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18日枣庄沦陷前夕，党组织决定在公开团体工作的党员和积极分子都撤出枣庄到山里去打游击。当母亲离开家时，家里没有一人为她送行，或同她说些什么。母亲身无分文，甚至连换洗的衣服也没有带出一件，就毅然出走了。现在看来当时家人这么做固然有不同意母亲选择走上革命人生道路的一面，但是也应有顾及到母亲和家人自身安危的一面。
母亲随同大家撤离枣庄后，向东走了10余里路，在郭里集镇住了一两天。几部分撤出的人都汇合了，约100余人。这支队伍有穿着长袍的先生，有穿学生装、旗袍的男女青年学生，有工人农民，有穿国民党军装的四川旅沪同乡会的人，还有几个已婚带着孩子的中年小脚妇女。真是男女老少，“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了。因此从1938年3月18日这一天起，母亲就正式加入了革命队伍，成为一名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员了。
母亲这一走就是10年，其间与家里音讯全无，直到1948年才与家人取得联系。那时母亲才知道自她走后，由于坏人向日本宪兵队告密和叛徒出卖，鬼子说母亲参加了八路军。日本宪兵常来家里找事，家人都一口咬定说母亲死了，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外出。日本宪兵司令部把外祖父抓去，硬说母亲回家活动过，审问了几天。幸亏外祖父是煤矿的老职工，他一口咬定母亲病死他乡，敌人没有证据，又有同事作保，外祖父才保住了性命，得以平安回家。母亲在写回忆文章谈及此事时曾满怀深情地写道，“当时住在敌占区的革命军、工、烈属，不知有多少遭到家破人亡的灾难，对日本军国主义欠下的这笔血债，我们这些经历过来的人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母亲所属的这支还没有番号的抗日游击队撤出枣庄后，到达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当时地处临（沂）郯（城）费（县）峄（县，当时枣庄属峄县）四县边界衔接点的大炉（现属苍山县大炉乡）。村子不大，只有几十户人家。该村的开明士绅万春圃与我党有统战关系，他要求保家卫国，与我党合作抗日，后来成为我党党员。在大炉村住的一段时间里，母亲他们主要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长期封建闭塞的山区农村，一下子来了这么多有文化、有觉悟的外地人，村里人对母亲他们的穿着打扮，言语行动处处感到新鲜、好奇。同时由于对他们不了解，存有疑问。特别是一些青年妇女，处处躲着他们，生怕他们让她们放脚，把她们带跑。母亲他们就尽量学用当地土话，按照当地村民能够接受的方式开展群众工作。母亲和一些女同志就采取认干娘、拜干姐妹的方式进行工作。为避免当地妇女怀疑，母亲她们都声称是跟着丈夫出来打鬼子的。
在这段时间里，母亲所在的队伍里建立了民先（中华抗日民族先锋队）组织，青年党员参加进去作为骨干。党的领导同志郭子化、何一萍、宋子诚、李浩然等就忙于研究开展统战工作和组织武装等问题。随后，宋子诚同志带领鲁南中心县委机关到大炉村以南20里左右高桥一带开展地方工作。同时。由张光中、何一萍等同志在大炉村筹建统一的抗日武装。母亲和从枣庄撤出的大部分人都留在这里。
1938年4月底5月初，由母亲所在的等几部分游击队统一组建了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张光中同志任司令员，何一萍同志任政治委员，总部设在滕县东部山区（现枣庄市滕州市、山亭区）的南塘、沙棚一带。下设三个大队，每个大队下辖几个中队。母亲等从枣庄出来的青年学生党员多被分配到各中队任政治指导员，当时她还未年满20周岁。母亲被分到三大队四中队，中队长由副大队长李浩然同志兼任。不久，文立正同志来任中队指导员，母亲任副指导员。三大队长是个统战对象，原来是个土匪头目，叫朱玉湘，后来叛变投敌了。大队教导员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朱道南同志。战前入党的邱焕文、纪华等同志都在大队部工作。母亲这些青年同志从这些老同志的言传身教中逐步学会了如何做工作，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
母亲所在的四中队在枣庄城南10余里的墓山、凤凰山一带活动。中队的战士多是工人、农民，出身成分较好，抗日救国的觉悟也比较高，对母亲等青年政工人员也很尊敬。他们多数不识字。中队政治工作主要是教识字，检查遵守群众纪律的情况，讲解抗战必胜的革命道理，同时也对群众做些宣传工作。
由于连队里只有母亲一位女同志，她就像男同志一样，剪短了头发，脱下旗袍，换上长裤和短褂，穿上了男式军装。她夜间出来查哨，宿营后察看地形，调查村里不法分子活动的情况等等。母亲当时丝毫没有害怕的心理，她只觉得自己是指导员，就得做好这些工作，处处起先锋模范作用。她有一种自尊自强的心理，绝不能让人家说女同志不行。母亲当时住在群众家里，房东老大娘对她很好，常说一个女孩子在外面也真不容易，因此在生活上处处照顾她。无论白天和晚上，母亲出来工作时，老大娘就叫自己的女儿陪着她。有时间老大娘也自己跟母亲一起出来，在一旁听她给战士们讲课或教识字。老大娘纯朴的感情，无微不至的关心爱护使母亲终生难以忘怀。
母亲除认真履行指导员职责外，还积极参加军事训练，军事素养有了很大提高。当时部队装备极差，全连只有几十条老式步枪，大多是大刀长矛。母亲作为连指导员，也只分到两颗手榴弹。这期间母亲所在部队奉命出山打了一次伏击战，袭击了日军由开往枣庄的几辆军车组成的运输队。她握着仅有的两颗手榴弹和全连同志一道参加了战斗。日军毫无准备，不知底细，枪声一响，便仓惶逃去。这一仗部队缴获了几卡车军用物质，主要是一些战利品，罐头之类的给养，也有点武器弹药，还打死打伤鬼子多人，抓了一个伪军俘虏。首战旗开得胜，大家都很高兴，这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斗志。这次伏击战结束后，母亲从战利品中分到了一支手枪，这是她亲自参加战斗从敌人手中缴获的。在母亲这些革命工作人员中，有“两件宝贝不可少”的说法，一是钢笔，二是手枪，这是在文武两个方面同敌人作斗争的必备武器。母亲第一次有了枪，心里高兴极了，学着怎样使用，怎样擦拭。从那以后，虽然手枪几经调换，但母亲身边始终有一支手枪。穿军装时，它就扎在皮带外面。穿便衣时，它就藏在衣襟内。直到建国后才统一交由公安机关管理。
母亲在抗日义勇总队多次参加战斗。当时不仅要与敌伪顽军（指日、汪、蒋军队）作战，还要经常同反动民团（指地主武装）、土匪作战。有的反动民团比较愚昧，打仗时先念咒符，扒光上衣，只穿着一件小红兜兜，举着大刀长矛，喊着“刀枪不入”往上冲。母亲他们一排子弹打过去，就打倒一片。有的则比较凶狠剽悍，有一定战斗力。
当时，基层政权仍掌握在地主富农手里，基本群众的生活很苦。母亲所在部队能募集来的给养多是些酸煎饼，吃饭时没有菜，只好夹点辣椒、盐粒就饭。这样的艰苦生活母亲很不习惯。每次吃饭，她都感到为难。吃吧，咽不下去；不吃吧，怕人说她小姐气。就只好拿着煎饼，回到房东家泡着开水吃下。由于长时间吃不到青菜，营养不足，母亲病倒了。在颈后长了丹毒，俗称锁口疔。开始发高烧，疼得睡不着觉。懂中医的邱焕文同志要她赶快去后方医院治疗。母亲就一个人走了20多里路，倒了总部医院。
那时条件差，所谓后方医院，也只有楮雅青、袁化坤夫妇二人，一为医生，一为护士。尽管他们照顾得很周到，特别是袁化坤这位和母亲同时入党又比她大几岁的战友，更是像亲姐姐那样日夜守护着她，给她喂饭、熬药、洗绷带。可是由于缺医少药，母亲的病情更重了。这时，党组织的负责人，懂医的郭子化同志亲自开中药给母亲治病，并派同她一起出来的同学梁克懿同志步行到50里以外的地方去取西药。他连夜往返百余里，第二天一早，母亲就吃到了特效药。在党组织和同志们关怀照顾，用中西药同时抢救的情况下，母亲终于驱走了病魔，很快地恢复了健康。回到连队以后母亲才知道，在她昏迷不醒的几天里，领导上已在为她准备后事。这场病，对母亲的身体是一次严重考验。从那以后，母亲经得起摔打了。
回到连队不久，母亲被调到总部工作。1938年7月上旬的一天，土匪顽固派申宪武部主动向母亲所在部队进攻。部队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坚决予以还击。经过半天激战，敌人被打退了，部队胜利了，群众抬着猪羊来慰问。此战义勇总队伤亡四五十人，牺牲十多人。正在大家为胜利而高兴之际，年仅24岁的总队政委，母亲熟悉的何一萍同志被用担架抬回来了。他已不省人事，抬回后就躺在母亲当时住的后方医院的一间小屋里。他是在战斗结束后，同参谋长韩文一同志视察战场时，被敌人的冷枪打穿腹部而负伤的。大家急忙抢救，但终因医疗条件太差而没能挽救他年轻的生命。这对母亲所在的党组织和刚刚建立起来的部队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尤其是在母亲这些青年学生党员中，他享有较高的威信。大家都哭了，沉痛哀悼他的牺牲，更加激起了对敌人的刻骨仇恨。但是，据说事过几十年之后，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这位革命先烈的家乡和亲人，也不知他的家庭为他而遭受了多少苦难，多少风险，蒙受了多少不白之冤。这使母亲这些仍然健在的何一萍烈士的生前战友深感不安，也让我们这些革命的后代深感痛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