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卫战争和解放战争，我都是在上层机关中度过的，对基层情况了解很少，只能就亲身经历的一些情况，扼要记述。
省府机关的新情况新问题
我是1945年10月下旬到临沂山东省政府的。各机关已粗具规模。省参议会和省府秘书处、民政、财政、实业、教育各厅都住在省府大院，公安总局、卫生总局、北海银行总行、交通邮政总局及财政厅的粮食局都住在附近的地方。黎玉同志虽然兼任主席，不到省府办公，由实业厅长薛暮桥代理秘书长处理日常工作，至次年春郭子化同志由延安回来为止。秘书处有秘书、人事、调查研究（后改为资料科）、机要、总务、生产、供给等科。还有招待所、警卫部队、生产贸易单位、农场等。( 1946年夏秘书处又分为秘书、人事、总务三个处，都直属秘书长)总务科管理股管理的伙房又分大、中、小灶，会计股不但管理机关的会计、现金出纳和本伙食单位的预决算，还要管理省直各机关的预决算。副处长陈少卿兼任人事科长。秘书科长葛平，秘书靳星五负责文书股，秘书刘梅岑负责接待工作；总务科长王少鹏较有魄力（曾任西海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管理股长李连仁任劳任怨，会计股长周旋头脑清楚，生产科长马仲常工作扎实、独当一面，并在生产方面得到机关生产委员会实业副厅长耿光波的帮助。以后又增加了雷霆不惊的写文章快手秘书陈其章，葛平要求回胶东后又来了稳重团结的牟友民。这个班子可以说是很理想的。但是，有两点是我感到难以承受的。一是秘书处千头万绪，没有部门管的都要秘书处管，各部门有关秘书处的各科的事也要找处长。二是抗战胜利了，太平观念与享乐思想抬头。而且这些问题往往发生在老干部身上，更影响了工作人员。试举几例：
其一、因为战争关系，好多同志近三十岁了还没结婚，或者家属要来团聚了，这是合理的，也是大家支持的。某同志年近花甲，夫人好容易从家乡来看他，大家为他们的团聚而祝贺。不几天夫人便在有关人的蒙骗之下送走了，还让她胡里胡涂地按指印办了离婚手续。不久便同一位女干部结了婚。这两件事对比起来，在机关里不免引起谈论。他知道后，装作不知也就罢了，却当着人们的面发牢骚：“我结婚是享乐腐化，你们结婚是吃苦耐劳吗？”要过冬了，总务科为他准备了皮背心、小皮袄、皮大衣，不过袖子都是棉花的。他又说起了顺口溜：“皮背心，皮背心，皮背心来皮背心！”这就是进城后典型的思想变化。
其二、有一位老干部家里来了人，回蒋管区时要给钱照顾离开多年的家庭，情理之常，也照当时力所能及的情况经组织批准，我们照办了。格外照顾，他是应该感谢不尽了，结果还嫌少甚至发牢骚，这又是抗战胜利后的思想反映。其三、领导干部的警卫员编为一个警卫排，加强统一管理教育，在管理人员中指定了专任排长。谁知他却带着警卫人员用手榴弹在大水汪里炸鱼吃。在临沂城放手榴弹，动静很大，追查结果，手榴弹是用总务科存的一捆破枪和某村民兵换的。结果给予撤职处分后分配到机关农场参加劳动。在战争打起来后，才就近回到部队参战。这个问题也说明纪律松驰造成的后果。
可见《甲申三百年祭》的学习和《闯王进京》的演出教育的重要了。
其他如各机关独立伙食单位的经费预算也要我亲自审核。省立临沂医院床位少，各地来看病的干部住房子也找省府。从外地来的干部元宵节带孩子看热闹，被挤到桥下摔死了，半夜三更找你要棺材，外县有了运输汽车电瓶充电也找省府想办法等等，真是做梦想不到的事情都会找上你。摸清了规律，也就习惯了。
日本投降后的山东
日本投降后，山东解放区在各路大军向大城市交通线进军的同时，也先后肃清了解放区内的城镇敌伪据点。控制了十二万五千平方公里的国土，拥有两千四百万人口，解放区山东省政府辖五个行政区，15个专区，一个特别区（淄博），两个直辖市（烟台、威海），三个省级市，三个特区（县）。并控制了胶济铁路中段和陇海路东段一部。只有青岛、济南、徐州、潍坊、新海连等大中城市及铁路线上的重要城镇，在蒋、日、伪合流的情况下尚未解放。山东解放区的范围，包括津浦路东（沧州以南）、陇海路北的广大地区。
最令人恼火的是蒋、敌、伪合流。蒋政府不但命令日本侵略军拒绝向解放军投降，而且代替蒋军守卫城市，据守在城市交通线的伪军竟摇身一变，成了蒋政府的先遣国军，和日本侵略军一起，拒绝向解放军投降。更令人气愤的是，蒋军竟命令其12军、骑兵第二军由徐州沿津浦路北上，在日伪军掩护下进占济南。伪第三方面军吴化文部万余人进至滕县、兖州、泰安，97军、77军及伪军改编的第6路军郝鹏举部占领了韩庄、台庄，并继续向津浦线增加兵力，企图打通津浦路全线。我军于10月18日开始打响了津浦线徐济段战役，到11月上旬，先后攻占邹县大汶口，在界河歼灭了吴化文三个师，俘获了伪46师师长许树声，截断了蒋军北进的通路。下旬又在韩庄、滕县段扩展攻势，12月12日又向孤立于滕县的蒋军19集团军所属部队追击，攻克滕县。1946年1月7日，津浦前线我军在台、枣临城线及津浦路中段，向北进之敌发起进攻，至13日先后攻克宁阳、韩庄，包围兖州、泰安、临城、枣庄。在我军事压力下，新编36师何志斌部4000余人、第6路军郝鹏举部万余人先后起义。在这次战役中，歼敌2.8万人，控制铁路2百多公里。挫败了蒋军打通津浦路的企图。有力地配合了争取和平的斗争。我军也付出了伤亡6千余人的代价。八师师长兼政委王麓水光荣牺牲，副师长王古文受伤。舍身炸碉堡的英雄陈金合光荣牺牲。
值得记述是：何志斌在抗日战争中于日、诸东部边界还同日寇打过仗，受到当地群众称赞。这次在陶庄、小窑起义，转移到解放区后，并发表了起义宣言，在省参议会、省府的几位老人前往慰问时还热情接待。终因看不清战争的发展前途，突然一夜之间全部拉走了。几位代表早晨起来，还等候他们座谈，结果他们的一个人影都找不到了。虽然没给代表们打招呼，却为以后济南战役的起义留了后路。郝鹏举就不同，他于1月9日起义后，任华中民主联军总司令，在国民党军大举向鲁南解放区进攻时，于1947年1月27日，竟杀害了我军代表（新四军联络部长朱克靖、逮捕后送给蒋介石杀害）以及派到该部工作的大批干部，又叛变投蒋了。2月6日，我七纵队发起了讨郝战役，7日将其全歼，给了反复无常的郝逆以应得的下场。
由于蒋日伪合流，处在解放区腹地孤立据点中的皇协军头目王洪九，却存在着坚守待援的幻想。临沂前线指挥部于1945年9月11日在坑道作业的大爆破下攻破了临沂城。而盘据在临沂西北20余里李家宅、孟家村、花园、王庄、后乡五个据点的王洪九部3500余人，8月初即被我军包围，并逐渐缩小包围圈，在广大群众支援下，挖通50多华里的战壕和交通沟，构筑了数十个碉堡、地堡、屯兵处、炮兵阵地和机枪火力点，距离敌工事近处仅50米。我军在解放临沂城后，开始了对王逆的进攻。10月30日攻克孟家村据点，歼敌近千。11月22日夜四个据点之敌同时突围，由王辅宜等为首向枣，庄逃窜，在赵家洼、傅山口被鲁南，部队堵击，逃敌基本被歼，残部庞道生徐凤林等不到300人逃进枣庄。狡猾的王洪九竟在他家乡附近大纸坊隐藏下来，一个月后，才化装成赶猪的，逃往济南，转徐州继续组织还乡团。
提起王洪九，有必要谈一下。他是临沂西乡沙沟崖地主，曾在张宗昌时代济南的军事学校学习，和丁梦孙同学。1937年冬，由梦孙介绍同我认识，认为有抗战热情，并能组织武装，在我们离临沂去淄博前，经组织研究，梦孙继续开展群众工作，韩去非留下协助王洪九发动武装。在邀王洪九、丁梦孙、韩去非一起吃饭时，把韩去非介绍给王洪九，并说明任务，他当时表示很好。。庞军在临沂作战后期，他还打下日军的大洋马，受到群众的赞扬。从此队伍发展起来，自称司令，去非任政治部主任。后来去非也被迫撤出。但是应撤出我党控制的力量而未撤出，共产党员大队长张玉书竟被他杀害。统一战线的右倾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和平民主新阶段
1946年1月5日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当局达成了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1月10日，双方下达停战命令。与发布停战协定的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22天的会议，通过政府组织、国民大会、建国纲领、军事问题、宪法草案等五项议案。对有利于打破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政治，有利于和平建国，也就在相当程度上有利于人民。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谁坚持它谁就得人心，谁破坏它谁就处在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在停战协定签订的当天，中共中央即发布通告，要求我军一切部队、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的各级委员会，严格执行停战协定。毛泽东主席在颁布停战协定时指出：“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全党应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在政协决议达成的次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要求全党全军做好同国民党合作建国的思想准备。国共两党也于1月13日发布了停战通告：“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所作的努力，已获得重要的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一政协会议闭幕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指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一，“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形势。”在以上形势与指示的推动下，山东解放区采取了如下措施：
l、山东省政府的工作新部署
山东省政府于1946年1月27日下达了《关于和平时期开始后的政府工作的指示》，指出：在和平民主时期到来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建设工作将占更重要之地位。但在国内政治、军事问题尚未解决、解放区之民主政权尚未获得国民政府承认以前，我们的基本任务仍应努力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准备应付政治、经济、文化各方之严重斗争，保卫山东人民既得民主权利及自由幸福生活。但斗争是与建设工作分不开的。建设工作愈有成绩，斗争愈有力量，愈能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及早实现。并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中，应以放手发动群众、贯彻减租减息及发展生产、发展教育为中心，发展城乡各项工作。
2、新四军军部、山东军区政治部下达了新形势下政治工作的指示
指示提出了政治工作着重在七个方面：保证练兵，克服因停战和平而产生的各种混乱思想；保证生产，减轻人民负担，改善军民生活，克服目前政府财政困难，发展解放区的农工商业，与国民党实行经济竞赛与经济斗争，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加强团结，整顿纪律，适应新形势，使我党我军成为全国民主团结的核心与模范；广泛发展交朋友工作，向青岛、济南等地的国民党军队及美军主动写信，派出干部或代表进行友谊的联络或接待，洗刷旧的标语口号，布置新的标语口号；提高政治警觉性，防止太平麻痹、腐化堕落及外来的各种影响；系统地进行时事教育、民主教育、团结教育、纪律教育，认识新的历史阶段的性质、任务、方针、政策，干部精读《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要求在新形势下，有坚强的党性、丰富的知识、伟大的风度，防止发生任何骄傲自满情绪；系统认识、认真总结五个月来的战争经验。
3、建立山东省复员建设委员会，进行了不适宜于在部队工作人员的转业建设工作。 4月初，华东局、山东省府、山东军区发表了《为复员建设告全体党军民书》，开始了大规模的复员工作，要求第一期达到十万人。要求各级复员委员会从精神上、物质上给复员人员以各种确切保证，使他们各得其所，各尽所能，各安其业。要求复员转业的同志领受新的和平建设任务，到田园、工厂、铁路、矿山、城市、学校、商店、合作社及一切地方工作中去，发挥固有特长，创造新的奇迹，繁荣农村经济，发展城市工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文化水平，成为新中国的标志。从而成为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
山东省政府和山东军区还制定了《复员工作条例》，对回乡就业，军工厂、军医院转企业化、地方化，各级军政机关及其附属机构缩减或编馀之工作人员须重新分配工作参加社会建设事业，老弱残疾等须退伍妥善安置，县区武装应回、家务农以及荣誉军人分等发抚血金待遇，家在本省有家可归、家在外省解放区、家在外省者不能归等各种情况，都作了详细规定，务使各得其所。同时，对各级复员委员会的任务、职责、权限也作了明确规定。
省复员建设委员会主任由黎玉同志兼，民政厅长梁竹航任副主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谢有法任秘书长，委员由有关部门负责人兼任，我也是委员之一。当时为此工作的确忙了一阵。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是新四军一个部队的总务科长腿部受了重伤，拄双拐才能行动，复员到冀鲁豫地区，事后得悉还担任了新乡市的法院院长。不适宜在主力部队的三等荣军战士，回到农村也成了民兵骨干。可以说在部队不易发挥作用的同志，到地方却可以发挥大作用。这就是复员建设的意义所在。部队精干了，地方工作也加强了。
4、关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活动
山东解放区在八年抗战中，日本侵略者的暴行给造成的损失惨重，根据1946年春季鲁南、鲁中、滨海、胶东、渤海五个行政区的概略统计：被害人口，死亡985，714人，伤残1，610，883人，被抓走1，260，000人，共3，776，597人，占总人口12010。损失农具59万件，房屋580万间，两共值14，515亿元（以当时当地法币计价、下同）衣服8，700万件，值3，480亿元；粮食145亿斤，值7250亿元，损失牛驴骡马290万头，鸡鸭14亿5只万只，共合3080亿元。总计损失19，040亿元。
各地区每年战争中的灾难民，除每年随时都给以必要的救济安置外，为了扶持生产，还发放无息农业贷款。1945年全省对难民发放救济粮在五千万斤以上。1946年春发放无息农业贷款两亿元北海币，约合法币近30亿元。
冀鲁豫原属山东津浦路西11县，被杀10万多人，受伤3万多入，逃亡39万多，被抓走7.9r万人；烧毁房屋48万多间，被抢走粮食1.9亿斤，被抢牲畜4万余头，猪羊3万余头，鸡鸭59.9万余只；被毁农具945万多件，车辆4.5万多辆，衣物1077万多件…．等等。共合法币2423亿以上。随着停战协定的签订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宣布，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即联总）及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即行总）也开始了对解放区的活动。为此山东省也成立了中国解放区救济委员会山东分会，由黎玉任分会主任，马保三任副主任，薛暮桥、孙鸣岗、姚仲明、梁竹航等为委员，梁兼任秘书长（后为陈雷）武中奇任办公室主任。为便于调处执行部执行小组的活动和善后救济工作的进行，一月分在临沂城西南三里外抢修了飞机场。联总联络官朗恩慈及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师民事处联络官蒲来恩于2月2日自青岛飞抵临沂，商洽第一批救济物资l千吨的分配问题。随后梁竹航、姚仲明又乘飞机去青岛洽谈。2月中旬梁、姚飞返临沂时，联总联络官朗恩慈、山东分署达仑士等及行总鲁青分署视察主任兼第三工作队长杜云庐（杜走后第三工作队长朱子赤常驻临沂）、卫生组主任韩立民等二十余人，也一起来临沂，商谈了救济原则、运输办法及有关问题。以后，晋、冀、鲁、豫区王笑一同志及其救济分会张副秘书长也先后来临沂商谈津浦路西救济物资的运输问题。
原计划已到青岛的救济物资近万吨，包括面粉、麦子、衣服、牛奶、奶粉、药品等。分配比例为胶东25%、渤海25.5%,鲁中20%，鲁南17.5%，滨海15%。除少数用汽车运输外，主要从石臼所、烟台及羊角沟等口岸运输。省救济分会后来移驻日照，烟台设有办事处（胶东派人）。第一批还好均为面粉、奶粉、药品。但以后多为毛线、旧军毯、海军呢、人造毛小大衣、海军望远镜，甚至大批纸烟、高跟鞋，还有装满箱子的锯末。开始时迟迟不运来，蒋军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了，救济物资也大批运来了，前后总计有两万八千吨。石臼所有上万件雨衣大部损失。在蒋军向胶东牛角尖进攻时，分配方案又决定太迟，剩下大批成卷的海军呢，临时分给各村，也无法处理，或被蒋军抢去，以致各方颇多怨言。
值得称赞的联总雷黛德（女）医生，深入农村配合我们的医务工作者，抢救临沂朱陈_带的霍乱患者及防疫工作，不辞劳苦，受到群众的好评。
5、为党的经费来源作准备
按照政协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规定，今后党的经费来源，需要作必要的准备。只靠党员交纳党费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当时的机关生产，曾有为建立党的产业作准备的活动。最重要的一个项目是把机关生产中的商店扩大为“华东公司”，由延安来的同志郑群勋任经理（后南下浙江工作）并从复员干部中充实了干部。临沂县沂东区中队指导员崔锋即是其中之一（后在上海科学院任办公室主任）。这个公司在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以后：就纳入工商局系统了。
6、从省府秘书处征集抗战文献和各种图书一事，看当时“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的影响。
省府秘书处成立了调查研究科（后改为资料科）并成立了资料室由调查研究科管理。除了集中保存原有。的各根据地报告档案资料及从敌占城市收集的报纸杂志之外，这时为了适应需要，特发表启事，征集抗战以来各地区有关军事、政治、财政、经济资料，大会会刊，刊物书籍，报纸，法令规章，以及抗战前各大书局出版之有关政治法律、军事、外交、财政经济、实业、交通、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等理论著作，万有文库，年鉴、汇编、词书、地图、杂志，并政府有关以上一切设施之出版物。并规定了征集办法及相应的报酬。这个启事发表后，很快收到鲁南行署送来一些明清名人字画，其中最珍贵的是沈周的山水长卷。此外还买了一些新书。但不久战争打起来，不仅征集所得不多，已征集的和购买的书籍，再加上已有的档案，在一再转移中，便成了资料科加意保护的唯一任务。一直到“牛角尖”进攻被粉碎以后，才运回来。后来省府机关并入华东财办，我去党校学习，才放下这个包袱。
停战是假，向解放区进攻是真
蒋介石虽然在三个协定上签字，却在美国支持之下，积极作大规模向解放区进攻的准备。起初是关外大打，关内小打，不断向我解放区进犯。4月9日我山东军区发言人发表谈话，列举了国民党军队及其指挥下的伪军侵犯解放区的情况，要求调处执行部济南、徐州、泰安执行小组，督促国民党军队严格执行停战令，把军队立即撤到停战令生效前的位置。5月5日，国民党国防部长白崇禧及顾祝同、王耀武等高级将领在青岛召开军事会议，策划进攻山东解放区。5月20日，军调部高密执行小组我方代表辛冠吾被国民党军扣押，．后被杀害。21日，军调部驻枣庄我方代表甘重斗及译员吴武汉，被伪军王继美指使特务殴伤，生命垂危。6月2日，蒋介石飞到济南，亲自主持军事会议，策划打通胶济路，对山东解放区加紧进攻。我山东省政府为此于6月5日下达了“准备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大规模内战的紧急指示”。要求克服麻痹思想，停止机关建设，紧缩开支，整顿组织，紧张工作，并与当地军事机关密切配合，在必要时转入战时状态，及时予前线以有力支援，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6月6日又下达了反内战的行动命令。值得记述的有如下几件事。
l、罗炳辉副军长逝世。新四军罗副军长于6月21日由峄县前线返回临沂途经兰陵时，突患脑溢血逝世。当、即组成了罗炳辉同志治丧委员会处理后事，并轮流守灵，选定墓地在旧沂河桥西大道迤北空地，23日上午，华东局、新四军军部、山东省级机关团体沉痛举行葬礼，在葬礼大会上，陈毅军长发表了沉痛誓师的悼词。
2、省府搬到乡下。照当地的情况，省府机关分为前方与后方两部分，前方的精干机关靠近华东局、华东军区活动。开始时驻临沂城南的埠南，后又迁到老沂庄。后方如保育小学、托儿所及机关档案图书资料、银行印刷厂、被服厂等都转移到沂南山区。临沂城仍有留守人员。
3、朱达章被暗害。自卫战争开始，敌特活动也猖獗起来。省府于6月18日下达了夏季反奸防匪指示，但在工作人员中的和平麻痹思想相当严重，朱达章同志之死给大家敲起了警钟。山东大学党委书记兼教务长朱达章于7月20日自驻地汀水来省府汇报工作，住后村省府招待所（教育厅、民政厅也驻后村）。21日我们两人还在后村东北河流中游泳。33日晚下小雨，他从民政厅副厅长宋日昌住处回招待所，头戴苇笠，手持蜡烛照明。第二天达章同志即找不到了，只有苇笠还在街上。最后才发现被人勒死投在井中。公安总局当即进行侦察，因雨后踪迹混乱，警犬失去作用，数日未得结束。弄得我和公安总局局长杜明无法向郭子化同志汇报。经多方侦察，才将国民党特务李学文等三犯抓获。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这一带的土改尚未展开，群众未充分发动，以致国民党特务得以长期隐蔽，伺机暗害。
（ 成稿于1992年1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