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一系列博文，还参考了母亲的三篇回忆文章：《枣庄——我踏上革命征途的起点》（《鲁南峰影(下）》，山东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327-338页）、《半年的统战工作》（《枣庄地区党史资料第四辑》，1986年8月版62-71页）、《在敌占区工作的日子里》（《齐鲁巾帼》，黄河出版社1998年9月版116-123页）。以及父亲的回忆录《六十年革命工作纪实》（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母亲在父亲病逝后写的悼念文章《永远的思念》（刊自《深切怀念穆林同志》，山东省内部资料性出版物1998年10月准印）等。】
母亲和家人在乡下住了约半个月，日军飞机没有再来轰炸，他们就又回到枣庄家中，暂时安定下来。这时，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日益高涨。母亲的中、小学同学里有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多数虽未入党也未外迁，投入了当地的抗日救亡工作，当然也有少数随国民党南下了。有些入了党的同学动员母亲参加抗日，向她讲述抗战和革命道理，介绍朱德、毛泽东领导红军坚决抗战的主张和事例。同时又给她介绍进步书籍，如《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等。党员同志的工作和这些进步书籍大大开阔了母亲的眼界，使她如同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使因失学、失业、有救国之心而无报国之门感到走投无路的她，找到了应当选择并坚决走下去的人生道路。这时母亲又看到国民党百万大军节节败退，对侵略者无力抵抗，更使她觉得抗日战争靠国民党军队不行了；只有靠红军，靠共产党才能打胜仗，救中国。从此改变了母亲求学谋生的宿愿，而立志投身于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
母亲选择参加革命投身抗日战争的生活道路不是偶然的。她出生在小职员家庭，家境时好时坏。为谋生计，外祖父几次举家迁徙，饱尝了求职谋生的艰辛。母亲的家庭是一个既对当时社会现状不满，又安守本分的家庭。母亲小时候受外祖父母宠爱，家境虽然不好，可外祖父母决心供她上学。但是1934年夏，当母亲小学毕业时，正值外祖父失业在家，心有余而力不足，她只能眼看着有钱的同学去外地读书，心中很是不平。1935年夏，外祖父又谋得职位，家境稍好，母亲就在小学教师的资助下获得了赴外地求学的机会。她考取了天津河北立女子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入学后，母亲遵照外祖父的嘱咐，一心读书，不问他事。尽管如此，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和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还是对她产生了很大影响。虽然母亲当时觉悟还不高，不懂得多少国家大事，但她能够自觉站在学生一边，对国民党军警人员镇压学生的爱国行动十分气愤。对母亲影响较大的还有一些进步的文艺书籍，如巴金的长篇小说。她同情、可怜巴金笔下在封建家庭中受尽凌辱、逆来顺受的弱者，同时有鄙视他们的懦弱。母亲钦佩那些封建家庭的叛逆者，对于他们走出家门、救国救民的实际行动十分憧憬，决心像他们那样有所作为。
“七、七”事变后，母亲由一个普通的女学生成长为一个革命者，经常在外面工作，这引起了外祖父母的担心。他们赞成抗战，可无胜利信心。外祖父说：“国民党那么多军队都往后跑，打不赢，你们几个毛孩子吵吵嚷嚷能顶什么用，还不是白送死？”处于30年代的社会环境，尽管家住城市，可外祖父母的封建思想还是比较严重的。他们说：“女孩子家到处跑，疯疯癫癫，象什么样子。外祖母说早知道今天这样，就不让母亲念书了，早找个婆家出嫁，外祖父母也就省去这份心了。当时家里虽然说母亲，但管得还不算严。只是在她工作后回家吃饭时说些闲话。母亲有时回家晚了，怕挨训，就饿着肚子上床睡觉。
母亲和当地的爱国学生自发地走上街头宣传抗日，引起了党组织的关注。不久，她的同学李作森、张鸿仪2人介绍她加入共产党。他们对母亲说，参加了党，有了组织，有了领导，打日本，干共产主义就有了办法。她毫不犹豫地表示了跟随共产党革命到底的决心。
10月20日，秋高气爽，凉风习习。母亲经人介绍指点，到枣庄街李汝佩同志家秘密参加了入党仪式。这是母亲第一次到她家。同时入党的还有她和袁化坤同志。上级党委派来为她们主持入党仪式的人戴着眼镜和大口罩，看不清面貌，也不知姓甚名谁。母亲后来才知道他是时任中共枣庄区委委员的李微冬同志。小屋里漆黑，放着窗帘，点着小油灯，没有挂党旗。主持人首先宣布党组织批准她们入党，讲了些党员的条件和对党员的希望，然后领着她们宣誓，随后就把誓词放在油灯上烧掉了。宣誓后她们就成为正式党员，没有候补期。枣庄第一个妇女党支部就这样在抗日战争刚开始不久就诞生了。母亲当时心情十分激动，心跳得厉害，明确而又深切地感到，从今以后她就是一个革命者而不仅是一个普通的人了。母亲在回家的路上思绪万千，心潮起伏，好像自己获得了新生，长上了翅膀，能飞上天；她感到自豪，又好像自己能挑起千斤重担，浑身是劲。
当时党组织还不得不完全处于秘密状态。按照党的纪律，入党不能告诉任何人，当然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有什么人来向母亲表示祝贺。革命的激情只能像烈火一样，在她的心中炽热地燃烧。我们现在入党加入的是执政党，它象征着一个人社会政治地位的某种提升，当然也表明了一个人的思想政治信仰，表明了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一定贡献。这和我们的前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投身职业革命者事业既有相同点更有不同之处。相比而言，他们更多了一分把自己的脑袋别在裤腰上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殉壮丽的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豪迈的献身情怀，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永远景仰永远学习的！
母亲入党后的第一次支部会是在袁化坤同志家召开的。她的丈夫褚雅青同志在枣庄街上开办了广仁医院，这是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时任中共鲁南中心县委书记的何一萍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先是个人汇报思想和工作情况，然后何向她们介绍了抗战的形势，进行了必须联系群众的教育。他在讲解了党的群众观点、联系群众的重要意义之后，又具体讲述了一些联系群众，做群众工作的方法。当时，母亲是由外地返回枣庄的青年学生。因此，对他所讲的从关心群众生活入手，以拉家常的方式逐步取得与群众的密切联系等等，印象特别深刻，颇受启发。
第二次党支部会是在党员梁克忠同志家中召开的。参加会议的除母亲等妇女党支部的同志外，还有几个年轻的男党员。鲁南中心县委负责人宋子诚同志对大家进行了党的基本理论方面的教育。他以通俗的语言说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定胜利的道理，使大家进一步加深了对过去所懂得的革命道理的理解，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
入党以后，母亲更加积极地工作，在外面的时间也就更多了。家里就开始对她“严加管教”。可这时母亲已有了自己的主张。她说服不了家里，就索性公开宣布：“我早晚要离开这个家，不当孝女，要做家庭的叛逆。”母亲的这个说法也许并不十分恰当，但她以巴金小说中的革命青年为榜样，决心献身党领导的抗日革命事业却是异常坚定而正确的！当时可把外祖父气坏了。他对母亲说：“国家几百万军队打不赢日本人，你一个女娃子瞎嚷嚷抗日，还不是白送死？”母亲说：“只要全国人民都起来抗日，就一定能打败日本人。”外祖父说不过她，就把母亲锁在家里。僵持了十几天后，外祖父拿了一把菜刀搁在母亲面前，老泪纵横地说：“我们一家人磕磕绊绊几十年过到今天容易吗？你要走，就先把我杀了，我两眼一闭，就什么也不知道了。”面对外祖父的以死相劝，母亲也哭了，她说：“爸，我不杀你，我要杀日本人。我走了，你们就当没有我这个女儿，就当白养了、白疼了我这十几年。”就这样家里闹得天翻地覆。外祖母也哭哭啼啼地劝母亲。他们还把她软禁起来，不许出门。这时母亲也不敢闹得太厉害，心中虽然着急，也只好忍耐。
出不了家门，与组织也无法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母亲的大哥舅舅王世辅同情她、劝慰她。一天，舅舅从外面回来，像有大喜事似地告诉母亲，说组织上准备送她去延安，待安排好后，就接她从家里出走。母亲高兴极了，在家里就表现得温顺些，气氛慢慢缓和下来。母亲趁外祖父不在时同外祖母商量，要出去找女同学玩玩。外祖母作为母亲总是心软，疼女儿，就答应了她的请求，但一定要母亲带着比她小8岁的妹妹四（三）姨王世秀（后改名王毅）一同出去。渐渐地，母亲又能出来活动了。
因为战事的变化，母亲没能去延安，后来就参加了四川旅沪同乡会的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1月，该会战地服务团来到枣庄。他们穿着国民党军装，拿着国民党津贴，可实际上有我们党的秘密党员李浩然同志参加领导。他到枣庄后，即与地方党取得联系。党组织决定派遣部分党员和爱国青年到服务团工作，母亲也在其中。这期间，正是日本侵略军步步进攻，日益迫近枣庄之际，也正是我们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的高涨时期。母亲等人到服务团后，主要还是搞抗日救亡的宣传、慰问军队、募捐等活动。曾经又一次，母亲等人到滕县（今枣庄滕州区）准备演出，可因战事不利而未能如愿就撤回枣庄。在轰轰烈烈的群众抗日救亡活动中，母亲受到了不少锻炼和教育。
这时母亲家里也看出这是大势所趋，对她已是劝不住，管不了，也只好让她随意行动了。这样，母亲在家里就由倍受父母疼爱的地位降到无人过问的地步，不免感到失落、凄凉。当时母亲虽然也能理解外祖父母的心情，可又不免有些伤心。但有时也很庆幸，因为这样可以在她走后减轻他们的思念之情，消除她的后顾之忧，便于工作。母亲想，自古征战几人回？和家里闹翻了再走，将来自己战死沙场，家人可能也不至于太难过。这也许就是母亲心里甚至有些暗暗庆幸的原因所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