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课堂教学以外，刘老师还关心同学们的课外活动，他经常和同学们攀谈，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他都喜欢听。他推荐一些进步书籍让我们读，如《郭沫若文集》、《蒋光慈文集》、《母亲》(高尔基著)、《黑手》、《牛》等。他用猜谜语的办法，向我们介绍我党和红军领导人的名字，如“慢慢走”打一人名，意指徐向前；他经常组织学生召开讲演会，让学生自己讲故事，谈感想。星期天他还走出校门，到乡村中的学生家里去访问。刘老师的教学活动就象是一股温暖的春风吹进了我们的心灵。我们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思索各种社会问题，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幼时，我的家境比较贫寒，父兄常受本村富户的压迫。我十岁时，随父逃难至东北，乞食数月，饱尝了旧社会的酸辛，亲眼目睹了旅居大连的同胞受日本人欺凌的情形，从那时起，我恨日本鬼子，恨地主，憎恨那个不公平的旧社会，并常有杀富济贫之念，这样就使我比较容易接受革命思想。刘老师到校后，对我比较器重。我常常主动接近他，听他讲一些革命的道理，刘老师也经常找我个别谈话。有下次，在一个黑暗的教室里，刘老师和我讲到苏联的情形，又谈到中国黑暗腐化，然后问我:老你感觉怎样才能救中国?我思索了一会说：“只有走苏联革命的道路。”刘老师说:“你说得对，中国只有走苏联革命的道路，劳苦大众才能真正得到解放。可恨国民党政府不允许这样做，许多革命的青年想实行苏联的法子而被逮捕，被残杀。但是，革命是杀不绝的。记住，共产主义早晚有实现的一天。最后，他严肃地嘱咐我:“今晚上的谈话对任何人不要讲，就连自己的父母也不要讲。”我满口应承。
在同班同学中，我有几个要好的朋友，即薛汉鼎，李文学(现名李伴农)夏锡龄(夏林），我们四人朝夕相处。晚上我们都住李文学家中。有一天晚上晚自习的时候，刘老师给我们读报，当读到万宝山惨案日本人残杀东北同胞，许多学生进行反日示威而遭日本人活埋的消息时，同学们愤慨万分，纷纷嚷道:“国民政府不管东北了吗?”刘老师镇静而含愤地说:“只忙剿共，谁管抗日！”大家无心自习，七言八语地议论着国事。在回去睡觉的路上，我们四人仍然义愤填膺，异口同声地谩骂国民党。夏锡龄突然放低了声音说:“不行，咱干共产党。”薛、李二人马上表示赞成:“参加共产党，干!”这时，我看他们三人都有同样的要求扩很兴奋。回到刘文学家后，我们根据刘老师平时的言行，估计他可能是共产党。当时，学校里也有这传言。我对薛、李、夏说:“只要你三人坚决，不怕死，我负责和刘老师说，我们一同参加共产党。四人密商了半夜，决定由我先找刘老师提出人党的要求。
怎样和刘老师谈呢?第二天是星期六，到了晚间，我和李文学来到刘老师屋里。不巧，校长和几个教员都在那里。我们只好到教室里等着，左等右等，时间很晚，刘老师已睡觉了，我们只好在校门房里一个地铺和衣而卧的过了一夜。因为几次都没找到合适的机会，我就把我想找刘老师谈的话写到日记里。那时，学生要每天都写日记并且要叫老师审阅。刘老师看过之后就把我写的几篇日记全部抹掉，并约定一天的中午，趁学生回家吃饭的时候，在教室里和我谈话。我很高兴，就约李文学作伴。见面后，刘老师又改变了主意，叫我晚饭后一个人去找他。
那天晚上，我匆匆吃了晚饭，就去找刘老师。我们两人一来到村外，边走边谈，对面没人就谈共产党的问题，对面来人就改变话题，我向刘老师要求坚决参加共产党，刘老师提出三个条件，第一绝对保守秘密，第二不怕牺性，第三在任何情况下，‘永不叛党。“我完全能做到”我坚定地表示。刘老师说:“我就介绍你参加共产党，但不要告诉薛、李、夏，更不能说我(刘指他自己)是共产党员。这是我一生最高兴了最难忘的一次谈话。
我的三个好朋友都希望我带回他们高兴的好消息。可是一我却说:“我们的志愿，向刘老师谈了，我被刘老师责备了一顿，他说他不是共产党，我们怎么办?”我说完以后，观察他们的表情。三个人沉默了一会，坚决地说:“不管刘老师是不是共产党，横竖共产党的主张是对的，不行咱以后去江西找共产党……”我又把谈话的情况如实地向刘老师作了回报。
此后不久，在冬季的一个晚上，刘老师秘密通知我，薛汉鼎、李文学、夏锡龄四人到板泉西门外松林里谈话。谈话的时间很长，刘老师讲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以及怎样做一个党员，如何保守党的机密等。我们四个围着他，聚精会神地聆听着刘老师的教诲，恨不得把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吞到肚子里，早已忘记了冬天的寒冷。当晚成立了党支部，刘钝之指定我(我原名叫王福三)为支部书记，薛汉鼎负责交通联络，时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刘钝之在板泉完小的活动引起了一部分教员的嫉妒，不满和怀疑。他们在背后里议论纷纷，称刘为“老共”。教员葛xx家是板泉镇，有钱有势，”是个地头蛇，他拉拢了部分教员和学生对刘老师进行限制、排挤和打击。对此，刘老师有所警惕，不论同党员谈话还是召开会议，都采取非常隐蔽的办法，不让对手抓着什么把柄。支部成立之后，发展了高立明入党，接着又发展了何子明、王锡春等人入党。
学校放寒假前夕，刘老师为躲避国民党的追捕，离开板泉。临走，我、高立明、何子明等帮着刘老师拿着行李，一直送了他六里多路。路上，他反复叮咛我们，怎样掩护自己，如何秘密活动，还问及我们每个人将来的打算，是农、升学，还是经商、教书。最后，他嘱咐了几句话， 第一要绝对保守秘密，要慎重地在青年学生、农民中发展党员，你们的关系派人来接。第二你们还年轻，要继续升学，在学校里读一些进步小说……。在大薛庄村后，我们依依不舍地和刘老师分手。当时我们确夹十分留恋，感觉象失掉了母亲一样。
一九三三年春，我考入临沂五中，刘钝之在榜上看到我的名字，就派人告诉我到临沂第一小学去找他。我们在一个黑暗的教室思见了面。因为教室外面有来往行人，谈话不方便，刘钝之叫我第二天早晨再来找他，来时敲几下窗户就可以了。第二天早晨，我和刘钝之同志边走边闲谈，穿街越巷，出了临沂城东门，来到一个极僻静的坟地里，刘钝之详细询问了我们支部的情形。我告诉他:他走后，支部又发展了几个同志，一个是薛连琛，一个是薛从存，我们不断开会，大家情绪很高。我来临沂后，支部由薛汉鼎、刘文学负责等等。刘钝之同志听了回报后决定派交通员到板泉支部联系，并规定了联络暗语，让我把暗语告诉薛汉鼎。暗语是:交通问:“你贵姓?对方答:“姓薛”，薛反问交通:“你贵姓?”交通答:“姓白”涵意是:雪是白的，证明是自己的同志，即可接党的关系。
我赶紧给薛汉鼎、薛连琛二人发了一封信，约定于某星期日在相公庄西门外碰面。至时，我把接头暗语告诉了薛汉鼎等二人。三三年上半年，上级曾两次派交通员到板泉小学党支部联系，第二次还带去了一些标语、传单，有《告鲁南同胞书》、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推翻国民党政府！”等标语。支部连夜翻印，散发，在当地引起较大影响。
三三年七月，苍山暴动失败后，我们整个党支部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在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几年时间里，板泉小学党支部仍然坚持地下活动。由党员们集资购买了一大批进步书籍，提高觉悟，交流思想。
我们在临沂各学校读书的党员常利用星期日以同乡的名义聚会，过组织生活，每逢寒暑假便回乡开展各种活动。我们坚持个别不断地发展了组织，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板泉支部的党员发展到三十三人。
“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国难当头，我们几次商谈，怎么办?有的主张到陕北找党，有的提出在家乡抗日，寻找党的关系。之后，我和高立明、薛汉鼎、夏林、杨家祥等几个党员辗转奔赴陕北。板泉小学党支部由李文学、刘廷栋、何子明、王汉候等同志负.责继续坚持活动，直到和上级取得联系。我们赴陕北的几个同志，都于一九三八年先后在“抗大”、“陕公”重新入党，一九四〇年至四六年党又先后调我、高立明、薛汉鼎回山东滨海区工作。
光阴冉冉，五十年转瞬即逝，每当回忆起这一段历史，我就深深想念把我们领上革命道路的刘钝之同志。当年我们这群血气方刚的小青年，现在都已成了须发斑白的老人。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刘之同志当年在板泉小学培植的这些幼苗，已经在斗争的风雨中锻炼成材。这一批人绝大多数经受住了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有的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新生而献出了自己生命，有的在十年动乱中备受折磨而至死不屈，幸存者分布于祖国各地，在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四化大业而辛勤工作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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