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各级支前委员会
自卫战争形势发展了，必须在人力物力，交通运输各方面保证部队作战的需要。1946年9月初，即以军区后勤及省府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山东省支援前线委员会，以军区副参谋长袁仲贤为主任、粮食局长冯平、后勤部长蔡长风为副主任。委员会并指导全省支前工作。省府机关除民政厅、粮食局、交通局靠近后勤投入支前外，教育、实业、司法等部门均去后方进行巩固后方完成经常任务。财政、工商、公安机关精干后在前方完成临时任务，还抽调各机关干部到地方参加支前工作。但到宿北战役以后，大规模战争打到鲁南，就感到支前工作跟不上形势需要了。1947年1月华东局、山东省府决定加强支前委员会，统一领导全省支前工作，以适应大兵团作战的需要。以华东局委员省府秘书长郭子化为主任，刘瑞龙、梁竹航、冯平为副主任，委员会下设民力、民兵、民站、粮食、政治等部。支前委员会有统一调动全省人力物力之权。省府除了后方人员之外，各机关干部大部投入。总结了支前经验，规定了民工制度，分：为“随军民工”、“常备民工”、“临时民工”三种，也称一、二、三线民工。随军民工团，以团为单位，配属到野战军各纵队，随军从事担架、运输任务。并颁布了民工民兵支前立功条例，提高了支前工作效率。省府秘书处也编印了《支前手册》发到全省。
另一种形式的支援前线
1946年11月间，省府已由老沂庄转移到沂河东岸独树头附近。黎玉同志突然告诉我：陈军长来电要你到前线去，可能派你去敌后，要准备好相当的便衣。我考虑可能与当面战场的敌军原冯玉祥部西北军有关。一切服从战争，一切服从组织决定，虽然张云逸副军长同我谈到这个问题时，提到“你是作机要工作的，不适宜于作敌军工作”。既然有电报来，事情不好臆测，当即让被服厂做好商人打扮的服装（棉衣、皮袍、礼帽），作走向敌区的准备。
这时野战军司令部正在卞庄附近，见到陈毅同志，他要我到政治部，唐亮同志即把我介绍给敌军工作办事处韩去非，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韩知道我在北伐战争后期起在西北军工作过几年。要把我打入国民党徐州第三绥区冯治安部作策反工作。我虽然同该部77军军长何基沣在一个师工作过，但并不熟悉。既来之则安之。催他快打通关系进去工作。结果交通关系一直接不上，正当蒋军向鲁南大举进攻前夕，一再等待，终无消息，白白浪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鲁南战役歼灭马励武26师及其快速纵队之后，黎玉同志才来电将我调回。到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开始后，何基沣、张克侠两将军率两个军起义，以后到诸胶一带整训，华东局曾在益部县闵家庄礼堂开欢迎会，何、张都讲了话，我才知道他们早已是秘密党员了。
在歼灭蒋军快速纵队后，我曾赶到1937年发动武装的兰陵，正遇上前进指挥所的负责人陈士榘参谋长，他讲到敌快速纵队被我军迎头痛击，就陷进了兰陵西北一片洼地漏厄湖里，敌人白天轰炸，应趁夜间用农民的大牛把这些炮车分散开荫蔽起来。他不了解我的情况，还以为我是地方的专员，让我协同一位教导员带一个连完成这一任务。谁知兰陵因敌机轰炸，村中已找不到人，晚上好容易找到诸城支前民工负责人，找到大半夜，民工也召集不起来。还是教导员依靠连队推出几辆炮车来。侥幸的是敌机投弹不准，对战利品损害不大。第二天为此事还受到前指同志的批评。
第一次支后
鲁南战役大捷后，省级机关已经从临沂郊区转到沭河东岸的沙窝。机关由薛暮桥主持，郭子化同志已经率领精干的班子投入了支前工作了。这时同省府在一起的，还有从中原来的李实同志夫妇，从蒋管区来的尚钺教授，不久他们便到黄河以北去了。还有新华社记者李普同志来采访山东战时情况后即去冀鲁豫区。因为战役部署，即将放弃临沂城，省级机关又转移到沂水城北的武家洼、东山、坡庄、诸葛一带。此后蒋军已从临沂北进，李仙洲部已由胶济线南进，大战即将开始。华东局、军区、省府决定，一切老弱及后方机关向渤海区转移。于是托儿所、保育小学、银行印刷厂、机关上至八十二岁的范明枢议长，刘民生、张伯秋、孙鸣岗等一些年长的人和病弱人员，各机关的档案等一律转移到渤海区去。由粮食局马车队负责人侯连三负责运输，一律不准支差。另省府有大汽车一辆，到蒋峪附近时，查明益都地带均在我手，即争取时间用汽车先将范老等老人先送走，不料某处长偶然患病躺在担架上抬上汽车，几位老人只好坐在一旁。把他们送走后，接艾楚南来电（当时我带有电台及一个连的武装），黄河可能被封锁，要改去胶东。但大队人马行至莒诸边时，又来电仍去渤海。这样一变再变，拉来拉去，会丧失时机，甚至出问题。因此同胡亦农、王少鹏等同志商量，因九纵扫清胶济东段南下不久，而去渤海过铁路还要过黄河，并无把握。因此复电建议继续向胶东前进，回电同意。我们这个大车小辆、男女老幼一千几百人的队伍，行起军来，目标很大，为了避免敌机轰炸，仍然夜行晓住，并事前派出合营组，做好有计划的宿营准备。终于安全通过胶济路，到达莱东与胶东行署会合了。十来天的行动，不断动员提醒，未发生任何意外事故。为了使大家了解战争形势及胶东情况，还请行署主任曹漫之同志做了当前的战争形势及胶东情况报告。
同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同志取得联系后，并让我参加区党委的有关会议，以便进行工作。胶东是华东的大后方，在参加区党委会议时，也看到张鼎丞司令、曾山部长，才知道他们很早就来了。也看到金明、郑林夫妇，金明己任区党委副书记。在曾山提出对胶东的财政要求后，金明即提出这是“杀鸡取蛋”的反对意见。这样的话，只有来自华中的金明敢讲，其他同志是讲不出来的。
6月初，已是孟良崮战役歼灭蒋军74师之后暂时休整时期。接到电报，要我即回前方，将后方工作安排后，即和有关同志去诸城西南乡与郭子化同志的支前委员会汇合。结束了第一次支后。
第二次支后
回到机关不到一个月，机关又向胶东转移。这时已开始了土改复查，华东局已发出了关于土改复查的“七.七”指示，邓子恢同志向华东局及省级机关作了“土改工作”的长篇报告。概括了土改工作的历史经验，极力主张“中间不动两头平”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他在两三个小时的报告中，没有提纲，更没有稿子，生动具体，令人难忘。大约这时南麻战役已经打响，支前工作又按照新的情况和经验教训，从新部署由各地区就地及时支援，郭老留下精干的支前机关带一个连，配合谭震林所指挥的野战军在滨北活动。其余机关组成机关大队随华东局向胶东转移。
这次转移，机关由我和公安总局副局长李丰平同志和总务处副处长张三奎同志共同负责。整个省级机关包括财政厅、工商总局等相当庞大（教育厅已去渤海），随带一个警卫营，经高密过胶济路到达蓼兰，先后在平西及掖县的、夏丘铺、沙河一带住了一段时间。薛暮桥等同志到胶东以后，即到昌北经渤海转中央工委参加会议去了。原驻在日照的山东救济分会秘书长陈雷也来到胶东。华野主力在临朐战役后也向渤海区转移。不久，范汉杰打通了胶济路，开始向胶东作牛角尖式的进攻。华东局召开了会议，决定两个纵队仍留在滨北，九纵、十三纵则保卫胶东，机关向东转移。这些日子白天敌机轰炸， 晚上行军，正当雨季，大家的雨具都遮盖了行李，只戴一个苇笠，时间久了，苇笠也向头上灌水，浑身上下都是湿的。上边是雨打苇笠声，下边是鞋踏泥水声，人恨蒋贼，青蛙骂声更厉！此情此景，不由得哼出了一首《行军乐》：“怒蛙催阵惊四野，冷雨透笠敲三更，横眉浅唱行不得，节拍清脆踏泥声”。
还好，晚上下雨，宿营后晴天，换洗了衣服，干了等第二天淋湿了再换，这样夜雨昼晴，一直至莱阳东南的彭格庄才住下。不久，方毅、艾楚南即随华东局行动，其余华东局、军区、省府后方机关统归华东军区后方司令宋裕和指挥，这时属我们指挥的有省府机关、公安局、托儿所、保育小学、银行、工商总局，还有鲁中工商分局长赵龙图所属、鲁南宋鲁泉带领的一拖。省府机关和警卫营驻在乳山（夏村）西面的司马庄，工商局系统驻在夏村以北各村，托儿所、保育小学疏散在南璜一带，资料室及速记班的女同志也疏散在南璜一带，人事处改为大队政治处，由安鼎铭、李立知两位科长任副主任，以加强思想工作。大队仍由李丰平、张三奎我们三人负责。。电台及秘书科长牟友民已随艾、方行动。警卫营仍由我们指挥。有些干部已加强了托儿所、保育小学，并由从延安来的能力很强的女同志负总责，一些年龄大的女同志如黄秀珍和杨一辰同志的夫人都同他们在一起。省府年长一些的人也都疏散到那里去了。机关除总务科、人事处的干部之外，只留秘书靳星五同志同我一起，因为电台调走，另有一架美式收音机责成专人收听纪录战争新闻。人事处的宋寒衣同志是乳山人，曾任过乳山县委组织部长，由他在乳山岛准备了秘密隐蔽地，必要时把档案资料安全地隐藏起来。老弱病残只有教育厅长杨希文不好疏散，仍同我住在一起。机关精干了，手里有个加强的警卫营，还有公安总局，必要时是可以进行自卫战斗的。
9月上句，蒋军先后侵占了平度、掖县、招远、莱阳、蓬莱、烟台，大有打通烟青公路把牛角尖越压缩越小之势。烟青公路以东的后方机关，加上早已疏散来的伤病员，布满了几个县的村庄，形成了你疏散到我这里，我疏散到你那里，华东局及时作出决定，老弱病残人员一律渡海去东北解放区，由胶东集中了所有能使用的机船与帆船，连夜向大连、安东疏散，穿制服的一律换便衣。马保三夫妇、陈少卿夫妇在我们来到之前，早已去大连了。杨希文还是不愿意走，经过反复动员说服才答应了，并嘱咐他到东北后对去东北的老弱妇孺的事情多加关怀。（事后得知，他和辛葭舟对转移到东北去的老弱妇孺是很负责的）托儿所、保小及老弱妇孺的运送工作，由王少鹏同志及总务科完全负责，并借了运输车辆，加上我们自己的中型吉普，雨多路又滑，昼来夜往，直忙了一周。因煞车机件失灵，还翻了一次车，临沂县长张云榭的夫人江楚已近分娩期因而逝世。这时乳山已听到发城方向的隆隆炮声，我已一周没睡觉了，夜间赶到午极附近的后方司令部，找宋裕和同志了解情况，他让我看地图，边看边讲情况，我忽然眼睛发黑，脸上发凉，站不住了。宋说不好！把我扶到椅子上，休息之后才恢复正常。他说：毛主席对胶东局势很关心，刘邓大军外线出击进占大别山。胶东问题会很快解决。
第二天我招集所有机关部队干部讲了一番：“蒋军重点进攻陕北、山东的战略，像两只被拴得紧紧的牛蹄子，千里跃进大别山，像锋利的尖刀插进了牛的胸膛，他已经自顾不暇，敌人的牛角尖进攻，很快会被粉碎的。”大家虽然依旧听到炮声，心里是有数的。所以政治处来自上边的传闻，为被俘作思想准备”的说法， 我根本不信，因为那会搞乱人心的。
9月22日夜，东兵团九纵十三纵及华东局机关从驿道蒋军两个师的接合部之间突破敌之防线转入外线，到大泽山区，争取了主动。进行了三户山战役，连续进行了胶河战役，蒋军的牛角尖进攻被彻底粉碎。山东战场转入了反攻。10月中旬，我们经徐家店过烟青公路，经毕郭、郭店进入大泽山区，向西海地委的同志了解了情况后，到达昌南的饮马，县委书记柳林同志介绍了蒋军还乡团在昌南残酷杀害人民的罪恶情况，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接着我们经丈岭过铁路向南行动，回到诸城西南乡，与华东局会合。
三大方案与生产救灾
蒋军向山东解放区的大规模进攻，给山东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是难以形容的。他们向山东解放区进攻的兵力，最多的时候是1947年夏天，由蒋的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亲自指挥王敬玖、 欧震、汤恩伯三个兵团，加第二第三绥区总兵力达24个整编师60个旅45万人。采取集中兵力、密集靠拢、稳扎稳打、齐头并进的战法。，并组织其“保安武装”及还乡团在其占领区进行“清剿”。这就给山东解放区黄河以南及胶东解放区造成了惨重的灾难。山东全境除黄河以北渤海地区及胶东东部一角、敌军未到外，其他各区或经双方数次激战，反复争夺，或经激战后又遭敌反复“清剿”破坏。敌人对村干部及烈军工属、地方党员、翻身农民大批杀害，多则七、八十人，少则一、二十人。一物资损失更为惊人，鲁中、鲁南人民粮食物资被抢光，六畜被杀光，房屋被烧，瘟疫流行。耕种收割失时，公营事业大部停顿，工商局的积蓄全部消耗或损失，工兵生产停土，机器大部埋藏或损失，救济物资也大部损失（烟台、羊角沟）或大部仓卒分掉（石臼所），港口被封锁，外贸停顿等等。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还乡团的暴行。据昌南同志诉说：“1945年夏，昌邑陆续解放，恶霸地主及其他反动分子纷纷逃往潍县、青岛等地，1946年1947年均乘蒋军进攻之机，组织武装还乡团，对共产党员、乡村干部、土改积极分子及翻身农民疯狂反攻倒算。1947年9月22日，东营村一次活埋36人，23日，太保庄乡被活埋34人，池子村农救会长陈锡山被铁丝穿锁骨游街后，拴住四肢和头部五牛分尸。石埠村翻身农民翟振祥被钉钩挂在架子上零刀割死。山阳村还乡团将50名革命干部在潍河中残酷杀害。还乡团杀害手段极为残暴，有“刀劈”“铡刀铡”“开水烫”“仙人剥麻”（剥皮）“活扒心”“点天灯”“割舌头”“平地窜花”“大卸八块”、大批活埋人时，只露头部，然后把头砍掉，叫“平均地权”。40余种残暴罪行，亘古未有，令人发指。20多天里，昌南县即有3467名干群被杀害。其中翻身农民2900人，干部213人，外地支前农民354人。妇女977人，小孩404人，孕妇27人，全家被杀绝126户，莱西县刘胡兰式的英雄人物、18岁的女共产党员解文卿在敌人的酷刑下，严守党的秘密，坚贞不屈，英勇就义。其他各地虽无完全统计，其更甚者是平度县长李德元竟惨杀革命干部群众五千余人。潍北、潍县、临朐均在两千人左右。鲁南及滨海南部7个县自1947年春至1948年秋临沂最后解放前，王洪九匪部即杀害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一万七千多人。沂蒙地区也到处发生惨案。蒋军的破坏与屠杀，到处激起了人民的无比仇恨。
接照以上的情况，面临战争必胜的任务，如何克服财政严重困难，减轻人民负担、支持长期战争，第一步实施“精简编制”“供给标准一“清理资财”三大方案，华东局便决定下来了。为了使每个党员和非党干部战士都了解三大方案是克服财政困难、支持战争胜利的关键，开展了群众运动，在运动中开展思想斗争，结合土改学习、三查三整（查思想、查阶级、查作风、整思想、整组织、整作风）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自我检讨，互相批评，主要反对贪污浪费、反对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官僚主义，肃清地主富农思想根源，发扬工农阶级刻苦耐劳的本色，提倡大公无私的优良作风。有些人的确不像话，本人是新任地方党的首脑，老婆行军用担架抬着，警卫员牵着奶羊紧跟；也有地方行政“长官”，一行动自己坐吉普带着秘书前面走，警卫班坐大卡车载着生活用品后边跟。有些物资在战争中埋藏，无人负责，甚至完全损失了。“也有人还享受着规定之外的优厚待遇。经过这次整顿，情况大大改变。在胶东时曾给了我一枝卡宾枪、一架海军望远镜，还有一件兰色人造毛上衣，听了动员之后都立即交上了。据说在后方医院浪费人力很大，并且发现贪污大批救济物资中的营养品和公款，如此种种，给予了严肃处理，在人力物力上支援了前线，减轻了人民负担。
到1948年春天，及时向农民发放了无息春耕贷款。华东局又决定生产救灾，各机关及地方武装一律节省口粮，并帮助驻地群众春耕春种，平时每人一餐一个窝头，吃不饱喝稀饭，以节约粮食，搞好春耕，渡过春荒。又以省府名义于1947年12月28日发出“关于减轻人民负担节约备荒的八项禁令”，1948年1月1日发出“关于生产节约渡荒的十项要求”，两个布告，对鼓舞群众、监督干部起了很大作用。两个布告，都是华东局秘书长郭子化同志亲自起草的。
关于生产节约渡春荒的十项要求布告是：“本省自卫战争以来，靠我党政军民，万众一心，粉碎了蒋军的重点进攻，保卫了我们八年浴血抗战艰苦创造的解放区。但以战争灾难，遍及全省，蒋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不仅房舍、粮食、衣物、畜牲一扫而光，且我战区同胞惨遭摧残之后，至今仍在饥寒疾病之中。因此必需在我党政军民全体动员之下，积极进行“生产节约，渡过春荒”。目前除了全省脱离生产人员节衣缩食、降低生活水平，以减轻人民负担外，特向我全省同胞提出十项具体要求：一、要冬天‘吃糠咽菜，省粮食，不要来春种地干活无粮吃。二、要家家早种春菜顶粮食，不要到时缺粮无菜后悔迟。三、要场园春地分期多种菜，不要青黄不接短期又成灾。四、要爱护榆、柳、杨树和洋槐，不要来春没得“树头菜”。五、要多种春麦、方瓜、春棒子，不要二麦短收不接秋。六、要机关部队业余帮助群众解决困难，不要群众慰劳一粥一饭。七、要家家省吃俭用发展生产，不要今天吃喝不顾明天。八、要雇贫农分得斗争果实，干部不得贪污把持。九、要明白斗争果实原是我们雇贫农自己的血汗，应该用在生产发家上，不要看成外财，用的不得当。十、要组织养牛、使牛得公平，不要牛主吃亏、出卖，有地无牛耕。以上各项，望我全体人民及机关部队切实研究执行，克服当前的严重困难，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这两个布告，反映了广大农民翻身求解放做出的巨大牺牲及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息息相关的亲密关系。没有这种情感和互相理解之深，不仅没有“三大方案”，这样的布告文字也是写不出来的。
搬石头一脚踢
到诸城大茅庄附近驻定后，开始学习《土地法大纲》。这时郭老已调任华东局秘书长，杨宣武也到华东局任秘书主任，曾山部长领导省府工作，黎玉不出面了。原来从华东局“七•七”指示开始，就批判了所谓“黎玉富农路线”。黎玉受批判了，饶漱石又给戴上了“地方主义”“宗派主义”“自满自足，自以为是，家长领导”一系列的帽子，不出面了。而“七•七”指示则是发展了“左”的错误，所谓百分之九十的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并要重新组织农会，在土改中完成改造干部、改造作风、改造党的组织，形成了“贫雇农当家”放弃党的领导的严重现象，侵犯中农利益，侵犯工商业者的利益。乱抓、乱斗、乱打、乱杀的严重情况，“贫农打天下，贫农坐天下”的错误口号和向贫雇农交权的事实风行一时。对农村干部形成了“搬石头”和“一脚踢”，以至地主中的烈属和开明士绅都否定了。可以说一度把土改搞乱了。1947年9月中央《土地法大纲》公布，特别是同年I2月《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发表后，“左”的错误才有所转变。但已经造成了严重损失。
实施三大方案，接着土改整党，先后召开了大鲁南和胶东的干部会议。在饶漱石的错误领导下，竟得出错误的结论：“山东干部理论水平低，山东宗派观点与盲性很浓厚。基本原因是因为长期错误领导的结果（1942年刘少奇同志在鲁中总结，各地很多干部均不知道，影响很小）。经过华东局对过去领导错误的揭发与黎玉同志的自我批评后，大部分干部均很兴奋回到中央路线与精神方面来。”这种结论不仅否定了山东干部把刘少奇同志来山东是山东工作争取优势的转折点的实际情况，也否定了山东党艰苦奋斗的伟大成果，更否定了罗荣桓同志长期领导山东工作的伟大成就。这就大大挫伤了山东干部的工作积极性。除了少数人之外，广大干部思想上是受压抑的。有人竟敢说“过去认识干部错了，过去认为好的都是坏的”，否定一切的话。黎玉的几顶帽子都承认了，别人还敢有什么意见，其实思想上是想不通的。康生从渤海区到华东局后，更增加了对饶漱石的支持力量。省政府被财办代替了，在不得不用省府的名义下达命令或布告时，就出现了“山东政府布告”，下面无人署名、而以“山东省政府”来代替等不正常现象。
康生到华东局时，曾在华东局机关干部大会上讲话，饶漱石介绍说“康生同志是毛主席的左右手”。康生在讲话中说：“诸城是我的故乡，在外若干年，好容易混上了个党员，亲友故旧在土改时期我一概不见。过去虽然也做了点成绩，那是狗咬苍蝇、碰巧啦！”那时我还以为他很虚心，现在看来，他的自白，的确也说的是真话。
在华东局机关和胶东干部会议的一次报告会上，张司令（鼎丞）点了我的名，说我包庇地主把地主送走了。不久李林同志召集了省府机关华东财办全体人员开大会动员，于是省府省参议会从主席到其他重要干部，“不是地主就是包庇地主的一些提法都提出来了。我被停职检查，工作由孙冶方同志接替。多次小会检查过不了关。有次曾山同志给我谈话透了底，“财办的任务是为解放区培养上万干部，你对财办工作不理解，我在干部会议上检讨之前，还和方毅同志谈了话，反映了我的思想情况和事实经过，说明了梁漱溟的弟子乡村建设研究院菏泽分院教员贾崇山，在我们钻牛角尖的时候，从渤海区来找到我，并持有县委组织部长的介绍信，要求到山东建设大学学习，我立即觉察到他是为逃避土改斗争找避风港的。决心要他走。但是胶东巳被蒋军封锁，如果不考虑这个情况，暴露了我军的军事秘密，反来不好。所以在、粉碎国民党进攻之后，才让他走了。并给县里写信批评县委组织部长不应放走地主。最后一次检讨，是方毅同志和华东财办几位同志参加的机关干部大会上，对包庇地主”的原因，因为是同学、知识分子，同贫农比较很明显，情感上没有仇恨心，以及当时的思想活动。检讨后没有再批判，算是过了关。
华东党校
检讨后不久，华东局组织部徐同志，一电话通知，要我去华东党校报到学习。后来总务处的几个同志也去了。开学时，饶漱石还作了“如何掌握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一的报告，不久，已进入夏季，党校转移到益都弥河西岸，与渤海转来的党校大队人马汇合。他们是鲁南、泰山、沂蒙的同志，都是撤退到渤海的。有部队的，有参议会的，老头、青年，男男女女。还有牲口交公后，用小车推着老婆孩子来的。总之，情绪上都有一些解不开的问题。合编后，我被分配到二队任支部书记（方奕生同志任大队长），这个队鲁南、鲁中、胶东部队、地方的同志都有，都是县团以上干部。在讨论每个人的学习总结时，大家还是“左”的调门很高。在张司令（鼎丞）召集一些受批判有代表性同志座谈会后，大家的情绪才稳定下来。与会的同志不只是曾受批判的，还有曾经被开除党籍或停止过关系的。记得有鲁南的万春浦、彭畏三、宋逸安、王献廷，胶东的袁超和省级机关的我。共十几个人。张很和蔼地问长问短。总之是缓解一下大家的情绪。学习一直到济南战役前，我才从党校调出，组织省支前委员会秘书处。
第二次支前
1948年8月初，为集中力量解放济南战役作准备，改变了前段各地区就地支援部队的做法，重新成立了山东省支前委员会。郭老任支前委员会主任，华东军区副参谋长袁仲贤任副主任，梁竹航任秘书长，我任秘书处长，万春浦同志任招待处长，其实是负责接待从各方面集中来的支前干部。王永福同志任政治处长，程贤家同志任卫生处长，财办秘书孔朗任财粮部副部长，马馥塘同志任民力部长，傅健吾同志任民兵部长。前方还设了两个民站处，由郭卓新等同志任处长。靳星五、任毅民、李劲等同志任秘书，另有总务科管生活。鲁中南、渤海另有自己的支前机构，远在益都的机关，不过是遥领指挥调度而已。最重要的是提出了“把民工队当学校办”和“支前生产两不误”的要求，对支前工作是个提高。
战役于9月16日发起，24日结束，8天8夜的血战，歼敌10万余人，夺取了解放济南的伟大胜利，取得了攻坚战的丰富经验，实现了“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口号。济南战役结束，为了总结经验，为淮海战役作准备，支前委员会缩小规模，转变为华东局机关中的支前办事处，住在闵家庄西的半壁店子。仍在郭老领导下工作。由马馥塘同志主持日常工作，我和调查研究室的郑时若协助。还有靳星五、王伟、刘采岑等同志也参加研究撰写工作。景晓村同志也曾来帮助研究政治工作的总结与撰写。对支前工作建立以来的民力、民兵、民站、粮食、柴草、交通、运输、政治工作等，都分别写出总结，并写了概括总结。然后郭老按中央的要求加以提炼概括，为华东局写成几千字的报告，上报中央。工作是很紧张的。可以说是连夜突击。又没有电灯，蜡烛恍恍惚惚，弄得眼睛很不舒服。从此，我的眼睛就开始花了，这时我才38周岁。
支后到华东后方女子学校
淮海战役于11月6日打响，到1949年1月10日胜利结束。办事处也结束了。以后大家边学习边安排工作。这时华东局开始作与山东分局分开的南下准备，郭老也重新建立山东省政府机关。马馥塘到济南市办实业公司，带去了刘采岑等同志；郑时若、王伟等去省府调研室；靳星五等同志和其余人员都去省府了。这时、霍士廉同志已任华东局行政处长，我到华东局组织部等候分配。一天，郭老把霍和我找到一起，提出了华东局、华东军区将要南下，有些部队家属必须在大军过江后才能走。决定建立一个“华东后方女子学校”，由霍和我分任正副校长，即开始筹备。便选定益都城西钟家庄（明代名人钟羽正的家）一带几个村庄为驻地。由原华东局机关卫生科一部组成卫生科（有妇幼科医生），黎立坚负责行政科，储×同志负责组教科。班子组成后，还召开了动员会，确定了基本要求是保证安全健康学习。共收容集中300来位学员（多数是干部），孩子有330多人。共分三个队。在开学典礼上，霍讲了话，介绍了各科负责人，学员代表刘燕讲了话，刘燕是华东军区参谋处李处长的夫人，政治工作者，即担任一个队的教导员。
安全方面：加强了卫生保健工作，发病率逐月减少。又组织了临时托儿所（日托）及生活互助，以保证学习。健康方面：为了不增加家长开支，又保证搞好生活，每个队配大车一辆，除自运粮柴外，并给贸易公司运货，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再加养猪、种菜、生豆芽、做豆腐等，调剂了生活。保证了六钱油、五钱盐、一斤菜，每月二斤肉、一日三餐调剂花样。校办合作社廉价配售食品，比市价贱一半，还从生产中补助孩子半斤白糖、四两水果糖。保证了健康。
学习了《把革命进行到底》《中央二中全会决议》《城市政策》等文件，并解决了不少存在的妇女与革命的思想问题。不到高小文化程度的，也补习了文化。
女子学校从3月20日开学到7月初南下，将近四个月，霍士廉等同志都南下了，到江南新区大显身手，令人羡慕。我是要求同学校一起南下的，但郭老不肯放。6月2日青岛已经解放，再不能等下去了。只好给分局组织部写报告，很快被分配去青岛工作了。
（ 成稿于1992年1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