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获救简忆
许晨在电视剧<靠山>第五集<山东妈妈>中提及我小时被父母放在老百姓家里又被养父母从还乡团手里救出的事,还有人让许晨找我母亲张恺和我采访.我想网上如此方便,不如我先在此简略回忆以下此事,或许能为编者提供一点方便.
我生于1946年7月15日.父亲穆林和母亲张恺当时均在鲁南从事革命工作,不便抚养我.在我出生后29天,就托人把我送到我养父母那里.他们家住滕县羊庄乡沈井村.养父魏学林,后为革命残废军人.养母白允兰,沈井附近磕井人.
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我父母均随革命队伍离开鲁南.还乡团在一个女叛徒的带领下,把我从养父母家里抢走.养父母不避艰险,步行到羊庄.在打听到我所在的地方后,趁还乡团不注意,急忙把我抱了回来.后来又给了些高粱米,才算把我救了下来,未被还乡团加害.后来为安全起见,还多次躲在沈井附近的山洞里.1948年,通讯员带着我父亲的亲笔信到养父母家,养父才把我送到那时在费县梁邱的我父母那里。
后来,父母多次对我讲过此事。参军以后,部队搞忆苦教育，我让父母打听养父母的住处，联系上以后,我到沈井去过两趟，老人都很好，还到徐州我养父母家的哥哥那里去过一趟。几年间，我还给养父母家寄了些钱去.
列宁讲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儿时的经历，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革命的艰辛，贫苦农民\山东妈妈的养育救命之恩,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它将永远激励我为工人阶级\贫苦农民和人民的利益,为实现革命导师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努力奋斗!
概观
近些年我们在回家看望老妈时经常见她坐在院中，目视前方，嘴唇微动。我们慢慢走近她，才听见母亲在低声但是用力地哼着过去的革命歌曲，她在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在唱“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在唱“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的晚年，身体依然健康而生活依然充实。1987年她在吉林离休后，随父亲来济南异地安置。她协助父亲编撰了一些党史著述，基本完成了父亲的回忆录《六十年革命工作纪实》，还自己发表了几篇回忆文章等。父亲病逝后，她忍着极大的悲痛，抓紧时间协助出版了父亲的回忆录，署名主编了老爸的《纪念文集》，指导编辑了他的《文集》。后来她又支持帮助我编印了自己的《哲学著译集：千载界标回眸》。母亲的晚年，仍在心系国是，关心政治。她壮怀激烈，精神矍铄，自理自立，心境坦然。母亲尽管年事高迈，难免衰老征状，但她仍能不断战胜由于心脏病和在八旬高龄后几次动过癌症手术所带来的风险，不断克服由于父亲辞世引起巨大悲痛而带来的考验，一年年地刷新着自己的长寿纪录，健康达观地继续生活着，这既与她的良好体质基础有关，更与她坚强的革命意志，乐观向上的良好心态密不可分。看到母亲如此健康长寿，精神世界如此丰美我们倍感幸福，倍感自豪，也倍感身边就有了一个出色的学习榜样。
看到母亲在唱歌，我们感到心中涌上一股幸福的暖流。望着显得过于宽大的圆椅中母亲瘦削的身躯，我们想，这就是我们的母亲：一个曾经率领男兵战斗的连队的“女党代表”，一个手握两颗手榴弹勇敢冲向敌阵的女战士，一个在国共合作复杂的统战工作中面队国民党软硬兼施威逼利诱而坚定不移坚贞不屈的女革命者，一个新婚之夜未进洞房先赴战场敌人用机关枪小钢炮为她的战场婚礼燃放“鞭炮礼花”的八路军新娘，一个深入敌后开展秘密工作的女地下党员，一个长期担任一级党组织或一个部门“主官”的大胆泼辣而又成绩卓著的女领导干部。世界上有千千万万平凡而伟大的母亲，而我们的母亲张恺就是她们中的一员。母亲是追随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人民共和国的普通的职业革命者，又是一位为党和人民，为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创立和建设作出突出贡献具有传奇英雄色彩的党和国家为数不算太多的女高级领导干部。
起步
1918年夏8月初的一天，母亲张恺（原名王世荣，参加革命后从外祖母姓，改现名）出生于辽宁营口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外祖父叫王承印（近日才询问母亲得知）。外祖父虽是知识分子出身，却一力承担了家庭重任，对外祖母感情很深，婚后几年没有孩子别人劝他休妻他始终不愿。解放后50年代，比他年长几岁的外祖母于70多岁时病故后只有三个月，他就因悲思过度魂不守舍而随之谢世，此是后话。母亲出生不久，就随全家搬到了外祖父就职的老家河北省山海关（今河北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又称榆关）。自母亲记事起，外祖母就开始教母亲识字算术，乃至吟诵古代诗词。母亲天资聪颖，没几年就学完了外祖母从外祖父那里学到的文化知识。外祖父听说后大喜过望，尽管那时还不兴女孩上学，外祖父还是决定送母亲上学读书。家里经济拮据，拿不起学费，好在当地还有不用交学费的学校。母亲的大姑夫田中玉于民国初年曾在部队当过下级军官，后升至吉林、山东督军，有些积蓄，置办了一处山林产业，又在家乡山海关办了一所中学、几所小学，免费招收当地适龄儿童上学。母亲学习成绩在班里每每名列前茅，受到老师的表扬，外祖父就觉得脸上很是有光，对母亲就愈加疼爱。
后来，外祖父又在山东枣庄中兴煤矿谋到职位，母亲随全家于1930年迁往枣庄（今山东枣庄市中区）居住。母亲在那里顺利地毕业于中兴煤矿公司职工子弟小学，又在职业中学就读了一年。外祖父认定母亲是读书的料，不惜全家人节衣缩食，又东挪西借，送母亲到大城市——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读书。1935年母亲离家那天，外祖父亲自送母亲到火车战，疼爱之心、期望之情溢于言表。这一切，让当时的母亲深受感动，备受鼓舞。就这样母亲从1935年夏天到1937年夏天到天津念了两年书，可寒暑假仍然回到枣庄家中。有的假期因缺少经费而未能回家，暂住在两位姑姑那里。
1937年6月底，母亲从天津回枣庄度假。不久，“七七”事变发生了。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她已经不可能再返回天津求学了，读书就职以求自立的愿望也随之化为泡影。当时母亲的人生道路也和我们国家民族的命运一样，面临严重的转折关头。经过几天的焦虑、思索，母亲决心投入抗日斗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母亲尽管当时仅仅是一名女青年学生，但也巾帼不让须眉，勇敢地投笔从戎，出于朴素的爱国思想，和几个同学一起，自发地做了一些有益于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
8月中旬，日军几架飞机轰炸枣庄。战事已近，人心惶惶。枣庄煤矿公司的外来职员纷纷送家属还乡，重要人物也不见踪影。外祖父和大舅（母亲的哥哥王世辅）都是小职员，不能送家属去外地，只能把家人连同母亲送到10余里外农村的一个亲戚家里暂避。他们仍不能离开工作岗位，由大舅步行往返与家中联系。当时母亲思想苦闷，与舅舅谈过以后怎么办的问题，说明她不能这样下去当亡国奴受命运摆布，但究竟如何也毫无主张。舅舅说自己只能这样了，他是家中唯一的儿子，有了妻室儿女，需要养家，不能象母亲一样自由。但舅舅支持母亲要有所作为的想法，希望她能多做些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