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和汪洋书记初次见面就“吵架”
1941 年11 月，为了粉碎敌人对莱芜抗日根据地的包围、封锁，增加与人民群众的接触面，增强人民群众抗日的信心和决心，泰山地委遵照省委指示精神，将原莱芜县划分为莱芜（北）、莱南、莱东3 个县，实行三县分治，其中中共莱芜县委书记是刘夏峰，县长谭克平，我任组织部长。秋后，我到莱芜县茶业区出发，接到县委书记刘夏峰通知，要我与茶业区区长朱明山一起到淄川县东牛角村参加会议。茶业区离东牛角村很近，步行2 个小时的路程，10 点出发，12 点多就到了。走进会议室（实际上是东牛角村村民李在德家的南屋，赵一川县长的临时住处），见泰山地委书记刘莱夫同志已经就坐，参会人员有淄川县党政军主要负责人、章丘县委组织部长张游和官正区区长等。
会议由刘莱夫书记主持，他开门见山地说：“今天，受淄川县委邀请，我和章丘县、莱芜县部分领导来参加淄川县抗日形势分析会，我是听众，下面我们先听一下淄川县委书记边一峰同志的介绍。”
边一峰同志讲话的大体意思是，淄川县委驻地淄东地区形势恶化，在淄东开展工作已相当困难，随时有被敌人吃掉的危险。为了保存实力，遵照泰山地委和专员公署指示，淄川县领导机关迁往淄川西部，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在各项工作准备就绪的情况下，淄川县委、县政府于1940 年6 月先后迁至淄西岳峪、镇门峪、山王庄（今属博山区）一带。1941 年秋后迁至东牛角村，着手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建立淄西抗日根据地的条件十分有利，一是在淄东形势恶化、处境困难、敌强我弱的情况下， 迁往淄西靠近泰山地区抗日根据地，便于和上级党组织联系，有利于坚持开展工作； 二是该地区从抗日战争起，就一直是国民党顽固派所盘踞的地方，他们对广大人民实行残酷的统治和压迫，限制人民群众的抗日活动，广大人民群众早就盼望共产党和八路军来领导他们抗日救国。淄西根据地的建立非常顺利，但是，敌人很快就得到了消息，几次进行“扫荡”和“围剿”，由于淄西根据地面积较小，强敌来侵时党组织机动空间小，淄川县委又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今天请刘书记和临县区的领导来指导一下。我说：“我们的抗日形势也不容乐观，但兄弟县如果需要帮助，我们义不容辞！”章丘县张游部长也说：“都是抗日，没的说！”
刘莱夫哈哈大笑：“要的就是你们这句话。”“淄川县平原多，山地少，淄东的根据地又被日伪顽侵占，淄西范围太小，必要的时候淄川县委需要到你们两县去活动，特别是茶业区，可以说是泰山抗日根据地核心的核心。下面我们商量一下怎样对接……”
会议一直开到下午4点多，从此以后茶业区与淄川县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2年6月的一天，泰山地委召开各县（泰安、莱芜、历城、章丘、淄川、博山、新泰）常委委员参加的大会，我同莱芜县委一班人进入会场的时候，主席台上已经坐了一排人，我瞥了一眼，就一个人不认识，二十七八岁的样子，长得清瘦，眼睛炯炯有神，我心想：这人就是汪洋书记吧！
会议由刘莱夫副书记主持，他首先向大家介绍了汪洋书记：“汪洋同志原是山东纵队第一旅的政治部主任，无论在部队还是地方，都有很高的威信。现在，抗战到了最困难的时期，由汪洋同志担任鲁中军区第一军分区政委兼泰山地委书记，必将带领我们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取得抗战胜利。”
紧接着，汪洋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分析了当时的抗战形势：1941年春，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很快攻占了苏联大片国土。德军暂时的胜利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野心，这就必然要把中国变成它的兵站基地，所以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统治方针，对我解放区实行全面“扫荡”，以实现它“确保安定华中、华北”的目的。从1941年3月到1942年10月，推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将初期的“点”“线”占领方式——只占领城镇、交通线，改变为“棋子”占领方式——到处安设据点，以据点为中心向四周“蚕食”和“扫荡”， 并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以莱芜为中心的泰山抗日根据地被敌人严重分割、包围，敌人每安设一处据点，占领一个村庄，即推行伪化政策，建立伪政权，采取了悬赏缉捕、政治劝降、分化瓦解等办法，使一部分经不起考验的党员和干部开始妥协，有的甚至投降了敌人；敌人对广大群众威逼恐吓，有些群众的抗日信心动摇；敌人对各地道会门和国民党的部队则软硬兼施，他们或大批地投降了敌人，或与日伪暗中勾结，对我实行夹击。抗日形势异常严峻。
接着他提高了嗓门说：“困难吓不倒真正的共产党人，自鲁中区一、四支队合编为山东纵队第一旅以来，军民团结，在一个月内，一、二团进行了大小战斗40 余次，给日寇以沉重打击。我们知道的二团主力分别向博（山）莱（芜）章（丘）边沿区打击伪军高松坡部，首次使用炸药爆破围墙，攻克张家栏子，后又攻克莱芜县的见马庄、山草峪、吴家洼、徐家楼等日伪据点。今年1 月，一旅在这次反‘扫荡’中， 经过20 余次战斗，歼敌1000 余人，缴获枪支500 余支，成功打破了敌人环蒙封锁线。5 月间，一团击退小李庄出动的敌人90 余人，毙伤敌20 余人，我无一伤亡。前几天， 日伪军3000 余人，对我临（沂）沂（水）边缘地区实行紧急‘蚕食’，建立据点6 处。一、二团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和地方武装密切协作，并肩战斗一周，拔掉了敌人的全部据点！目前，各县困难最大的是淄川县，只有巴掌大的淄西根据地，经刘莱夫书记协调，可以到毗邻的章丘、莱芜活动，两个县支持得很好，但怎么也有政令不畅的问题。经地委研究决定，报上级批准，将莱芜县的抬头、茶业两区划归淄川县，不知莱芜县委有没有意见？”
我听后心里一震，呼地一下站起来：“汪洋同志，莱芜困难也相当大，在敌人‘治安强化’运动绞杀下，莱芜的抗日根据地空前缩到‘东起腰关迷马镇，西到鹿野安子湾’‘东西一条线，南北一弹穿’的困境，茶业、抬头区是群众基础最好的两个区， 如果划出去，莱芜的抗日工作怎么办？”
汪洋问：“你是？”
“李元荣，莱芜县组织部部长！”我气呼呼地说。
汪洋微笑着说：“你倒是快人快语，和你们书记、县长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克服困难嘛！”
“和谁商量也是这样，特别是茶业区，群众和民兵平时积极转运物资、护理伤员、递送情报、站岗放哨、锄奸除特，战时抬担架、背伤员、藏军粮、运子弹、打鬼子， 又有像李念林、刘俊林等民兵骨干，茶业既是抗日的可靠后方，又是前线的桥头堡。莱芜抗日离不开茶业区，我不同意！”
“那这样吧！散会后莱芜县委和淄川县委的同志留下来，我们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汪洋同志心平气和地说。
散会后，莱芜县委的同志商量了一下，决定服从组织决定。淄川县委书记边一峰紧紧握住刘夏峰书记的手，激动地说：“茶业区是莱芜县支援给我们的家，太谢谢了！”
回忆到这里，李元荣若有所思地说：“没想到我和汪洋同志第一次见面是‘吵架’，更没想到过了不到四个月，汪洋同志就在吉山突围战中牺牲了。而且，如果我提前一个小时得到消息，就不会发生那场惨烈的战斗。哎！想起这件事，我至今痛悔不已！”
1942年8月，山东抗日根据地执行“军队地方化”方针，山东纵队第四旅与泰山军分区合编为鲁中军区第一分区，廖容标任司令员，汪洋任政治委员兼中共泰山区地方委员会书记。其间，日军调动重兵，对泰山根据地进行毁灭性“扫荡”，莱北村庄被烧光，方圆百里，碉堡林立，围墙深沟密布。
“面对险恶形势，汪洋一身维系全局，指挥军民英勇抗击日伪军，稳住了泰山抗日根据地。”李元荣竖起大拇指，“汪洋同志的确富有工作方法和经验!”
1942年10月16日，我到上游区南双王村出发，住在南双王小学，第二天天还没亮，情报人员毕星开（村工会干部，以开染坊为掩护为我党搜集情报）跑来汇报：“雪野据点的日伪军全部出动了，向北去了。”“不好！肯定对我泰山地委、专署、教导队行动，我们赶紧走，赶在敌人前面报告汪洋同志！”
刚要动身，就听外面喊：“弟兄们，快！抓住共产党的大官，到皇军那里领大赏！”我不慌不忙地对老毕说：“老毕，我拖住敌人，你赶紧从后窗跑，送情报要紧！”
“要走一起走！”
“那样谁也走不了，几个伪军，没啥了不起，快走！”
毕星开从后窗跳出去，这时伪军已经到了院子里，我从腰里拔出双枪，一个箭步跳出门外，“啪”的一枪，一个伪军的帽子应声滚下，伪军们吓得“呼啦”一声全趴到地下了。
我高声说：“要活命的赶紧滚，要不是考虑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刚才那一枪往下低一寸，他还有命吗？”
伪军们真听话，头也不敢回，爬起来就跑。我猜想日伪军还会回来，赶紧回到屋里焚烧文件。不多时，听到院子外面有鬼子的说话声，原来，鬼子循着枪声找到这里， “什么人的打枪？” 伪军头目撒谎说：“太君，共产党的大官，带着十几个八路军。”
“包围起来的有！”
这给我赢得了时间，我从后窗跳出去，往西跑到路口发现有日伪军守着，转回往东跑，这时一个人伸手拉住了我：“跟我来！”我一看，是堡垒户毕星来，就跟着他进了院子。
毕星来指着一个梯子说：“鬼子已经封锁了各个路口，你顺着梯子爬上去，再把梯子竖到里面，顺梯子下去藏在里面，鬼子不会找到的，等鬼子撤了你再出来吧。”
“好吧！也只有这样了，谢谢你！”
那真是个藏身的好地方：挨着的两户人家之间留的一尺宽的滴水，又把南北口垒墙堵了起来，藏在里面只能看见天，从东边屋里看是西墙，从西边屋里看是东墙，根本看不出是两堵墙中间还有空地。
日伪军折腾了半天，别说十几个八路，连一个人影也没找到，只好撤走了。傍晚， 毕星开垂头丧气地回来了，他告诉我：“早上，我一路小跑赶到董家峪时，碰到了赵笃生专员，他沉痛地说‘不要去了，汪洋政委已经被大批鬼子包围了，我们去也没用， 保存革命实力吧!’我们在山涧躲了起来。听说，汪洋同志及教导队200 多人，被日伪军5000 多人包围，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要是早一点得到消息，要是毕星开不找我汇报，直接赶到茶业；要是我不遇见日伪军包围……汪洋及200 多教导队员也许不会牺牲，那可是排以上干部，是我党的财富呀！”
当天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起身往茶业赶去，想亲眼看一下烈士牺牲的地方， 组织动员茶业民兵群众掩埋烈士遗骨。天刚蒙蒙亮，我到了茶业区吉山村东的主战场， 廖容标司令员已经带着一个连从博山淄河流域赶来，和吉山的群众民兵一起流着泪水，清理着现场……
战场上到处都是烈士的遗体，鲜血染红了嬴河水。我们的战士，有的嘴里衔着敌人的耳朵，有的手里攥着未烧完的文件，手指掰都掰不开，有的抱着枪跳入枯井…… 汪洋同志不愿当俘虏，自戕在深草中。“汪政委呀，你要是藏在这里不动该多好呀！这么隐蔽的地方，鬼子是找不到的……”
面对一具具铮铮铁骨，我下定决心，把鬼子赶出中国后，一定给烈士们树碑立传，让子子孙孙永远记住他们英勇的壮举。
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刻，我向泰山地委建议，在吉山战斗的旧址修建一座“抗日烈士纪念碑”，以纪念在吉山战斗中牺牲的汪洋政委、石新团长等263名烈士，很快得到了泰山地委林乎加书记的批准。
1945年春，我调任中共淄川县委副书记，主持县委工作，兼任淄川县独立营政委。为烈士建“抗日烈士纪念碑”的工作，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大力支持。
茶业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纪念碑建设中，无论是木匠工、石匠工，还是壮工，均是茶业人民自觉自愿义务出的，所用木料均是茶业区村民无私捐献的，就是铺亭台的鹅卵石也是茶业区吉山完小的学生利用劳动课到河滩捡的。
碑心石磨好后，我请武中奇、舒同写下了“抗日烈士纪念碑”“英勇坚强”主题题字，又请廖容标、高启云等领导题了词，我也写下：“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原野，同志们的壮烈气吞山河，吉山战场烈士的芳名永垂不减。”
1945年8月，汪洋台终于矗立起来了，她是莱芜市境内唯一一个省级抗日纪念碑，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和史料价值。
（采访 撰稿:郭光开 亓军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