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去前面叙述过的母亲那三大段印象比较深刻的革命战争经历以外，她自己对其他阶段的经历并没有为我们留下专门的比较详尽的传世记录。这为我们撰写有关母亲的回忆录带来不少的困难和缺憾。因此我在这里也只能根据她长期以来对这方面的涉及和父亲撰写的回忆录来对此有所补充。
1941年初，母亲由鲁南区党委党校组织科长调任鲁南区党委妇委副书记，妇联主任。1943年初，她正代职下放到父亲时任县委书记的滕峄边县委任县委委员，到二区帮助工作，被调任沛滕县委委员兼夏镇特别支部书记。8月底又返回鲁南区党委任原职。
1945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在临沂成立。鲁南区党委领导成员作了调整，同月，鲁南专员公署改为行政主任公署，同时鲁南区党委群众团体领导成员也作了调整，父亲任民运部副部长，母亲为妇委书记、妇联主任。此时母亲等人受鲁南区党委派遣，参加了父亲彼时仍在的二地委（任地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兼管党群工作）组成的工作队深入基层组织反奸诉苦运动。1945年12月底，父亲到区党委机关正式出任民运部副部长兼农救会长。他到职后第一件工作时调查了解全区群众运动情况。他先在机关听取了区党委农、工、青、妇书记（当然包括母亲）的汇报。【不久前母亲回忆说，当时父亲上调区党委机关是她向组织请求的结果，当时她说如果他不能上调就把她下放，总之两地分居既不利于工作，也不利于两人的团聚。不言而喻，父亲的这次调动对父母今后的工作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1947年春，国民党反动派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这时父亲率团去参加党中央召开的全国土地工作会议，母亲正怀孕待产，随鲁南后方司令部长途跋涉转移至渤海地区，一路上她生理上的负担有多重可想而知。母亲和父亲的这次分别由于以往的经验，她对父亲并没有过多牵挂，可对自己的安危却不能不有所顾虑。虽然长时间音信全无，可母亲深知父亲在远方也无时不在挂念着她。等到父亲归来时，他们的二女儿（我三妹）已经五个多月了。父亲高兴地抱着孩子，述说着对母亲和三妹的思念情意，他们在兴奋中又忘记了所经历的一切困苦。母亲在父亲病逝后撰写的悼念文章《永恒的思念》（《深切怀念穆林同志》，母亲主编，山东省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1998-2-163号）中如此深情地抒发了当时的胸怀。
1948年3月，鲁南区党委派父亲和母亲等10多名同志到了费县梁邱区对群众进行了形势教育开展了生产救灾工作。根据区党委确定的下半年的工作任务，党委机关又组成两个工作团下去做调查研究，其中一个由父亲带领调查新区和恢复区工作。在出发前夕，父亲和母亲商量准备把寄养在群众家里的儿子大牛（我）接回来。我于1946年7月出生，形势需要被寄养在滕县（现枣庄市滕州区）羊庄乡（现为镇)沈井村一户复员军人魏学林家中。国民党重点进攻时，“还乡团”曾把我这个一岁的“八路小孩”抢了去欲加伤害，经奶母白允兰（养母）家人多方奔走疏通，最后花了几斗粮食救了出来。这时，根据地形势已有好转，为减轻奶母家的负担和我的安全，父母便通过地方人员联系，请奶母家人将我送回父母身边。同时也将供给我和奶母的粮、布等物品交给奶母家人带回，并感谢奶母一家冒着生命危险养育我的深情。
父亲和母亲等人组成的工作团，仍是梁邱的原班人马。他们去了平邑县和县城仍被敌人占领的邹东等县。又由泗水到曲阜，时间是6月11日，正值我军攻进县城，他们随后进城。后又转赴陆续被解放的兖州、济宁，继续调查了这些新区的情况。
1948年6月，华东局讨论成立鲁中南区党委问题。7月17日，中央批准鲁南、鲁中合并为鲁中南区，同时划入滨海地区和泰西地区。区党委民运部由党委委员刘建中任部长，父亲任副部长兼青委书记，母亲仍任妇委书记。11月鲁中南区党委分前方和后方指挥部，刘建中向后方指挥部的父亲交代了主持民运部的工作。
1949年3月，山东分局重新成立，鲁中南区党委也调整了部分组织机构和干部。4月22-28日，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代表大会召开，兼任区党委青委书记的父亲作了报告。5月中旬，区党委妇委召开妇女工作会议，母亲在会上讲话，着重总结了全区广大妇女在济南、淮海两大战役中的突出成绩，表彰了一批模范典型。会议作出了《目前妇女工作指示》，要求各级成立单独的妇女组织。7月间组成妇联筹委会，在工作中注重培养提拔妇女干部，充分发挥妇女在建设中的伟大作用。
8月19日，区党委调整群众组织。民运部改为农村工作委员会，工、青、妇救会改为职工工作、青年工作、妇女工作委员会。父亲任农委书记，母亲等为委员。母亲还任妇委书记。
10月2日，鲁中南区党委、行署、军区机关部队和临沂市民2万余人隆重集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父亲和母亲都参加了大会。几天后，区党委便决定成立工作团，到新解放区的滋阳县（今济宁市兖州市）泗庄进行土改试点。父亲为副团长，母亲等为团员。
1950年1月初，区党委、行署、军区机关陆续由临沂城迁往曲阜城里。3月12-16日，，山东省各届人民代表会议在济南召开，鲁中南区党委书记高克亭带领全区62名代表出席，父亲和母亲都是代表。4月7日，农委组成工作组，分成4组，母亲作为妇委书记带领其中一组赴重灾区帮助工作。5月初，父亲被增补为区党委委员。6月1日，鲁中南区党委、行署、机关停止办公。
自1941年初至1950年夏，母亲在近10年的时间里，先后担任鲁南区党委妇委副书记、妇联主任，妇委书记、妇联主任，鲁中南区党委妇委书记、妇联主任，一直担任着沂蒙老区妇女工作部门的最高领导职务。在沂蒙老区妇女为中国革命作出的突出贡献中，有她浓重而光彩的一页。
由于当时的环境和父亲、母亲工作团聚的需要，她有不少时间被派往下面县、区委兼任职务，负责协助一个地区的全面工作。有时被派往充满生命危险的敌占区工作，有时克服有孕在身的困苦而随机关长途转移。敌人来了，母亲就带领地方部队和民兵与敌战斗。母亲能用双枪，练就了骑马射击、开展地雷战麻雀战游击战的好本领。她喜欢打仗，也善于打仗。后来一位老同志曾说：张恺同志当年是名副其实的双枪老太婆，只是没遇到个作家给她写出来。很多时候，母亲是作为父亲的战友、伴侣、妻子，同时作为父亲的副手、属下协助父亲工作，搞调查研究，参加工作组队团，为当时党政中心工作，为战役战斗后勤工作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这一方面，她从年轻时的革命战争年代开始就是党的一名好的妇女干部，同时也是一位配合支持照顾革命伴侣、丈夫工作生活的好妻子。
1950年5月，随着鲁中南区党委的撤销和即将停止办公，父亲便以区党委委员、民运部长（已改为农【村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身份调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农村工作委员会工作，6月公布为农委副书记。母亲作为区党委妇委书记、妇联主任调任分局妇委工作，11月公布为妇委委员、山东省妇联秘书长，1951年3月省妇女代表大会上又当选为妇联副主席，1954年3月再度当选妇联副主席。同年调出任省民政厅副厅长，1955年被安排到北京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1年（父亲因1937-39年曾去延安中央党校等学习过，故没有再被安排学习）。1958年10月至1967年二进、三进省妇联，担任省妇联主席职务，大概同时当选为省委候补委员、委员，妇委书记。其间1959年夏天至1963年初带职下放随父亲调任中共济宁地委书记处书记，头一年还兼任济宁市委第一书记。1967年三进民政厅，仍任副厅长。据母亲说她在民政厅曾分管土地管理等工作。1977年随父亲调往吉林省任省委纪检委副书记，直至离休后于1987年回济南异地安置。母亲还曾被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和吉林省政协常委，担任过一些其他职务。母亲的行政级别在1955年实行薪金制后最初定为11级，以后又提升为10级。
父母亲1950年5月到济南后才结束了战时人各一方的生活，开始组合成一个家庭，在互相帮助、体贴中工作和生活。我们几个孩子才陆续从寄养的老百姓家里（三妹），从暂时放在的外祖母家里（大姐和我）陆续回到父母身边。再加上1948年底出生后一直在父母身边的四弟和后来出生的五弟、六弟以及1954年、1970年先后来到我们家的大伯父家的大姐和大哥两人，我们组成了一个大家庭。尽管有保姆和父亲母亲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的帮助，但是父母尤其是母亲还是为繁杂的家务和我们的成长教育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母亲回忆道，她曾三进三出省妇联，当然也曾三进三出民政厅。每到召开妇女代表大会妇联换届时，她就从其他工作岗位上返回省妇联担任繁重的组织领导工作。她起草的会议文件等曾受到当时分局负责同志向明的表扬。连同解放前在鲁南、鲁中南长期担任妇联领导工作，可以说在妇联长达近20年的工作经历是母亲在盛年为党的事业作出的最典型贡献。她的优秀品质，出色才能，文笔水准和提升较快都在从事妇联工作时得到了集中体现。
母亲在文革中也受到了冲击，当造反派对她批斗甚至武斗时，她说：“你们打过鬼子吗？打过老蒋吗？有本事去造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反啊！”。母亲从没有承认自己是“走资派”、“三反分子”，从没有喊过打倒原省委领导人的口号。至今她仍对个别原来的领导干部在造反派的唆使下打了原省委领导人的作法表示不满，母亲说：“你打人算怎么回事呢？我才不干这种事呢！”母亲平时待人挺和气的，但到了关键时刻，绝对是巾帼不让须眉，绝对是坚守自己为人处世的正确原则和高尚人格的。
母亲1959年夏-1963年初在济宁的工作，我将在下一篇博文中结合父亲的回忆作一简要回顾。据说当时在全省各县级单位中担任党委第一书记一把手的同志中，只有母亲自己是位女同志。她时任济宁地委书记处书记兼济宁市【今济宁市市中、任城区辖地,最初还包括今嘉祥县辖地】委第一书记，1960年后不再兼任该职。
由于母亲没有对上述经历留下专门的回忆著作文章，故而我只能根据自己自4-5岁开始记事以来的回忆，参照前面提及的那些资料，再加上母亲历来的涉及以及近期对她的询问和网上查到的一些资料，对以上经历作尽可能多的补足。当然缺憾是肯定存在的，不过也只能如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