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一九一七年九月出生在莱芜县高庄公社高家岭村的一个贫农家庭里。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参加了当地武装部队，一九三九年五月正式脱产参加工作。同年六月入党，至今参加革命工作四十四年零六个月了，其中干公安工作四十三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曾任八路军四支队一大队十二中队司务长（当时是连级待遇）乡长、区公所文书、公安特派员、区委委员、县公安局干事、泰山专署公安局秘书（相当于秘书科长）。建国后任县公安局付局长、局长、县委委员、省公安厅二处（经保处）付处长、泰安地区公安处付处长、处长、党委书记等职。在一九四六年至四七年间做了些工作，领导上认为有些成绩，因此，曾参加过地委的活动分子会议，受过奖励，记过一等功。
一九三八年一月徂徕山武装起义后，打下了莱城，部队就活动在莱芜县高庄、吊鼓山一带。他们宣传抗日救国、不当亡国奴。当时我高小毕业后在家住闲，听他们讲得有道理，我就想着出来抗日，有了进步思想。这种进步思想是我在高小时和张子超同志、乔继本同志还有一些反对过国民党校长的老师接触后产生的。反对国民党校长的斗争是谁组织和领导的呢？是我们的一个老师叫边洪祥。据说他是共产党员，以后证明他是共产党员，因为在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他就到部队当了团政委。当时他组织我们反对国民党那一套，所以我们就有了进步思想，因而在抗日战争初期，徂徕山起义不久，自己就有了打日本鬼子的要求。这期间我有些同学、朋友，特别是和尚立堂关系比较好。尚立堂对仙门村人，中学毕业后当了教员。我经常和他谈起抗日，问他怎么个抗法、怎么个搞法、怎么出来。他讲了抗日救国、不做亡国奴、打败日本鬼子等抗日道理，还揭露了一下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对我教育很大。在他的教育和熏染下我出来参加了工作。当时在颜庄区旧政权区公所已被打倒，建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权。新政权区委书记是吴和生、区长是刘子元，宣传委员是张子超，组织委员是尚磊光，另外还有区中队。与此同时四支队也在颜庄扩大部队。到了秋天，就有我原来的老师刘高文（岔河口人），还有张德昌（吊鼓山人），他不是我的老师，但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是个有口才的同志。再就是我们的正付教导员叫戴雷华、段明坤（红埠岭村人），还有谭业芬（谭家楼村人）、丁连壁（白马峪村人）、李明亭（尚家庄子人）。我们这些人联合起来组织了一个部队。于是联络同乡、同学、朋友来参加。到一九三九年春，我们组织了六十多个人、五十多支枪。这些枪大部分是这六十多个人中自己带来的，再加上在莱城以北活动的胡万贵，他组织了三十来个人带来三十来支枪，这样总共一百多个人编成了四支队一大队十二中队。到了五月底在岔河口小学集合，我是五月廿八去的，集合到六月上半月，这百十个人集合起来了，正式编成了部队，并命名为十二中队。当时一大队大队长高磐石派王玉珂同志到我们中队任中队长，戴雷华同志任中队指导员，胡万贵同志任付中队长，段明坤同志任付指导员，张德昌任司务长。不到一个月张德昌因年龄大就叫他回去组织部队，我任司务长。那时的司务长是按付连级待遇。这是我们组织部队的情况。
部队组织起来后，主要活动在颜庄、青泥沟子、郑王庄、鹏山、辛庄一带。日本鬼子扫荡，我们在望父山一带坚持和敌人打了一天多。因为敌人是用飞机等作战，这次我们避开了。到了这年腊月，我们住在颜庄以西的埠东，有一天天刚亮，日本鬼子有四、五百人从莱城向我们住的村包围过来。我们发现后，因队长、付队长没在家，开会去了，所以由指导员戴雷华和付指导员段明坤指挥着退到埠东的南山许家寨与敌人打起来了。从上午七点打到下午三点，打了八个小时。我们打死打伤敌人十几名。战斗激烈，胳膊上的棉袄给敌人打了个窟窿，但打得不厉害。战斗经过十几次反复冲锋，由于我们人少，我们武器差，弹药少，所以就退下来了。因为我是搞后勤的，就先带着一个排向石庙子那一带突出去准备饭去。我是在前边突围，指导员戴雷华是在中间突围，付指导员段明坤带着一个半班在后边突围。因为敌人攻上来了，边打边退，段明坤的警卫员小岳在突围中壮烈牺牲。他带着那一个半班基本上牺牲了。我们共牺牲了十七、八个人。这一仗打死不少敌人，我们也有牺牲，但这是初次打仗，虽然有牺牲，也是个大胜利。如果说教训那就是我们都是学生不懂军事硬坚持，打了八个小时，子弹打光了，所以有了牺牲。如果打一两个回合之后接着就退，不致于吃了亏。这是在部队里的一段事。
到了四〇年麦收前后，我们这支部队就改编了。主要是为了建立区政府、乡政府行政村，需要脱产干部，需要从部队调一批干部到乡里、区里工作，继续扩大部队。所以当时我就被派下来到岔河乡、以后又到档峪乡当乡长。当了一段时间后，又被调到区里干文书，写点东西。
到了四一年底、四二年初，环境逐渐恶化了。日本人的据点多了，汉奸多了，这时区里就派我做公安工作，至此开始从事公安保卫事业。
一九四二年春，又把我调到莱芜县公安局教育股（三股）训练网员，那时三股没有股长，薛锐同志兼着那个股的工作。训练了几期以后，因日本鬼子扫荡就停下来了。到四二年秋天，得知敌人蚕食莲花山区，地、县委就做准备，开展反蚕食斗争。这期间，区里人数很少，只留了五个人：我是从县公安局派到颜庄区干公安特派员的，刘正一是从县委组织部干事派下去干区委书记，原来区里的三个干部区长武瑞甫、组织委员吴远希、宣传委员高佩之留下仍任原职。我们五个人组成了区委，坚持反蚕食斗争。区里其余人员都调到其他地方工作。因为敌人蚕食以后人多不行，必须精简，人员要精干，留在区里的同志当时认为是好一点的，坚定一点来坚持对敌斗争。
一九四三年一月六日，敌人正式蚕食，占领了莲花山区。敌人十里一个据点五里一个碉堡。当时敌人在颜庄区安的据点有颜庄、澜头、南冶、柳条峪、石庙子、白马峪。炮楼子安得就更多了：红埠岭山上有个炮楼子、吊鼓山上有个炮楼子、葫芦山上有个炮楼子、凤凰岭上有个炮楼子、柳条峪西山上有个炮楼子；翁山子有个碉堡，高家岭村北岭上有碉堡，红岭子上有碉堡，邵家庄西山上有碉堡，亓家峪间有碉堡。总之碉堡林立，有的是隔四、五里地，有的是二、三里地，一个山头一个碉堡。这些碉堡据点的敌人很坏，他们到处抓人，抢东西，逼着家属找共产党，对老百姓残酷镇压，搞刑讯逼供。当时高家岭有一个临时村长叫班炳厚，就活活地叫敌人打死了。
那时我父亲是四个村的行政村长，管邵家庄、响水湾、张家庄和高家岭。这种行政村是我们政权领导下的。当时敌人要抓他，他吓得跑到山里。敌人在各村几乎都打死打伤了一些人，牲畜全部叫他们抢光了。敌人还下命令：谁要是给共产党送信，和共产党有联系，就杀他全家。白色恐怖非常厉害，我们活动也很困难。在这种形势下，意志不坚定的同志经不起考验叛变投敌了：我区组织委员吴某某主动地叛变投敌了。他把全区的百拾个共产党员的名字全部交给了敌人。敌人按照名字到各村抓党员，叫他们悔过自首。这个人罪恶很大，后被我们俘虏，参加了我们的部队，打了些仗，做了些工作。在肃反时被迁返清理回家。至今还在家乡。据说他还是党员。我看恢复他的党籍不妥当。因为他的罪行，没有杀掉他应该是宽大了，由于他为人民做了些工作。不再做处理就行了，但恢复他党籍不太合适。区委书记刘正一是被他同村的—个叛徒逼着刘正—的家属要刘正一自首，当然刘正一意志也不坚定，他也就叛变投敌了。但他比吴某好点，他投敌后把他的枪和十多发子弹藏起来，捎信给我，是我亲自取出的那一支枪。刘正—在敌人那里没做什么坏事，后来他也被俘虏参加了我们的部队，也是肃反时被清理回来的。再—个是宣传委员高佩之，在敌人蚕食时我始终和他在—块，住过山洞、我的旧关系以及敌占区一些党员积极份子家。他是在这种情况下叛变投敌的：当时他要回家看看，我同意他的意见。我说：“你可得注意，你那个村的情况不好。”他叔是伪村长，他回家被他叔弄住了，叛变自首回家了，但他没有做坏。以后他也当了我们的兵，在肃反时也清回家了，他现在还活着。这是他三个叛变投敌的情况。再—个是区长武瑞甫，他投敌比较晚，是在敌人蚕食—个月以后。他与颜庄区的国民党区党部书记、伪区长谭道恒亲戚，他们相互勾结，想将我们一网打尽。这时区里有我和武瑞甫还有原区委书记后任县敌工部长张子超和县公安局侦察股长薛锐。上级派他们到我区帮助我工作。我们四个人活动了十几天以后，武瑞甫就想利用我们开会时叫敌人逮扑我们。那次开会是根据县委、县公安局指示，确定镇压一批叛变自首、很坏的人和很坏的伪村长。开会地点原想在颜庄东南的张家庄子，因为那个村比较好，有群众基础。可武瑞甫说：“咱别在那里开，那里是个大路，来回的敌人很多，不保险，不如到我那村（东泉）开会，那里是敌占区，在敌人鼻子底下，开会比较安全。”当时我们同意他的意见，于是就到他家开的会。会议从黑天开到八点的样子，开了有两个多小时。会上研究了集中镇压的对象和工作分工。武瑞甫分工搞颜庄、艳花台、东泉、唐家宅一带摸摸情况；张子超和薛锐负责澜头、埠东、柳条峪、东南峪、桑子峪、吊鼓山、红埠岭这一带；我负责西边那一片的翁山子、石庙子、尚家庄子、沙岭子、圣水安、岔道口、谭家楼、张家庄子、对仙门和沟里村。开完会后，武瑞甫叫我们几个住在他家里，我们不同意。因为是敌占区，如果被敌人发现了，根本就跑不出去。还有我生活在山区里，我了解这个人的关系很复杂，表现也不太好，住在他家里我不放心。于是，我就提出见不住在他家，要走。在我们走出村有三里来路，敌人就包围了村子。他们乱放了一阵枪以后，把武瑞甫弄去了。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武瑞甫这个人以后被我枪毙了。五人的区委叛变投敌了四个，就光剩下我自己了。这样，张子超同志和薛锐同志留下来帮助我在这个区里工作。我们几个人经过研究，西边我这里确定要杀七、八个人，东边张子超那里要杀七、八个人，一共杀十六、七个人。名单确定好，布告是我写的。杀时有的是张子超带着人杀的，有的是薛锐带着人杀的，有的是我带着人杀的，还有的是叫村里比较好的党员杀的。他们杀了都是顶着我的名字，说是我带着人去杀的。当时是统一行动，在一夜间杀的，一夜内杀了十几个人。我亲自执行杀掉的是圣水安的翟玉树，他原是我们的一个支部书记，他叛变投敌后非常坏；谭家楼的一个伪村长谭业勋；还有红埠岭的一个，吊鼓山的一个，当峪的一个，埠东的两个，澜头的两个，姚锅沟的一个，桑子峪和东南峪的各一个，总共七、八个吧。杀了这些坏人，打开局面了，敌人害怕了。那些汉奸、伪村长就自动地出来和我们联系了，群众也敢接近我们了，炮楼子的敌人也害怕了，我们的工作有起色了。我记得吊鼓山也给我们送东西了，沟里村也给我们送东西了，送鞋子，送贷金，送粮食等等。敌人出来活动、扫荡也给我们送信了。也就是说敌人有了分化瓦解。这时我们就争取敌人投案自首，为我们工作。特别是争取汉奸为我们送信。
这时地、县委就派来了新的区委书记叫高元良，以后又派来财粮委员谷会斋、组织干事段文善同志。高元良来了后要到敌占区了解情况，顺便回家看看。当时我们从石庙子过来还没有到他家红埠村，到了我那个村———高家岭。因为他感冒了，他说要在我家住下。这样他在我家喝了点汤，住下了。我们原想上半夜住下，下半夜他的病情好转后再走，但刚住下不久，敌人包围了我们。敌人先是砸我们住的西屋窗子。砸开窗子就向里边扔手榴弹，因为敌人的手榴弹爆炸很慢，所以我又摸起来扔了出去，是在敌人面前爆炸的。这样一炸敌人不敢靠近了，他们又扔手榴弹。手榴弹连盖子都没揭，所以没响。在我家宅子东边是山坡，敌人在山坡上向院子里扔手榴弹、喊话，我们两个叫他们包围了。当时我们两个都比较清醒，并没有害怕。我当时估计敌人不会很多，顶多不过二十来个人。我对高元良说：“不要怕，他们顶多来了一个班，突围是完全可以的。”我说：“你跟我走。”因为他人生地不熟，他就只好跟着我走，听我指挥。我一开门敌人就向我们射击，连枪加手榴弹，把我家那个院里所有的东西都炸光了，他们打了一阵后，认为是把我们打死了，一听没有动静就不打了，这时我就叫高元良赶快跟着我走。出去后，我是从南墙上跳到墙外大深沟里跑出去的。等我回头一看高元良没跟上，这下我急了。我想，高元良同志刚从地委、县上派下来，才当了两、三天的区委书记，就在我家里牺牲或被敌人逮了去，我交待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我非常着急，我就又返回敌人的包围圈，到了敌人背后喊：“同志们冲啊！”然后打了几枪。这时敌人害怕了，他们就撤了。敌人撤了我就撵，撵出个二、三里路后我才回来，把高元良叫出来。原来他跟我从屋里出来以后，跑到我宅子的一个雨淋道里，藏在那里的柴火垛底下了。
为什么我们刚住下敌人就把我们包围了呢？以后查的结果是这样的：
来包围我们的这一伙中伪区公所的区中队，不是炮楼子上的。伪区中队长是个叛徒，过去和我在一块工作过，叫段明远，这个家伙很坏。这天他带着三十多个人，都是长短枪，是来逮捕尚会斋的，不是来逮我们的。尚会斋这一天是在我家吃的晚饭，当晚他带着一部分款子就走了。我村有个坏家伙叫王书真。尚会斋在我家吃饭时叫他看见了，他向敌人报告了，说我家有八路，带着款在王善堂家里吃饭，你们赶快去堵。敌人没逮住尚会斋，都把我们包围了，结果谁也没逮住，敌人很恼火。听说王书真两下没落好，吓死了。因为他向伪区长报告说：“王善堂有计划地打了我们的埋伏了，所以没逮住他。”而报信的说：“这是王善堂部署的”。他们没有逮住任何人并向敌人说了假话，他两头没落好，心里很害怕，吓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