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发表于《齐鲁巾帼》（黄河出版社1998年9月版）一书第116-123页的《在敌占区工作的日子里》这篇回忆文章生动地叙述了她在1943年春天至秋天到敌占区工作的特殊惊险经历。以下几篇系列博文我将以其为主线，对母亲的这段非凡亲历作一简要回顾。母亲离开鲁南山区革命根据地在敌后工作的这段时间不长，但由于环境和工作方式的特殊，给她一直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1943年初，母亲时任中共鲁南区党委妇委副书记、区妇联主任。她正代职下放到父亲任书记的滕峄边县委任县委委员，到二区帮助工作。这时鲁南地区形势恶化，鲁南区党委决定派出一些武工队和工作人员，到敌占区去工作。区党委组织部长魏思文同志和母亲谈话，决定派她到敌占区工作，任沛铜滕峄边县委委员（此处引自父亲的回忆录《六十年革命工作纪实》，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版）兼夏镇特别支部书记，并让母亲改名王秀琪。交待的任务是以合法身份秘密进行党和群众的工作，鼓励她在不同的战场上与敌人作斗争。母亲对此既无思想准备，又无经验，感到担子太重。但她也有坚强的信念，就是一个共产党员，在党的领导下，无论在任何战场上斗争，都将是胜利者。就这样，母亲毫不动摇地欣然接受了任务。当时母亲已经和父亲结婚，父亲要留下坚持斗争。平时他们虽然同在鲁南工作，可战争环境和战斗生活不可能形成小家庭，总是分开的时候多。这次分别虽然不同于往常，但是他们依然没有伤感，没有眼泪，根本没有想到今后能否见面的问题，而是满怀必胜的信心和战斗的豪情，父亲送母亲踏上了新的征途。
4月上旬的一天午后，母亲随交通员从滕峄边最南边的一个叫十道峪的村子离开了根据地，进入了游击区、敌占区。
关于父亲母亲的这次分别，母亲在悼念父亲病逝的文章《永远的思念》中还曾这样深情地描述过：你当时是滕峄边中心县委书记兼部队政委，自然要留下坚持斗争。而我则被分配到微山湖畔的日军据点夏镇任党的特别支部书记。当时，你腿部有伤走路困难，我实在放心不下。而我呢，是第一次到敌占区做秘密工作，艰难险阻也是可想而知的。我俩心里非常清楚：此一别千难万险，生死未卜。分别的那天晚上，你送我到敌我交界的村口，我俩默默对视着，心里有千言万语，但又觉得彼此相知，何需再说。沉默了一会儿，你在夜幕中挥了一下手，我就转过身和交通员一起上路了。我虽没有回头看，但我知道你肯定伫立在村头一直目送我远去。
母亲一身农村大嫂的打扮，拿着小包袱，像是走亲戚的样子，跟着交通员，穿过游击区，进入敌占区。当时，鲁南地区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麦子已经返青，田野里是一片新绿，衬托着路旁、村边正在开放的桃花、杏花，多么美好的祖国大地，可母亲却无心欣赏。初到敌区，对她来说，一切都是生疏的，心情也格外紧张。夜间行至枣庄附近，远处的灯火已闪现在眼前。这里离外祖父家只有十里路之隔，但是她不能回家。亲人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在梦中可曾知道，母亲近在咫尺，正在绕过村庄，爬过铁路地道，奔赴新的战场？过了津浦路，到路南黄山套一带时，已是深夜，母亲他们就在一个秘密的交通站住了下来。一路上，母亲看到敌占区到处有自己的同志在工作，他们对过往的同志，像亲人一样地接待、照顾，使她感到温暖、安全，紧张的心情也稍放松一些，同时也激励了母亲的斗志。
两天后的早晨，母亲又跟着另一位同志出发了。到达临城（今薛城，现为山东省枣庄市驻地），正是人们上午赶集的时候。日本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站在城门口，严密地注视着来往行人。母亲心里明白，她是经不起敌人盘查的。她虽是一身农妇打扮，但发髻是假的，长筒袜子里还装着铅笔，这是母亲出山时带出来的唯一“武器”。那个时候农村妇女认字的很少，更不用说带着钢笔赶路了。因此，如果敌人看出什么破绽，认真搜查起来，仅此一条，就可以确认母亲是八路军的女兵，而把她逮捕投入监狱。但是当母亲看到人们来来往往，熙熙攘攘，并没有什么人特别注意到母亲他们的时候，知道她自己身上没有什么明显引起敌人怀疑的地方，就稍镇静了一下，大着胆子，装出坦然的样子，在敌人面前从容走过。直到出了城，母亲才发现自己紧张地出了一身汗。
出城后，母亲本以为可以松口气了，没想到遇到的日本兵更多了。从临城到夏镇（今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驻地）25华里的公路上，竟有一车车、一队队的日本兵通过。遇见坐在汽车上的日本兵，倒没什么，遇见在公路上步行的、在小摊前喝水、休息的，她心里就十分紧张。但也只好硬着头皮装着镇静自若的样子，从敌人面前走过。就这样，母亲跟着带路的同志，闯过了一道道关卡，在敌占区又穿行了数十里。傍晚，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她在夏镇南头的一家住了下来。直到这时，母亲才知道给她带路的就是时年23岁的这家的主人王吉德同志。【从网上可以查找到他和许多革命前辈的资料。解放后，他任济宁地委书记、地委书记处书记兼滕县县委第一书记等职。毛主席在接见他时曾幽默地称之为滕小国的国王。他于1975年在北京病逝。】
王家时为本地老户，革命家庭。他的父亲、叔叔、哥哥都牺牲了。弟弟在微湖大队工作。王吉德当时以出售卷烟为掩护，在临城一带敌区做秘密工作，很少回家。在家里的全是妇女小孩，除了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婶母外，妯娌三人都二十多岁，三个妹妹都在十岁上下。他家在这一带很“红”，在群众中有威信，深受群众爱戴。他们全家人同住一院，分灶吃饭。母亲就和她称之为二嫂的王吉德同志的妻子同吃同住。二嫂是位爽快能干的家庭妇女，对待母亲就像亲姐妹一样，平时在生活上照料她，母亲有病病时就耐心地护理她。二嫂和全家人都尽力支持和掩护母亲工作。同时周围的邻居也多是抗战和同情抗战的。这些家里的妇女们之间来往，从没有问过母亲是干什么的，好像大家心里都明白似的。就这样，她安然地住了下来。
几天以后，县委书记张庆林同志，一身渔人打扮，来和母亲接头。这位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同志，有丰富的秘密工作经验。衣着和语言完全是地方化、群众化的。他无论是党龄还是年龄都约长母亲十余年，是位长者。可他和她谈话时，态度又是那么平易近人，这让母亲十分钦佩。他告诉她，夏镇虽是敌伪据点，驻着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尹洪兴的一个团，但这里群众基础好，在伪军中也有我们党的地下工作者。就全县来说，有广大的农村游击区，地方武装微湖大队，控制着湖区和沿湖边上的部分村庄，这些都是我方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鼓励母亲安心工作。同时向她交待了工作任务、方法和应注意的问题。此后县委经常与母亲联系的是曹明远同志，他也是从区党委机关派下来的，在这里以肩挑青菜的小贩出现。他和她就在买菜与卖菜之间互通情况。晚上微湖大队的同志经常三五人一伙来此活动。这时只要有人在外边放哨，院子里就成了我们的天下。同志们谈论着外边的情况，传送着战斗胜利的消息，这些都使母亲深受鼓舞。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母亲开始了新的工作。
母亲在文章中接着介绍了夏镇在当时的重要。夏镇东靠津浦铁路，西临微山湖，是鲁南与冀鲁豫抗日革命根据地联系的纽带，也是山东、华中根据地去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的必经之路。因此，它既是微山湖的重镇，也是鲁南地区具有一定战略意义的重镇。所以，敌人在此长期驻有重兵，设有据点。夏镇是依着微山湖，沿着老运河南北约十余华里狭长的大镇子，虽连在一起却是由十几个村子组成的，比较松散。县中心是三孔桥，驻有伪军，日军据点设在城里山西会馆，位于最南边的南庄是不久前增设的伪据点。母亲住的王吉德同志家就在这两个据点的中间，敌伪过往频繁，对工作十分不利。不仅如此，对她来说还有另一层困难，那就是在伪军中有几个是从我军叛变过去的，有的还认识母亲。一个名叫朱玉湘的伪军头目当过土匪，1938年初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曾在我鲁南人民义勇队当过第三大队的队长。当时母亲曾在三大队四中队当过指导员；另一个是姓郑的伪军，原是根据地的民兵，富农子弟，敌人“扫荡”时，母亲曾和他在一起爬过山头，打麻雀战，这些事虽已过数年，她又换了装，但如正面相遇，还是不难认出的。然而母亲却在群众的掩护下顺利地进行着工作。
夏镇特别支部委员会由三位同志组成，除母亲为沛（县，今江苏徐州市沛县）铜（山县，江苏徐州市铜山区）滕（县，山东枣庄市滕州区等地）峄（县，山东枣庄市峄城区等地）县委委员兼特支书记外，还有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他们两人都是当地的贫苦农民。她（他）们三人住处临近，可以经常碰头。特别是组织委员张新亭同志的家，就在母亲住家隔壁。她外出工作，多由他领路掩护，特支委员会也多在他家召开。他家兄弟五个，三哥张新宽在我们部队工作。张新亭排行老五，大家都叫他老五哥。这时他已成家，家有老母、妻子和一个男孩。他的母亲和妻子为掩护母亲她(他）们活动，就常在门外放哨。当有生人要进院子时，她们总是用很大的声音与来人打招呼，以通知母亲他们准备应对。当时特支的主要工作是围绕着抗日战争这个中心来进行的。具体工作内容是：及时分析研究党员和群众的思想动向，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以坚定抗战胜利的信心，监视敌人的活动动向，随时传送情报，慎重地个别联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这些工作经过支委讨论后，多是由当地的支委和党员同志分工，分头采用秘密的方式进行。有时母亲外出工作，也多是以走亲访友的形式，在群众的掩护下，个别地与党员和积极分子接头谈话。这对她这个习惯在根据地里大刀阔斧地开展公开工作的人来说，真是个大难题。总觉得秘密工作太束服手脚，工作进展太慢，常为此而着急。但是身处敌伪据点旁，为保存和发展党的实力也只得一点一滴地谨慎地进行工作。
尽管这样，在敌人据点旁还是会随时遇到危险的。有些时候，事先得到情报或发现情况采取防范措施，就避免了发生意外。又一次母亲他们正在湖里一个住家的船上开县委会议，忽然，在船头瞭望的同志报告，岸上有人活动，朝这边窥视。他们就撑起小船，进入芦苇丛、荷花丛中掩蔽起来。还有，当得知日本兵出动查户口时，母亲就挎上小篮子，领着王吉德同志的小妹，像是到湖里采莲子、打莲叶的样子，远远避开。可也有些时候，事先并无异常情况，出乎意外地与敌人正面遭遇，这就难于应付。这种情况，母亲记得最清楚的有两次。具体如何，且看下篇分解。
母亲在回忆文章中接着叙述了这两次化险为夷的有惊无险过程。一次是6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她领着王吉德同志10岁的小妹，到日军据点三孔桥去与党员接关系。她们从南往北走，迎面来了一伙伪军，喝得醉醺醺的从北往南走。母亲怕出麻烦，就转弯向小路上走去，心里发慌，步子也就紧了点，这引起了伪军的注意。他们十多个人，立即分成两路，包抄过来。一面吆喝着，一面拉得枪栓哗哗响，拦住了母亲她们的去路，并问她们是干什么的，到这里来干什么？她们只好站住镇静地回答，是这庄上的老百姓，到地里看看豆子旱得怎么样了。那时，豆子刚种上不久，适逢干旱。伪军上下打量着，对母亲的话将信将疑。这时，一直在她身旁的小妹机灵地拉着她的手说：“大姐咱们回家吧！好告诉大哥，豆子干了。”伪军可能听着像那么回事，才放过她们绕回大路走了。这时母亲到敌区后第一次与敌人正面答话，心里虽有些紧张，但表面上还很镇静，举止言语竟没有露出什么破绽，特别是机灵的小妹帮了大忙。
还有一次，是麦收以后的一天下午，王吉德同志的全家人在门外场院里打小麦，小孩子们也都在过道里玩耍。母亲就趁这个机会掩上门，在东屋里看报纸。那时交通不便，我们的报纸要通过地下交通站才能转送到敌区，一来就是一大卷，一时看不完，整张地存放又不行，就只好把重要的需要仔细阅读的社论文章等剪下来，便于存放和随时翻阅。正当母亲集中精力看报、剪报的时候，有几个伪军从南往北路过，跑到大门过道里来乘凉喝茶，家里人应付着。母亲由于聚精会神地弄报纸，外面乱哄哄的一阵，竟没有发觉。后来，忽然听到有几个伪军跑到院子里来，声言要到各屋去看。这时，她真有些慌了，她手边的报纸虽已大部分收拾起来，可剪下的边边角角还有些散落在地上，这时既不敢扫，也不敢发出什么响声。正在十分焦急的时候，母亲听到二嫂（王吉德同志的夫人)跟过来，一方面把伪军向北屋里引，一方面解释说，全家人都在外面打场，这你们都看见了，所有的房门都掩着还会有什么人呢？还是到外面喝茶去吧！听她这么一说，伪军在院子里转了一下就走了。这一次，母亲又在大家的掩护下转危为安了。从此以后，她再也不敢粗心大意了。
通过这段实践，母亲对于敌占区的环境和工作，已逐步熟悉。在县委领导下，在微湖大队武装斗争胜利地支持下，她领导的特支的工作，随着整个敌区工作的发展而逐步深入开展起来。通过宣传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提高了，更加坚定了抗战胜利的信心，从各方面掩护和支持母亲他们的工作。他们培养、锻炼了更多的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又通过各种关系，采用多种形式，联系群众，配合母亲他们的工作。伪军政人员，在我方政治攻势下，“留后路”的人多了，对我方的活动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这就迫使少数死心塌地的汉奸不敢任意寻衅找事，日军也只能蹲在据点里成了聋子和瞎子。这就形成了更加有利于我方开展工作的大好形势，大家为此而欢欣鼓舞。在这里，母亲亲眼看到了人民战争的伟大场面，亲身体会到了人民战争的伟大力量，也就更加确信，日军入侵陷入了我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必然遭到灭顶之灾。
母亲接着简述了她从敌占区返回根据地途中的经历。1943年8月，在我根据地和敌占区两个战场斗争的互相配合互相支援下，鲁南山区根据地的形势大为好转。蒋介石派遣入鲁的九十二军，在我军民有力地打击下，伤亡惨重，李仙洲不得不带着他的残兵败将逃回安徽。我鲁南山区抗日根据地又连成了一片，并且扩大了游击区，发展了解放区。这时，区党委决定调母亲回机关任原职工作，她当然很高兴。可是，要离开她刚刚熟悉的人们和工作，又不免有些留恋。为了使母亲能平安地返回根据地，沛铜滕峄边县委做了妥善的安排。为防备路上敌人盘查，母亲和护送她的同志扮成了哥哥接妹妹回娘家的样子。可当时正是农忙砍高粱的季节，当地群众一般是不走娘家的，同时她们又要夜间赶路，也不太合乎情理，就又编上母亲病重，必须连夜赶回等情况。就这样，在8月下旬的1天，母亲满怀胜利的喜悦，随着一位护送的交通员从夏镇出发，绕过大公路，从农村的小路走到沙沟乡吕沟村的一个秘密交通站休息下来。这个交通站住有母女2人，母亲叫王文清，那位被母亲称之为大姐的女儿褚庆珍又细心地为她化了装，梳了个更像当地青年妇女的发髻。还把自己珍藏的绣花鞋和耳环拿出来给她穿戴上，然后左看右看，像那么回事了，才放下心来。
傍晚，母亲她们又出发了。途中在地下交通站休息了两天，又在一个晚上出发了，为了争取在天明以前跨过铁路，穿过炮楼，就快步行进。一路上，送她的交通员默默无言，这既是怕出了响声被人发现，也是他长期做秘密交通员的纪律和习惯。由于过河爬山，他的鞋子掉了底，就干脆扔掉，打着赤脚照样赶路爬山。当母亲她们要过一条大河时，因山区雨后发水，不知深浅，夜间又无人可以询问，他就自己先去试，然后再扶母亲过去。休息时，母亲坐下了，他却提着抢，四处走动瞭望。只可惜，母亲竟一直没有问过他的姓名，也不知道他现在何处，是否还活在人世。母亲接着感叹道，战争年代我们有多少这样无名的好同志在默默地为党为人民而舍身忘我地工作着，这是多么高贵的品德啊！
经过日夜兼程，母亲她们回到了根据地父亲所在的滕峄边县委机关的驻地，当时县委正在召开区委书记扩大会议，同志们看到她这一身打扮，哄然大笑起来。在那朗朗的笑声里，充满着同志们对斗争胜利的喜悦，充满着战争年代同志间特有的情谊。在这里，母亲换上了原来的装束，又在根据地里穿行了百余里，才到达鲁南区党委的驻地天宝山区，回到了原来的岗位，开始了她所熟悉的工作与生活。
行笔至此，母亲再度深情地写道，“每当我想起这段历史时，那些和我共同战斗并掩护过我的同志和人民的身影，就清晰地浮现在脑海。他们以鲜血和生命写下了无数可歌可颂的诗篇，这是祖国的骄傲，中华民族的骄傲，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父亲病逝后，母亲在《永远的思念》这篇悼文中再度令人动容地回忆了当年在敌占区工作时的心境：“我多次与敌人擦肩而过，也常面对荷枪实弹的敌人的严厉盘查，但均在我沉着应对和同志、群众的掩护下化险为夷。可是每当获悉敌人要进山扫荡，我就心神不定，惦念着远方的战友和人民，牵挂着你。我真想一下子飞到你身边，和你并肩战斗。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惦念和牵挂是多余的，你和同志们连续打了打胜仗，恢复扩大了根据地。半年后我被调回区党委机关。党我赶到你的住地时，你们正在开县区干部会议。大家看到我一身小城镇家庭妇女打扮，特别是脚穿一双绣花鞋，立刻哄笑起来，胜利团聚使大家沉浸在喜悦之中。”
相对而言，四弟的文章《堪称英雄的伟大母亲》（《齐鲁巾帼》第2卷，济南出版社2010年11月版32-39页）关于母亲这段经历的简述则要更具可读性了。他写道，一个夏天，在微山湖的芦苇荡里，荷花丛中，母亲她们召开党的会议，转接关系，传递情报，接应铁道游击队、微湖大队的同志们。微山湖的夏天是非常美丽的。有时母亲还会唱起歌，还写过几篇抒情散文，只是由于当时的环境无法保存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