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下旬，在泰安参加徂徕山（位于泰安以南）起义的八路军第四支队由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同志率领北上，经鲁南去鲁中，到义勇军总部时带走了一批干部，母亲就是其中之一。从此，她离开了义勇队，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1938年8月，母亲等人从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调出，随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由滕县北上，路经尚未沦陷的费县城（今临沂市费县）。这里是国民党山东省第三专员公署保安二旅的驻地。当时，在全面抗战的形势下，该旅已与我党建立了统战关系。为了加强对他们队伍的政治思想工作，该旅向我党提出派遣政工人员的要求。山东分局遂决定派刘其人、潘维舟二同志以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到保安二旅政训处做领导工作，刘任政训（政治)处主任（长）。另有我母亲张恺、戴伟珍、王冰三人，以社会爱国抗战青年的身份，出任训练队教员，被授国民党军队中尉军衔，随同刘、潘二人留下一起工作。
分配母亲等人工作时，山东分局组织部干部科长的郭洪涛夫人史秀云同志同他们谈了话。她先讲了统一战线的形势，介绍了保安二旅和费县国民党党部内部的斗争情况。给母亲他们交待的任务是：把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带过去，促进友军进步、团结、抗战。接着提出了希望和要求，特别向母亲等3位女同志提出，统战工作环境复杂，和在自己部队不一样，要处处小心。并直接了当地提出，在那里不许谈恋爱。那时母亲年纪轻、党龄短，她主要对后面交待的任务和具体要求。听得明白，记得清楚。
几天后，分局机关干部离开费县城继续北上。当母亲他们送别同志和战友的时候，心里很难过，真比离开家时还要难过的得多，母亲强忍着把泪水吞下去。她的家在沦陷区，只身一人出来参加革命。因此她把我们党和军队看作是自己的家，是自己革命的大家庭。
保安二旅是国民党第三专员公署张里元属下的嫡系部队。在内部的派系斗争和人员的成份上都比较复杂。虽系地方的保安部队，可在组织建制和管理方法上都是国民党正规部队的那一套。母亲他们5个人从共产党八路军派进去工作，这当然就成了一大新闻和罕事。因此，保安二旅的人就在背后议论纷纷，处处观察他们的举止行动。这在母亲他们来讲，就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环境，各方面都是格格不入的。
母亲他们留下后，刘其人是党代表，在旅政训处任主任。潘维舟和我母亲等3位女同志一起到新开办的训练班工作，训练班设在费县城的一所大庙里。训练的主要对象是连排级军官，也有一些新参加进去的抗战青年。还有几位女青年，和母亲她们住在一起。训练的内容有军事、政治，潘维舟同志是训练班的主任并讲授统一战线的课程。训练班只办了一期，一个多月时间。随后潘调回山东分局，母亲她们3人就回到政训处，在刘其人同志领导下工作。在训练班期间，母亲他们穿上了国民党军队的制服，带上保安二旅的臂章，定了尉级（中尉）的军衔，还开过一两次军饷。对这些，母亲他们感到十分别扭，从心眼里觉得厌烦。
母亲他们到保安二旅刚开始工作，费县国民党部和保安二旅里面的顽固派、别有用心的人就大肆造谣，散布了许多不三不四、不堪入耳的流言蜚语。还有的人明目张胆地说，搞统战就是要把母亲他们统到国民党那边去。甚至还有人为此而打赌，真是狂妄至极。这些事，传到母亲他们耳朵里，真是让他们气炸了肺，恨不得立刻离去。可在气愤之后，他们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坚持斗争，做好工作，做个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的样子给国民党看看，让国民党长长见识。
1938年冬，日寇向费县城推进，国民党保安二旅一枪未放，连日寇的影子还没看见就撤离了。临撤出时，刘其人同志对母亲等同志的行动做了具体部署。要她们警惕打起仗来，个别坏人乘混乱之机，在背后开枪。他要母亲等几位党员和国民党部队中几个思想进步的青年，在撤离行军或战斗中要互相照顾，保证安全。母亲等几个党员，就自觉地特别关心和保护党代表刘其人的安全。母亲他们撤离费县后，转移到离沂水县城40里路的布前庄驻防。当时沂水城还未沦陷，在城里设有八路军办事处，刘其人同志的爱人夏明同志就在那里工作，母亲等几位女党员都和她互相来往过。
到布前庄后，母亲等几个女同志，住在一家刘姓的大地主的旁院。一间空空的大屋，只放了一张有架子的大棕床，连个草垫和苇席都没有。母亲她们行李单薄，只得几个人合起来，下面铺着薄被，上面盖床薄被，身上穿着棉衣，几个人挤在一起，就这样，也还得缩成“团长”才能睡着。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她们是多么想念自己的部队啊！共产党的部队每到一处都和贫苦农民打成一片，贫农家里房子少，母亲他们也常常住进地主、富农的房子里，可基本群众总是为他们铺上厚厚的秸草，送烤火柴，烧热水等，使他们从身上到心里都感到暖和和的。特别是女同志，常常被贫农家的大娘大姐拉去，睡到她们暖和的炕上或床上。这使母亲她们在远离家乡和亲人的战争环境里，感受到亲人的温暖，激励着她们的斗志。
在此期间，母亲他们的工作已有开展，主要是争取团结了国民党部队中一些思想进步的下级军官、士兵和抗战青年。同时在驻村群众中开展了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已与基本群众有了密切的联系。上边的统战工作有刘其人同志去做。母亲她们主要是在下层工作。因此母亲她们很少到国民党部队机关那里去，更很少接近部队的上级军官，有事找母亲她们去，也是说完就走。逢年过节，军官们喝酒、打麻将，母亲她们更是躲得远远的。在那里，母亲她们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无论在政治上和生活上都是如此。经过这段实践，母亲她们更加理解了分配工作时史秀云同志讲那番话的含义，亲身体会到了统战环境的复杂性，也更加懂得了共产党员坚定立场保持气节的重要性。
1938年冬天，就在布前庄驻防的日子里，母亲他们在保安二旅已立住脚，正在积极开展工作之际，一件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发生了。母亲他们发现她们党的小组长，也是行政上的妇女组长王冰到旅部去的次数多、时间长。旅长郝云溪也常常派人来找她，起初母亲她们也只认为是工作上的关系，没加注意。看到她给人家织毛衣，也只认为是给人以帮助，逐渐地发现她手头钱多了，花起来也很随便，有时说话吞吞吐吐，好像有些事情瞒着母亲她们似的。这时母亲已任党的小组长，刘其人同志和母亲她们商量，认为她思想上有变化，与郝关系不大正常，继续在此工作恐出问题，就决定请示山东分局，把她调回。可那时交通不便，不是决定了的事情，马上就可以办到的，需要有个联系的过程。
母亲和王冰相识于费县城。王出身资产阶级家庭，高中学生。她从四支队随山东分局北上。母亲和她被分配到一起工作后，认为她文化高、会唱歌演戏，觉得她比自己知多见广，工作能力强。可没想到王虽在抗战洪流中参加革命，但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她害怕艰苦，贪图安逸，意志薄弱，不堪腐蚀，竟与国民党旅长郝云溪有了暧昧关系，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当她知道母亲他们准备调她回分局去以后，就耍起两面手法来，她本不想回去，可又表示急于回去，说她上中学时，郝曾是她的老师，她们之间只是师生关系。后来又说，人家逼婚太紧，难于应付。在党的小组会议上和个别谈话中哭哭啼啼。当时母亲她们缺乏社会经验，还相信她的假话，同情她，鼓励她坚持斗争。并告诉她，很快回到分局，一切事就都可以摆脱了。
1939年元旦前后，党的负责人刘其人同志外出开会，王就缠住母亲和另一位和她们在一起的年轻女同志戴伟珍，要她们先答应她与郝订婚，缓和一下，以后一走了之。此时，母亲她们还没有识破她的两面手法，只感到党的负责人不在，党的小组只有她们三人，除了王就只有母亲她们两人。处于当时的环境，既无法向上级党请示，又不能作出党的决议。但母亲她们坚持按派出时史秀云同志讲的办，不许她们在这里谈恋爱，这是个政治组织原则问题，绝不能同意她的要求。就这样她采取逼的办法，母亲她们就采取拖的办法，一方面安慰她、教育她，一方面等着刘其人同志回来。拖了十几天，母亲她们真是心急如焚，遇到这个急又急不得，放又放不下的大难题。刘其人同志回来后，母亲他们仍按原计划对她进行正面教育，要她坚持立场，不要上当，同时加紧与分局联系，争取尽快把她调回。可是母亲他们哪里知道，她已陷得很深，实际上已被人家统过去了，母亲他们对她苦口婆心的教育，反而成了她公开叛变时攻击他们的口实。
1939年春节前部队移驻费县的石栏村。一天，郝云溪召开八大处人员会议，母亲她们两人去参加了。会议一开始，他就宣布他与王先生（王冰）是正当恋爱关系，且已订婚。还影射说，有人说这是欺骗，这完全是恶意攻击，不是事实。接着王站起来说，她与郝真诚相爱，她是喝过十多年墨水的人，不会上当受骗。至此，王的真实面目暴露无遗，母亲他们才完全明白了，知道受了她的蒙蔽，气愤至极，真恨不得上去打她几巴掌，当场揭穿她曾经向母亲他们说过的鬼话。可在那种场合，又不能这样做。会后，母亲她们又气又急地向刘其人同志汇报了这一情况，他好象已经预料到这件事情的发生，冷静地表示没有什么，只是安慰和鼓励母亲她们。从此，王冰就搬到另一个村子去住，有卫兵伺候着，并派人四处购买结婚用品，公然准备当国民党旅长的姨太太了。
王冰叛变后，对母亲他们的工作十分不利，处境更加困难。王曾任党小组长，她肯定会泄密的。更坏的是她恶意造谣中伤，说母亲他们不同意她的婚事，是因为刘其人同志对她有意。这真是无稽之谈，无耻至极。刘为人正派，党性强，且已有未婚妻，两人感情很好，这是母亲她们都知道的（母亲在回忆文章前文已埋下伏笔）。刘对于同志的关心、照顾，完全是出于党的利益。不同意王的作为，也完全是为了维护党的原则。王冰走后，母亲他们已无法工作，特别是刘，由于王造谣，郝已撕破脸皮，公开声言要他立即离开保安二旅，也就是公然宣布统战关系破裂。当时郝敢那样做，自然有1939年初国民党确定从对外转对内，制定一整套溶共、限共、反共政策的政治背景，可王的叛变却是我们党与国民党保安二旅统战关系破裂的直接导火线。
刘其人同志要调回分局了，母亲和戴伟珍同志（她比母亲年轻，母亲称她小戴）是以抗战青年名义去工作的，不便与他一起走。他走前再三嘱咐母亲她们要提高警惕，坚持立场，坚持斗争，并约定他回分局后立即请示组织把她们调回。
刘只身一人，无人同行，要经过保安二旅40里的防区。为了保证他的安全。母亲他们按照党的传统，求助于群众。抗战初期，为了便于接受和团结群众，女同志常常在贫苦农民家里认干娘，拜干姊妹。在石栏村住的一段时间里，母亲她们认了一位干娘。母亲他们就这个问题就去与这位干娘商量，求助于她。她的丈夫40多岁，身体健壮，是为纯朴忠厚的农民。他自觉地承担了这个任务。天不亮他就扛起镢头，象是下地干活的样子，随同刘其人同志出发了。他们走了，母亲她们就提心吊胆地在干娘家等待着。既怕刘路上出事，又怕保安二旅的人找母亲她们的麻烦，真是度日如年。一直到天大黑，干娘的丈夫才回来，母亲她们在得知路上情况后，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刘走后，母亲她们处境更困难。没有领导，一切都要自己拿主意，这是多么严峻的考验啊！这时谈不上工作，只求能平安回到分局就好。王过去之后，保安二旅的人认为胜利了，更加猖狂，公开声言既能统过去一个，就能统过去三个，也真有人来纠缠。母亲她们心里害怕，表面上仍然若无其事，白天躲在群众家里，晚上躲在屋里。还告诉住在隔壁的房东大娘，如听到有什么动静，就赶快过来。基本群众与母亲她们是心连心的，房东大娘看出母亲她们处境困难，理解她们的心情，时时暗中保护着她们。
1939年3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山东分局来了交通员。他先递给母亲她们一封公函式的大信封，里面是以我外祖父名义写的公开信，上面还捺了个大手印。信中说我外祖母病重，要母亲速回看望。接着，他从裹腿里拿出山东分局的调令。看到这些，母亲她们欢喜若狂，但怕深知内情的王冰从中破坏。她们商量越快越好免出事端，当晚就找郝云溪旅长请假，母亲要请半个月假回家看望病重的外祖母。戴说和大姐（指我母亲）一起出来，也请假一起回去看看自己的母亲。母亲她们怕请不下假，可郝出于意外地没与任何人商量就准了假。母亲认为他不会相信她们请假的理由，可他已破坏了统战关系，想把母亲她们统过去也不可能。把她们扣在那里，当时我党与他的上司张里元还有统战关系，又不便于那样做。所以就顺水推舟地准了母亲她们的假。
请假回来，母亲她们高兴极了，可又怕夜长梦多，就在半夜时分随交通员上了路。他们一路小跑通过了保安二旅的防区，黎明时就踏进了自己部队的防区。她们立刻撕下扔掉了保安二旅的臂章，放声地纵情歌唱，这是半年来从来没有过的自由解放。早饭时，母亲他们到达了山东分局的沂水岸堤干校，下午到达了山东分局驻地王庄。刘其人和分局组织部的同志们来看望她们。回到革命大家庭，母亲她们悲喜交集而泣，真象是受气的媳妇回到了“娘家”。
关于母亲他们1938年8月到1939年3月在国民党保安二旅开展的统战工作的这段历史事实，后来也有些传说不一。母亲和戴伟珍阿姨（据悉她已于近年不幸病逝，此文也为悼念这位革命前辈而作）作为当时的当事人和仅有的幸存者撰写回忆文章把它详细地记述下来，目的是为了澄清事实，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