抠不出来，加火一烧，呛也把我呛个半死，更是活受罪!”我边说边往外拽手，“我宁愿让敌人要死的，决不让它捉活的。”
“罗队长，你还是躲躲为好。”
“回吧，注意隐蔽。”我用力握了握李家庆的手，一手提着张开机头的二把匣子枪，一手拿着一条备用的子弹袋，便贴着墙根向西围子门奔去。
“干什么的?”汉奸队在西头埋伏了一个班，听见我的脚步声，刷地散开了，隐蔽在黑暗里喝问。
“老百姓，老母得了急病，叫俺去镇上请先生。”
那家伙信以为真，偏又是个老兵油子，吃过亏，怕上当，厉喝道：“拍着马掌过来!这一招，叫我犯了难为。俗话说，活人不能叫尿憋死。我急中生智，忙将子弹带用嘴咬住，腾出左手，边“呱唧呱唧”地打着腮帮子，边往前凑，距敌人隐身的坟地10米远时，突然从坟后站起两个伪军，举枪喝道：“站住!”我情知他俩是瞎吆喝，并没看清我是八路还是老百姓。我不敢怠慢，没答话，也没停步，“叭叭”两枪，便把那两个站起问话的伪军撂倒了，就近埋伏的八九个伪军被镇住了，没一个敢动的。紧接着，埋伏在南北两侧几百米外的鬼子和汉奸队，就交叉着开了火儿。两挺歪把子机枪，越叫越凶，一扫一个扇子面，防不胜防。忽然，我左手擦皮挨了一枪，我没理会它，火速往外冲。接着，又从胯裆“嗖嗖”扫过来两枪，把我掖起的大袄，对穿了四个小洞。我顾不得这些，仍弓腰往外疾奔。忽地，头部像挨了一闷棍，眼前一黑，猝然栽倒。多亏脑子很快就清醒过来，我情知是头部负了重伤，忙用右手把毡帽头一转，一摸，捂住伤口，鼓鼓劲爬起来，向西冲出了围子门。距离越拉越远，鬼子兵和汉奸的火力够不上了。但敌人仍不甘心，还在为我鸣枪送行。
我趟过一条小河，爬上一道土岭，离庄约3里远，知已脱离虎口。我冲出来后，直插西北，过太平庄，进陶家庄，碰巧遇上了敌工站长吴奎轩和小李。一见自家同志，我那身子就发软，头伤也痛得很，晕晕糊糊地直打哆嗦，脚也站不稳，腿也迈不动了。
凌晨两点，在河北村找到了武工队，指导员张健和同志们把我抬下担架，见我挨了四枪，都说：“伤得这样重，罗队长能活着冲出来，真是侥幸，又拣了一条命。”当晚，就住在魏大娘家。张健同志见我伤势重，很着急，和河北村村长商量后，便派人去雪野据点附近的冬暖村，请来一个能治外伤的中医先生。医生给我包扎完毕，走出不远，又传来情报，说雪野据点的鬼子兵和汉奸队出动40多人来要粮。张健同志带着武工队转移了，叫我隐蔽在村里养伤。我不愿连累老乡，要跟上武工队走，魏大娘说：“孩子，你伤得这样重，不能走。我有办法掩护你。我闺女19啦，给她挽起辫子梳上抓髻，扮成你媳妇，你就给我当儿子吧。我豁出这条老命，也要把你保护下来。”那次敌人没进庄，但魏大娘的热心肠在40多年后，仍令我记忆犹新。
傍晚，我伤口发作且发烧，昏昏沉沉，同志们用担架把我送到小山庄上法山村，那儿有我们一个后方医院。我在担架上晃荡了一夜，伤口痛得更厉害了。到了医院，张医生给我吃了安眠药，也不顶用，连着叫唤了三天三夜，发高烧。那时没有什么特效药，用点盐水消毒，用点红药水和药膏。医生怕我活不过来，在村里准备好了一口棺材。没想到在医生的精心护理下，我的伤情逐渐好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