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争取、瓦解敌人的工作中，我做的工作有这么几点：
白马峪乡公所有个文书叫李忠告，是个叛变自首的党员。我们了解到他投敌后还可以争取，于是我们就确定争取他，曾经给他捎过信，但没有争取成。有一天李忠告还有一个姓张的伪付乡长（当峪人），他们要上石庙子去。这个情况是圣水安的翟月贞告诉我的。于是我决定在他们半路上的一个石门山坡上等他们，等他们过来时，我就用枪指住了他两个，对他们进行教育，叫他们改恶从善为我们工作，可以宽大处理，如不为我们工作就干掉他们，这样李忠告和那个伪付乡长都表示愿为我们工作。这以后，他常给我们送信，报告敌人的活动情况，证明他还是比较老实，有改恶从善的表现。我们为了考验他，就和他说，要他把乡公所谁好谁坏告诉我们。他说伪乡长田振诗很坏。田这个人也是叛变自首的共产党员。他还说伪乡丁刘学山也很坏。于是我们就确定打掉这个乡公所。他提出意见说：“在打乡公所的时候，我把好的集中到东屋里，你别打东屋的，我把坏的集中到西屋，你打西屋的，还有一部分人可以叫他们回家。”他安排好以后，我们就开始打乡公所。在东屋里的有李忠告等两、三人，在西屋里有田振诗和刘学山等人。打乡公所时，开始门弄不开。薛锐同志就开了枪，打断了田振诗的腿，伪乡丁刘学山是个老兵，他把门顶住了，因此一直没打开。当时在白马峪还有一个敌据点、一个汉奸中队部，所以我们没敢恋战，就主动撤退了。这次虽然没打开，但对敌人影响很大：他们认识到张子超、王善堂、薛锐这些人的厉害。他们都主动地向我们反映情况，我们的工作就好做了。这是我们争取李忠告为我们做工作、送信、配合我们打乡公所的一事。
第二个是做的翁山上炮楼里伪班长的工作。这个伪班长姓尹（名字忘了），很坏。他和一个伪军每天都下炮楼到翁山子搞女人。他搞的是村长曹的一个叔伯妹妹和叔伯兄弟媳妇。曹告诉我后，我了解到只他们两个人时，就决定逮住他们震慑一下。
这一天，我把那两个女的支使出去，便藏在她们屋里。那两个家伙搞惯了，所以进门后直奔那两个女人的住处。当他们一伸头进屋来，我就抓住他们的枪，用枪指住他们的头命令：“你们谁敢动我就枪毙谁。”两个人吓得“扑通”一声就跪下求饶。我说：“我是王善堂，你们要老实点，不然就毙了你们。”接着，我又教育了他们一顿。他们表示愿意悔改，要求宽大处理。于是我给他们提出了三条：一条是不准再糟蹋女人；二是不准再糟蹋群众的庄稼和抢群众的东西；三是我们的队伍从你们炮楼子过时要掩护，不然就打掉你们。又加上在我们杀了他们一批和打了一些据点的情况下，他们非常害怕，所以我们就把他们放回去了。从那以后这个炮楼子算是争取过来了：要是敌人准备扫荡，只要他们知道，就给我们送信。我们的同志从泰安到莱芜、蒙阴、沂蒙开会，他们的炮楼是必经之地，当我们告诉他们时，他们就掩护着改行。
第三个是争取邵家庄红岭子上的炮楼子。这个炮楼子的班长叫纪荣斌。因为这个炮楼处在我们经常通行的地带，因此我们准备争取他。我曾经叫一个伪村长王化德给他捎过信，对他教育不要作坏，要做坏我就带人把他打掉。在还没有见上面、说上话的时候，有一天我从汶南到县里去开会，正从邵农庄这个地方走，恰巧赶上纪荣斌带着他班的十个人到邵家庄去，我们在村的胡同头上相遇。我是从胡同里向北走，他们是由胡同的西边向东走。相遇时他们看不到我后边有多少人。在相距十来步远的地方，我过去用枪把他们指住了。我一边喊：“不准动！我是王善堂！”装作我后面有许多人。因为这之前我已找人和他谈过了，所以他们就把枪缴了。然后我叫伪村长王化德把他们领到西岭村把枪放起来。我给他们讲了讲话。主要讲的是愿意走的就走，不愿意走的就留下参加我们的部队。经过教育，让他们吃了饭，县大队来了一个班带走了七、八个人，回家了几个。纪荣斌就住了西岭，再没有到敌人那里去。这个炮楼子算是争取过来了，也算是拿掉的吧！
第四个是白马峪中队部，中队长叫朱荣扬，四十来岁。在打白马峪时他这个中队长没动，他不是那么太坏。朱荣扬在当峪娶了伪村长十四岁的女儿做老婆，实际上是霸了去的。我认为朱还能争取。于是就通过他丈人———东当峪的伪村长姓李的，叫他捎信给朱荣扬：如果他愿意为我们工作，改恶从善，我们可以叫他在那里继续存在，不然我们就干掉他！经过他丈人做工作后，他表示愿意为我们工作，但不愿意到我们这边来。如果有什么用得着的地方，如送信、送粮甚至送钱都可以。这样我就把这个情况汇报给公安局，确定争取他。之后，我们和他丈人商量确定了同朱荣扬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因为他是个中队长，见面时他必然带着一部分人，所以，县公安局给我派来了田发宗和他带来的一个短枪班，县里还派来了县大队付大队长周少棠和他带来的一个班。这样再加上跟着我们一两个人共二十来个人和朱荣扬见面。地点确定在离据点四、五里路的中当峪。准备见面的这一天我们就住在当峪的大地主靳成宪家。靳成宪的叔伯弟弟叫靳成章是南汶汉奸队的队长，靳成章的小舅子是沟里村人叫李建仙，也是个叛变投敌分子、汉奸，我在十二中队时他是文书。在我们和朱荣扬见面的这一天正巧李建仙来走姐姐家。当他姐姐在村外看见李建仙后就告诉了他：“你怎么来了呢？王善堂他们在这里住着呢。”她这么一说，就把李建仙吓跑了，按着向鬼子报告了。在我们还没有和朱荣扬见面时，敌人包围了我们，还通知朱荣扬也堵截我们。伪村长靳成章发现后立即报告了我们，于是，我就带着田发宗、周少棠他们突围。当时鬼子的兵力是部署在南边，他们认为我们是向南跑，不敢向鬼子据点方向跑。可我们正相反，就是向据点方向跑。我们出了村顺着沟走了二里地就是据点，我们从据点那里突围出去了。这次打得虽然够厉害，但没有伤人，只是周少棠同志扭着脚了。日本鬼子叫朱荣扬堵的那一条路，朱荣扬拖延了时间，等我们都出来以后，他才去堵截。这证明朱荣扬表现不错，证明情况不是他暴露的，是伪村长弟媳妇告诉李建仙暴露的情况。后来我、田发宗和朱荣扬见的面，经教育他再没做坏事，并且有什么情况，如敌人扫荡或者出来清剿或者有什么活动给我送个信。朱荣扬算是被我们争取过来了。
在东边的据点，张子超同志也争取了几个。
经过这么一搞，环境基本好了。也就是说，白天汉奸活动，夜间我们活动，有时我们白天也出来活动。有一次，我回村去看看，正好敌人也在村里，当时我披着褂子，挟拉着枪就这么走了。他们知道是我，我也知道是他们，他们也不敢怎么着我，我们各走各的。当时就这么个状况。敌人害怕我们了，我们有了关系，活动也就比较方便了。直到四四年的春节，县里统一地要把敌人的炮楼子烧掉，据点全部拔掉。我分工烧五、门个炮楼子，象高家岭、翁子山等。这些敌据点、炮楼子是晚上统一行动一块烧的。就有一个据点即沙岭子南边的据点没争取过来，于是我们就把它炸了，敌据点的一个班几乎全部给炸死了，当时跑出来俩也叫我们给枪毙了。柳条峪据点也不好打，打了一夜没打开，到了明天就搬走了。
在抗日战争期间，敌人蚕食到一九四四年春节，敌人的据点、炮楼子就全部没有了，恢复了原来的根据地，环境就好转了。
在环境好转以后，我的胃病犯得挺厉害，现在已经是胃溃疡，当时不知道，光觉得心口痛。而且眼病也挺厉害，眼眉倒立，因此组织上叫我养病去了。开始是在鲁村，后鬼子扫荡，机关转移，后方医院也转移。这样就又把我介绍回到莲花山我的家乡。从此我就在家养病，养了有年把时间。大概是四四年五、六月养的病，到四五年的五、六月，搞反奸诉苦，因为日本鬼子快完蛋了，我又回到区里继续工作。
日本投降以后，组织上又调我到汶南区工作了。
我于四五年底，四六年初正式调汶南区工作。由于当时身体还不太好，所以先叫我到野店搞点和兼任教员的工作，主要是搞点，我是点长，管从卢家村往上那十几个村子。野店村非常孬，群众说：“宁过九江八口也不从野店走。”我在那里找了魏长征和亓安荣两个教员，我有时也上课，但主要是工作，发动群众。搞了一段时间把群众发动起来了，斗了两户地主，弄了几个汉奸，教育了几个伪村长。
组织上为什么叫我去野店呢？因为在四五年一年里那个村撵走了三个工作组两个教员。工作组去了他们就把工作组赶走了，上半年派去一个教员撵走了，下半年又派去一个教员又撵走了。所以四六年把我调去负责小学的工作和搞点，自那工作开展起来了，直到现在那个村还是比较好的。
一九四六年十月，我还在槲林泉训练积极分子，准备搞土改。这期间敌人向莱芜进攻，环境逐渐恶化。敌人住在莱城，准备向南进犯，因此在四六年的十二月、四七年的一月主要是和主力部队一块抓舌头、了解情况、准备莱芜战役，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准备支前。当时区长王月凤身体不好，不能工作。我在区里既干公安特派员的工作，又管区里的工作。莱芜战役时，王月凤的身体仍然不好。所以支前工作名字是王月凤，具体指挥、实际工作的是我。
在支前工作中，各村的民兵、积极分子基本都动员起来了，所以在战时，村的支前工作也不错。我弟弟王书生领着部队打到莱城以北，他和部队一块作战，在李仙洲那个地方打了一天一夜的仗。战斗结束后，奖给他一支枪。现在那支枪还保留着。在支前时，有些女同志、年轻的、甚至小脚的老妈妈都给我们部队带路。打过仗之后就是打扫战场，掩埋尸体，抢救伤员。
莱芜战役以后，我们获悉：敌人要重点进攻了，新五军要到莱芜。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区长因有病，脱离开汶南区，区委书记董熙哲和我就负责区里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积极准备应付新五军来了以后的工作。应付恶劣的环境。那时的准备工作主要搞了这么几个：
第一个国为防止五十多名绅士、名流、地主作坏，我开办了十多天的训练班，对他们进行教育，向他们说明：“如果敌人来了以后你们要作坏，我们一定要严加处理！如果敌人叫你们做坏事，除不得已的情况下，你们必须和我们联系，听我们的招呼，给我们工作”。经过教育把他们放回去了，这是一个思想准备。
第二个是，把坏的地主、绅士、名流一个一个地登记下来，在敌人来以前，要杀掉一批。当时我记得确定全区杀十个人，是在等敌人离我们只有一、二十里地时杀。当新五军从新泰的平流过来，离我们不多远的时候，我们从野店撤，一路上杀了几个。我带着一部分到波河北，又一块退到香山区，临时把区里所有的干部都撤出来了。
过了两、三天以后，要我带着人回去看一看敌占区能不能住下。于是我带了李文达、我弟弟王书生先插回来看看，到了石庙子、后坡、张家庄子、野店住了一天多的时间，经过观察觉得能住得下，而且群众的情绪比敌人蚕食时好得多，他们敢和我们联系、送信，还管我们饭吃。我们就返回茶叶向县里、区里的同志讲了一下。这样就派我和董熙哲同志带着十几个武工队员又插回来，在野店、柳条峪村一带作为根据地活动。在这一带干了这样几件事：
干掉了一批伪村长：在野店杀了亓有洋，卢家庄杀了亓松贞。这些人都是在敌人来了以后给敌人送情况、报告村里的情况，报告公粮，打着白旗子迎接国民党，我们经过争取没争取过的坏家伙，所以把他们杀掉了。我们还在石棚杀了一个、台子杀了一个。杀了这些坏家伙以后，伪村长老实多了，都主动和我们联系了，给我们送信、送粮。形势好转了。
再就是打还乡团。在敌人的新五军来了以后，地主、豪绅组织了一些反动组织，例如还乡团等。还乡团的人大都是当地人，非常坏他们镇压群众，敲诈勒索，强奸妇女，无恶不作。特别是对贫下中农、村干部残害更严重：有的被他们逮去杀了，有的被他们逮去浇凉水，压杠子，逼迫他们找共产党。所以我们就准备首先打击这些坏家伙。我们就把民兵连长、民兵骨干、老支书组织起来共七、八十个人，组成武工队，打击敌人。我带领武工队主要是同还乡团进行斗争。除此也打了敌人几次埋伏。
有一次敌人到卢家庄抢粮抢东西。我带着武工队埋伏在卢家庄西边的山上，打死敌人十几个，我们也牺牲了一个叫马学芝，他原是部队上的一个机枪射手，因负伤挂彩，回来后没赶上他的部队，就留下干了武工队，他的枪法挺好，在那次战斗中，他自己就打死了三、四个敌人。
再一个是林家庄打埋伏。据了解还乡团的新五军的一部分人要到刘家庄、王予店一带扫荡，我们就和公安局联系一下打埋伏。当时公安局长李林泉带着公安局的两个排十八、九个人：长、短枪排各一个。我带着武工队和公安局的两个排冲出了包围。在出来之后才发现李林泉同志掉了队。在突围中我们先是在一块，后来我们上了北，李林泉和他的两个警卫员跑散了，跑到南边方向去了。南边是山，靠根据地，敌人众多雄厚，北边是敌占区，敌人少而薄弱，我们从北边敌人据点里冲出去了，打了一阵枪，把敌人压下去了，就带着同志们安全转移了，到了过午以后才打到李林泉他们，当时他们也没受什么损失。
另一次埋伏是在全国闻名的爆炸大王于化虎来我们区帮助搞地雷战时，我们从沟里村李忠实那里了解到敌人最近要到山里来扫荡。又从内结了解到敌人在一、两天内就来。于是我就和于化虎同志合计了一下，在敌占区和游击区的边缘地带埋设地雷，杀伤敌人。我带着四、五十个武工队员，于化虎带着埋地雷的十来个人，我们一块到对仙门村埋了地雷。在埋雷时和敌人遭遇了，打得很厉害。基本上打成一块了，打了一半夜，我们主动撤退了，敌人也撤了，谁也没撵谁，就这样散了。
还有一次是我们了解到吴家岭敌人已剩不多，有二、三十个人的样子，其他都到莱城、南冶那一带去了，这样我们就组织了七、八十个人去打吴家岭。打死打伤敌人四、五个，敌人大部分跑掉了。但收获不小，把敌人的物质搞来了，特别是吃的、用的东西很多。等敌人组织反击时，我们带着东西就撤退了。
由于林家庄和对仙门两次埋伏没打好，所以决定在槲林泉打埋伏，这一次公安局来了一个排，再加上我带着五十多个人，总共百拾多个人，主要是打击坏的还乡团。还乡团的队长蔺元贞带着百拾个人白天六、七点钟住塔子，晚上回汶南，这是他们的规律。我们掌握了他们的规律以后，就在槲林泉设埋伏。槲林泉是在汶南和塔子中间的一个村，是他们必过之村。当时的兵力部署是：公安局的那一个排和县大队的一个排埋伏在槲林泉的围子墙上，我带着武工队四、五十个人埋伏在塔子据点附近，等他们打过来以后消灭他们。当百十个敌人从槲林泉往我那个埋伏圈来时，等他们过来五十多个人以后就开枪了。这次战斗我们打死打伤敌人五十多，俘虏了三十多。把队长蔺元贞打伤后活捉了，以后在他村———蔺家庄开了公审大会枪毙了。
在四七年的对敌斗争中，我和董熙哲以及武工队的同志，打了些仗，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给群众撑了腰，群众认为公安人员还在，他们是信赖和依靠公安局的。经过一年的斗争考验，组织上认为我在对敌斗争中坚决、英勇，在四七年秋给我立了功。
到一九四七年十月，组织上派我到地委党校学习。在党校随公安人员集中去建大二校学习，自那我们那个地方就解放了，一九四八年，解放潍县后，建大二校就到了潍县，我又到了潍县。后来又打济南。一九四九年我就上了泰安专署公安处了。
这就是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