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1962年12月，父亲由中共山东省委常委兼临沂地委常委、临沂县委第一书记调任省委常委兼济宁地委第一书记、济宁军分区政委，后回省任省委常委兼农村工作部长。母亲作为省委委员、妇委书记、省妇联主席下放任济宁地委书记处书记兼济宁市委第一书记，1年后不再兼任。我们也举家迁往济宁市（古称任城），我在济南市胜利大街小学毕业考入济南二中后转学到济宁二中十一级一班、六班，1962年夏初中毕业后又考入该校高中四级二班，1963年初高一寒假后又随全家搬回济南，转入省实验中学高一一班继续学习。
1959年5月中旬，省委通知父亲由临沂返回济南，省委第一书记舒同、书记处书记裴孟飞找他谈话。决定济宁专区按原建制分为济宁、菏泽两个专区，父亲调济宁任上述职务，征求他对地委常委的安排和调任母亲等同志到济宁工作的意见。父亲回临沂交代了工作31日由临沂到济宁上任。6月6日济宁、菏泽地委、专署、军分区和群众团体正式分开办公。
济宁专区辖区为今济宁、枣庄两市除近期由菏泽市划入的梁山县以外的辖区。1960年初，全区下辖济宁、枣庄两市（后者由峄县改设）和曲阜、兖州、泗水、邹县、微山、金乡、鱼台、滕县、嘉祥10个县（曲阜分为曲阜、兖州；金乡分为金乡、鱼台；济宁市分出嘉祥）。
济宁在“大跃进”中损失严重。当时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华东局书记柯庆施、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曾到济宁视察灾情、解决粮荒问题，中央、省里也调拨粮款，派医疗队救济群众，救治病人。地委决定搞好夏季分配生产救灾，落实公社管理政策和干部政策。对受错误批判的干部进行平反，恢复发展生产力。8月下旬，济宁的工作转为贯彻党的庐山会议精神，开展反右倾运动（尽管大家对此也心存疑虑）和增产节约运动。后者还是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前者尽管也正确处理了一些问题，但也无故伤害了一批干部群众，助长了脱离实际的不正之风。
1960年，济宁地区也开展了受挫的“新跃进运动”。迫于形势，济宁地区当时最终还是确定了不能实现的高指标。春天，“新跃进”在发动初期就困难重重，新老问题交织，干群思想混乱情绪低落。因此全年计划完成得不好，有的建设项目被迫下马。农业还遭受了先旱后涝等自然灾害，更使农作物严重减产。但是1959年冬至1960年春的大办水利还是颇有成效的。同时，地委还重点抓了生产救灾工作的领导检查。省委书记处书记周兴、裴孟飞等负责人也不断到济宁检查灾情。这些都使群众生活的困难得到一些缓解，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秋季丰收创造了有利条件。1960年冬季，中央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基本遏制了“新跃进”。
1961年，济宁的国民经济同全国一样，也进行了初步调整。地委着重抓了对干部进行思想纪律教育；进行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年度生产计划；整顿人民公社三项工作。尽管局部受灾，但全地区较好地完成超额完成了农业生产计划。
1962年，济宁地区的国民经济建设得到了全面恢复。1月11日至2月7日，父亲等20多人参加了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该会成为调整国民经济，促进其好转的强大动力。3月2日至18日，济宁地委召开全区扩大会议，父亲传达了中央七千人大会以及省委扩大会精神。济宁是全省重要的工农业产区，地委认真研究了如何全面调整国民经济的问题，确定了精简城镇人口和职工、对干部进行甄别平反和国民经济调整的具体工作（全面调整工业、恢复发展农业）。尽管全区受灾面积不小，但是粮食总产量仍达到20.94亿近，超过1961年。至1962年底，工农业衰退局面得到扭转，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开始出现回升势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基本过去！
同解放前一样，母亲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又是作为父亲的副职、下属同时作为他的同志、同事，战友、伴侣、妻子在工作上、生活上给予父亲以协助、支持和关照。她为当时济宁地区、济宁市的工作，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解放后，他们这样并肩工作战斗的时间并不算多，这次是为数不多的机会。父亲长期担任省委领导，分管农业等工作、母亲则在妇联、民政、纪检等多属党群口的部门工作。尽管如此，她仍然对父亲的工作、思想和生活给予不少帮助和关心。关于这一方面，我将在后面几篇博文中加以补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