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八十年代，是湖北文博事业发展较快时期。其间，湖北几项重大文物考古发掘和科学研究项目全国瞩目：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发掘、研究与科学保护开辟了我国青铜文化研究和考古学研究的新领域；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考古发掘出土战国时期大型编钟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江陵纪南城凤凰山秦汉墓的发掘与168号墓西汉古尸的出土及科学研究获得重大成果。这一时期，韩宁夫先后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他亲自参与领导了这些重大考古发掘，对博物馆事业和文物保护与利用也十分关心。我时任湖北省文化局副局长、省文化厅副厅长，曾耳闻目睹并深切体会到韩宁夫的思想风范、政策水平和领导艺术，深感湖北文博事业发展凝聚着他的心血。时值韩宁夫逝世十周年，谨以此文表达对老领导的怀念。
不要改变开采方式 要保护好文物遗址
1973年10月，大冶有色金属公司铜绿山矿采矿中发现铜斧、木槌、木铲等古采矿工具。经过中国历史博物馆专家研究确认，大冶铜绿山有古代采矿遗址。
1974年2至5月，由王劲任队长的省博物馆考古发掘队在这里进行首次发掘，取得重要成果，初步揭示出了古矿冶遗址。省文化局及时向省委、省革委会作了汇报。韩宁夫看到所拍电影片和文物资料后强调说：“要重视这些难得的历史文物，不要有‘挖宝’思想，要看到它的重要历史、科学价值”；“发掘出来后，一定要认真作好这些文物的保护管理工作”。
当时，对于如何开采铜矿、保护文物，文物部门与生产部门意见分歧。铜绿山矿生产部门提出要对有大量古代矿冶遗迹的矿体由坑采改为露天开采。他们算了一笔帐，如用坑采采矿，会有大量黄金及铜料采不出来，将有几亿元价值的资源压在地下不能发挥作用；文物部门认为，如改用坑采为露天开采，将使极重要的珍贵文物遗址遭到破坏。省文化局将这一情况向韩宁夫汇报，他说：“你们去给他们讲，不要改变开采方式。大量黄金压在地下怕什么，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嘛!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你用坑采采不出来，还怕我们的子孙采不出来吗？将来他们一定既能采出黄金，又能保护好文物!这不是很好吗，急什么？我就是这个意见，你们去和他们协商。”
省文化局组织省内外各有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对如何保护遗址进行深入研究，提出《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合理开采与原地保护方案》，经与大冶有色金属公司达成协议后，对十一号矿体上一处春秋时期采矿遗址的考古发掘现场作原状保护，后又建立了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使这一重大考古发掘现场和重要文物遗址得以永久保护，并充分发挥它的展示教育作用，同时也处理好了生产建设与文物保护的关系。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调查发现与考古发掘，开辟了我国青铜文化研究和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推动了我国以及国际上矿冶考古的发展。
韩宁夫对铜绿山古矿冶遗址保护所作的明确指示，对于我们采取原地保护古矿冶遗址和建立遗址博物馆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发展农业生产很重要 保护文物也很重要
上世纪七十年代，全国“农业学大寨”，湖北省农村也大兴水利，平整土地，进行农田基本建设，这对于早已探察有诸多大型文化遗址和大量古墓葬的荆州地区来说，给文物保护带来较大冲击。
1974年冬，文物部门发现江陵纪南城的文物保护已受到威胁。省文化局召集会议专题研究，随后向韩宁夫作了汇报，韩宁夫决定立即由省革委会向国务院请示。
1975年2月，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在江陵县纪南城配合农田基本建设进行文物保护和发掘工作的报告》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文物局随即派文物处陈滋德处长偕考古学家、北大教授俞伟超，考古学家、中国文博研究所研究员黄景略等一批专家来鄂，韩宁夫同志亲切会见了他们一行，热忱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商定在省委和国家文物局的直接领导下，组织强有力的队伍对纪南城开展较大规模的文物保护与考古发掘。
同年3月，国家文物局与省革委会共同组成了“湖北省纪南城文物保护与考古发掘领导小组”，韩宁夫出任领导小组组长，我与国家文物局陈滋德处长、荆州行署副专员江洪、江陵县革委会主任张美举等四人为副组长。先后邀请了北大、吉大、武大等十所大学历史系师生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等省、市文博部门的考古人员组成考古发掘队伍，由时任湖北省博物馆文物考古队队长的谭维四任纪南城考古发掘队队长。
3月初，韩宁夫在荆州主持召开领导小组全体成员会议。他从楚国历史、郢都纪南城遗址的重要意义讲到如何正确处理保护文物与农业生产的关系等等，作了既深入浅出又富有激情的动员。他还率领领导小组主要成员及专家深入到纪南城所在的将台区与区、社、队干部座谈。他对大家说：“农业学大寨很重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发展农业生产很重要，你们要好好抓。同时，保护文物也很重要，党中央、国务院很重视，有明确的方针政策，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我要请你们想一想，全国有两千多个县，就是某个县某个区农业搞得不够好，粮棉油生产得少了一些，别的地方可以补，但楚都纪南城全国就这一个，就在你江陵县，就在你将台区，要是你们只顾抓粮棉油，不重视保护文物，把纪南城毁坏了，那就再也没有办法弥补，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我要很严肃地提醒大家，你们千万注意，一定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既有利于生产，又有利于文物保护)。我以为就你们这将台区纪南城公社来讲，保护纪南城的文物是第一位的，要在保护好文物的前提下，搞好农业生产，我拜托大家了!”
在将台区礼堂举行考古会战开工誓师和考古训练班开学典礼，韩宁夫到会作了长篇讲话，深刻阐明了这次文物保护与考古发掘的重要意义，给参加会战的文物工作者很大鼓舞。经过近一年的考古大会战，基本查明了春秋战国之际楚国都城的布局。发现城门七座，发掘其中的三座，发掘揭露宫殿建筑遗址一座，作坊基址一座，还揭露出大量窑址、手工作坊，道路等遗址。第一次揭示出楚国都城的基本面貌，为研究楚国历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在纪南城南城垣发现一处城门遗址三个门道的建筑木构时，韩宁夫与正在地委检查工作的省委、省革委会的姜一书记、几位副主任一起兴致勃勃地了解详情，慰问考古人员。
1975年3月，武汉空军在江陵县纪南城凤凰山建设雷达站。此地早已探出从战国到秦汉时代的古墓180多座。湖北省博物馆考古队正在此处进行抢救性发掘。3月30日，开始发掘168号墓，发现此墓保存甚好，考古队估计有可能出土类似长沙马王堆西汉女尸那样的古尸。于是将分析预测情况报告韩宁夫。他极为重视，在一番询问后指出：“要作好准备，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也要按百分之百的可能来准备”。发掘人员按照他的要求，现场发掘工作格外认真细致。6月8日凌晨5时，从168号墓棺内发现一具保存完好的西汉古尸。5点40分，省考古队长谭维四从荆州打电话向韩宁夫报告，韩宁夫的夫人姜昆叫醒他，韩宁夫在电话中果断作了三点指示：“1、按原定方案，从速将古尸运到室内冰冻保存；2、 转告荆州地委、行署、军分区，加强文物的安全保卫，严禁参观；3、作好准备，连夜研究解剖事宜，我将与武汉的有关专家学者立即赶来荆州。”韩宁夫于当日中午到达荆州，为西汉古尸的保护、解剖等各项科研事项在荆州坐镇指挥七天。韩宁夫历史知识渊博，提出的意见、要求深中恳綮，鞭辟入里，根据他的指点，解剖古尸时，从口中清理出一枚玉印，这对确定该墓年代、古尸身份起到重要作用。
至六月末，纪南城考古会战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果，荆州地委、行署在荆州二招举行祝捷会，韩宁夫两次亲临，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对进一步做好西汉古尸的科学研究与保存及陈列展示提出了指导性意见。随后，我负责、由武汉医学院副院长、著名教授武忠弼牵头，组成“湖北省西汉古尸研究小组”，对西汉古尸进行了多学科的深入研究。专家们研究确认，此男性古尸年龄约60岁，下葬年代为西汉文帝13年(公元前167年)，爵位为五大夫，古尸多学科研究成果在国际上获得了高度赞誉，1978年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湖北省科学大会奖。198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研究小组编撰的《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墓西汉古尸研究》专著。
出土文物运省博物馆 墓坑建成开放的旅游点
1977年9月，解放军武汉空军雷达修理所在随县城郊扩建时发现古墓。1978年3月25日《随县城郊擂鼓墩一号大型古墓的发现与勘探简报》送达韩宁夫，他即在简报上批示：“请告国家文物局，并同意组织强有力的发掘队伍从事发掘”。随即又电话告知：“先给国家文物局电话报告申请发掘，随后再送正式报告”。4月3日，他在省文化局《关于发掘随县擂鼓墩一号墓的请示报告》上批示“请文化局一位领导参加，组织省、地、县领导小组，其他同意文化局的意见”。遵照这一指示，在国家文物局批复后，即组建了以我为组长，襄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秦志维，随县革委会副主任程运铁，武汉空军后勤部副部长刘梦池为副组长的“随县擂鼓墩古墓发掘领导小组”。省博物馆馆长谭维四为考古发掘队队长。
1978年5月11日正式发掘开始，墓内棺椁及大批文物陆续出土，特别是65件曾侯乙编钟的出现，引来当地大批群众参观，有时一天竟达数万人。这严重干扰了发掘工作。韩宁夫闻讯即令省委办公厅5月26日晚给随县县委打电话传达他的意见：“立即停止参观，保证发掘工作顺利进行，保证文物的绝对安全”。随县革委会5月28日发布《关于停止参观古墓的通知》，并印制成大型布告广为张贴。
6月7日，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省委副书记潘振武陪同下专程到随县检查发掘工作，并与地、县委负责人就今后的文物保护问题交换意见。回汉后，韩宁夫听取了情况通报，对曾侯乙墓出土文物研究、遗址保护、出土文物归属、展示等问题商定了明确意见。到6月末，现场发掘接近尾声，取得巨大成绩
7月11日，韩宁夫率省直有关负责人专程到随县，深入墓坑现场检查古墓发掘工作，逐一察看搬入临时库房的出土文物。12日，在随县第二招待所，韩宁夫召集省、地、县有关负责人座谈，就如何进一步做好下一步工作，善始善终完成任务讲了许多重要意见。最后，对文物归属及遗址保护问题宣布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与省委商定的意见：“出土文物既不调北京、也不留随县，全部运省博物馆，统一整理研究、保管、保护、展示，不要分散了；墓坑木椁原地保存，逐步建成对外开放的旅游点”。
出土的曾侯乙编钟65件，重量10吨，上刻有3700多字铭文，年代为距今24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它是中国音乐史、冶铸史、考古学史和世界音乐律学的不朽典范。编钟等文物的发现，为研究我国音乐史，科学技术史、工艺美术史，以及湖北地方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珍贵资料，在国内外引起巨大轰动。
1979年3月26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对保护曾侯乙墓和考古发掘有功单位如武汉空军后勤部雷达修理所等以及有功个人予以表彰，给予很高荣誉和物质奖励，以彰显自觉保护文物、传承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社会风尚。
重视祖先传统工艺 复制曾侯乙编钟
韩宁夫非常重视曾侯乙编钟的科学研究、复制与开发利用。1979年6月，关于如何复制曾侯乙编钟以及缺乏复制经费问题，我们向韩宁夫汇报，他说：“要尽快开始对编钟的复制研究工作，要重视对我们祖先传统工艺的研究，使它古为今用，为四个现代化出力。研究试制曾侯乙编钟工作要赶快落实好，所需资金省里先垫一点，以后争取国家拿一点，省里也拿一点，逐步解决”。6月25日，我陪韩宁夫与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晓明、省机械局局长白洛看望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学会东湖年会的代表，与会代表进一步呼吁加快研究复制曾侯乙编钟。韩宁夫与部分专家学者座谈，表示非常支持大家的建议，并提出分两步走，先研究复制部分编钟，取得经验后再全部复制完成。接下来，他与我们商量第一批复制经费24万元的筹资问题，他提出省里先拿出一部分，并与白洛局长商定，由省机械局支付一半，另一半由省文化局向国家文物局申请，就这样落实了这笔复制经费。
随即，国家文物局与湖北省人民政府决定，成立由湖北省博物馆牵头，有关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生产厂家等六个单位组成的“曾侯乙编钟复制研究组”，对编钟进行复制研究。经过多学科的协作攻关和艰苦努力，到1982年底，第一批复制28件编钟胜利完成。1983年1月6日至9日，国家文物局在武汉召开科学技术成果鉴定会，对首批编钟的成功复制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建议乘胜前进，尽快完成全套编钟的复制。韩宁夫出席开幕式和闭幕式。会后，韩宁夫与国家文物局领导商定，全套编钟的复制经费仍由国家文物局和省里共同出资。经复制研究组六个单位的通力合作，1984年8月，全套编钟复制完成。9月5日，文化部在武汉召开编钟复制鉴定验收会。全国各地有关专家、学者与会，时任河南省副省长的罗干也出席了此次鉴定会。鉴定验收委员会给予全套编钟复制以极高评价，一致同意通过验收。文化部向各参加复制单位、有功人员颁奖，韩宁夫到会讲话和颁奖。这项成果后被评为全国文化科技成果一等奖。
1984年9月下旬，复制成功的全套编钟奉调赴北京参加国庆三十五周年庆典演出。10月7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向中央领导作了汇报表演。12月，为庆祝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发表，国家文物局局长吕济民与我率文物展览代表团、携擂鼓墩曾侯乙墓部分出土文物、曾侯乙编钟的部分复制件赴香港展出，轰动了香港。1992年3月，为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在日本东京博物馆隆重举行了“曾侯乙墓出土文物特别展”，5月1日下午，明仁天皇和皇后在我驻日本特命全权大使杨振亚和夫人韩秋芳等陪同下，参观展出的全部文物、观赏古乐器演奏的编钟音乐。明仁天皇说：“在日本帮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举办这么好的展览，我深表感谢”。
随着曾侯乙编钟复制成功，我省文艺工作者还创作排演了大型古装歌舞剧《编钟乐舞》，并出访欧美演出，获得极高赞誉；根据编钟搬上舞台的事迹拍摄了电影故事片《奇迹的再现》。通过文艺作品，进一步扩大了出土文物编钟的国内、国际影响，为湖北争光、为中国争光。这些成功与荣誉的背后，也无不凝聚着韩宁夫所付出的心血。
做好文博工作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韩宁夫一以贯之地关心全省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与建设，特别是对省博物馆和荆州博物馆的建设倾注了心血。
1979年4、5月间，党中央副主席叶剑英、李先念，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谷牧先后来省博物馆参观视察，我们抓住这些机遇向中央领导反映了省馆馆舍过小急需扩建及目前用地狭小等问题。中央领导十分关心，李先念对陪同前来的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说：“我看东湖这个地方很好，就在这里扩建嘛!”王任重、谷牧同志说文物这么多、又这么珍贵，一定要保护好，现在条件太差了，房子太小了，应该扩建，并叮嘱省里给国务院写报告，请国家计委批准立项。我们将这些情况及时向省政府汇报，韩宁夫十分重视。后来省政府向国务院呈送了关于扩建省博物馆的正式报告。
曾侯乙墓发掘结束后，出土文物全部运到了省博物馆。1980年11月，省博物馆情况反映：“文物越来越多，藏品安全没有保障，库房问题亟待解决”，引起韩宁夫的关注。我们专门向他作了汇报，在他的亲自过问下，省里与国家文物局商定，双方共同出资在省馆建文物库房。到1983年1月，省里与国家文物局确定建3000平方米的文物库房，省里投资55万元，国家文物局投资50万元。1984年6月，经协商建筑面积扩大一倍，总投资增至225万元（湖北省投资115万元，国家文物局投资110万元）。后因大规模扩建工程的全面规划滞后等原因，延时启动，经商定，已到账的资金用于征购土地，从而提早解决了省馆扩建用地问题。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曾侯乙编钟陈列馆建成开放，国内外参观者十分踊跃，党和国家领导人、许多外国政要也先后来馆参观。他们对曾侯乙编钟的考古价值，中国音乐史上的历史价值，中国青铜铸造史上的奇迹都给予了极高的赞誉。国家旅游部门评定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编钟陈列馆为四A级旅游景点。
韩宁夫一直关注荆州博物馆建设。1975年6月，凤凰山一六八号墓西汉古尸出土，他当即决定将古尸留在荆州保存展出。当时荆州博物馆旁有一家玛钢厂，属江陵县管辖，既坐拥大片土地，又对文物藏品造成污染。韩宁夫多次前往视察调研，亲自过问，找来江陵县县长张美举做工作，说服他们把工厂迁走了。如今荆州博物馆已具相当规模，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这不能不让人缅怀韩宁夫的关爱和帮助之情。
1983年，湖北省博物馆建馆30周年。12月21日，时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韩宁夫欣然命笔题辞祝贺：“致湖北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湖北历史悠久，富有灿烂文化和众多文物，努力做好文博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贡献，是广大文博工作者的光荣职责”。韩宁夫殷殷期望全省文博事业美好的明天正在到来。
（原载《湖北文化》2005年第3期、《湖北文史》2006年第2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