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鸣銮同志一九〇二年出生于沂水县门家庵子村(今沂南县)的一个中小地主家庭。父亲刘治终生务农，有土地一百二十亩。刘鸣銮兄弟二人，姊妹四个。刘鸣銮从八岁读书，十二岁入苏村完小学习。他自幼天资聪慧，口齿伶俐，颇得教师喜爱，在同学中也有威信。十七岁高小毕业后，由家庭包办，娶妻成亲，十八岁考人临沂五中读书。此时，随着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兴起，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已在中国大地上滋生。他通过阅读进步的报刊杂志，受到了启蒙教育。一九二四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上海大学，就是在这里，他投人了党的怀抱。
上海大学的前身是私立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一九二二年十月，改组为上海大学。当时，国民党进步人士于右任担任校长，共产党员邓中夏担任总务长，负责主持学校工作。一批著名的共产党人和著名的学者都曾在这里任过教。
一九二三年七月，学校里便建立了党的组织。刘鸣銮来校时，正逢第一次国共合作，上海大学的校内教学和社会活动有了紧密联系，教学内容丰富多彩，教学方法生动活泼。还经常组织师生从事社会活动，开办平民学校，宣传进步思想。刘鸣銮在这个进步环境中受到革命真理的熏陶，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向导》等许多进步书刊，聆听共产党人精辟的讲课，思想觉悟迅速提高。一九二五年，刘鸣銮在上海大学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刘鸣銮同志加入党组织后，在革命的熔炉中不断得到锻炼，他开始由书本走向现实，由学校走上社会。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旬，上海人民在举行了二月罢工的基础上再次举行罢工。五月十五日，日本资本家无故枪杀工人领袖顾正红，进一步激起了上海人民高昂的反帝斗志。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根据运动发展的趋势，及时地作出了把工人的经济斗争转变为反帝政治斗争的决定。五月三十日，上海学生二千余人在租界游行示威，又被英帝国主义拘捕一百多名，这更引起了学生和市民的极大愤慨。近万名群众聚集在英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不但拒不放人，竟向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打伤数十人，造成了惨案。
面对帝国主义的暴行，刘鸣銮同志勇敢地投人了这次斗争的浪潮。他不顾生命危险，毅然走向街头演说，控诉帝国主义的罪行，声援工人运动。五月三十一日，上海总工会在党的领导下正式成立，刘鸣銮到总工会工作。后来，上海总工会联合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成立了上海反帝运动的领导机关工商学联合会，使反帝爱国运动在上海很快地发展起来，并迅速扩大到全国。
随着斗争的深入，刘鸣銮斗争的艺术也越来越高明，为应付复杂的斗争环境，他有时化装成工人，有时又打扮成市民。有次，他回家乡探亲，家中的人问过他:“你在外边搞运动，就不怕被捕坐牢吗?”他笑了笑说:“不会的，你们放心好了。在上海我就多次化装脱险，不信，我表演一下你们看看，”说着，他就走进房间，不长时间，便打扮成了一个外国人的样子，身穿西装，面带胡须，操一口流利的外语，和原来的刘鸣变显然成了两个人。
上海大学的学习与斗争生活，不仅使刘鸣銮扩大了视野，增长了才干，而且在思想上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飞跃。一九二六年，他决定离开上海，奔向武汉，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文武兼习，以图报国。 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实际上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继续。蒋介石任校长，国民党代表汪精卫、张治中任教育长。教官中有挥恽代英、李达等。同学中的共产党很多，班、排、连长、连指导员，大半是黄埔毕业生，党员也居多数，大都是周恩来同志亲手培养起来的。学校里的革命空气十分浓厚。刘鸣銮怀着远大的政治抱负投奔到这里以后，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能文能武的坚强战士。可是，伪装革命的野心家、阴谋家蒋介石，对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吓得要命那恨得要死，终于在一九二七年发动了反动的“四一二”事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遭到夭折。革命阵营在不断动荡分化，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逐渐分明。五月，鄂西夏斗寅在率北阀军进攻河南的时候，乘机叛变，并回兵进攻武汉。
五月十七日，夏斗寅部抵达离武汉四十里的纸坊镇。十九日，武汉各界人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讨夏大会，发表了《讨夏告民众书》。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成为反夏的主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学生兵团，也迅速合并，成立了“中央独立师”，英勇地投人了讨伐夏斗寅的斗争。刘鸣銮面对这严酷的斗争现实，毅然站在革命斗争的前列，亲赴前线作战。临阵前，他全副武装，摄下一张相片，并在相片下面亲笔题志，寄回老家，表现了他在严峻的斗争形势面前，义无反顾、净为国捐躯的大无畏精神。战斗中，刘鸣銮表现得非常勇敢，被提升为班长。
讨夏战斗结束后，刘鸣銮回到武汉，恰遇汪精卫的嫡系分子王乐平，公开鼓吹反共，遭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刘鸣銮更是义愤填膺，曾亲自动动手抓捕王乐平。这件事，轰动了整个武汉，特别震动了在武汉工作的山东人。使原来一些不大了解刘鸣銮的人，争相前来拜见这位身材不高，但革命意志却非常坚定的红色战士。
七月十五日，武汉汪精卫公开反对共产党，张发奎、陈公博、顾孟余等人的狰狞面貌亦暴露无遗。他们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屠杀革命群众。刘鸣銮亦被列入逮捕名单。为此，党组织决定让刘鸣銮返回山东，与中共山东省执委联系，继续开展党的工作。接着，刘鸣銮就随武汉军政学校的二批学生，离开武汉，乘船来到九江。但一上岸，张法奎就把这批学生围困起来，并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当时我也被困在这批学生中，由于我平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此时，则深感前途莫测。于是，便与刘鸣奕一起偷偷冲出包围圈，逃到一个老百姓的家里，换上便衣，买了船票，上了英国的一只客船。这船上贴了一条声明:“本船不保险有政治犯不被当局搜捕。”尽管如此，我们发现偷上这条船的同学，仍为数不少。但大家只能川眼睛说话，装作互不认识，但军帽给额上留下的一道白痕，却是明显的标志。我们一路上提心吊胆，终干安全到达了上海。
到达上海后，我们已经分文皆无，不仅没有返回山东的路费，连喝茶水的钱也无法支付。刘鸣銮就凭借着同学多、地方熟，终于找到一位好心的老乡，从他那里借了三十块大洋，我们分成六包，放在两人身上。尽管如此，我身上的钱，还是被人偷走了一包。
八月底，我和刘鸣銮从上海乘船到达青岛。在青岛，刘鸣銮和山东党组织取得联系之后，又一同来到了我的故乡一一诸城县臧家庄。由于沿途辛劳，我们俩都病倒了。刘鸣銮的病情更严重，我请医抓药，精心护理，他的病情略见好转后，便与诸城相州党组织负责人王翔千取得了联系，并参与了相州支部活动。后来他和王翔千一起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刘鸣銮在我家住了两个多月，病情虽有好转，始终未能全愈。一九二七年十月底，他离开诸城，由家兄接回沂水县门家庵子。
刘鸣銮回到家乡，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身体逐步康复。不久，便带着中共山东省执委书记邓恩铭署名为“秦扬”(当时中共山东省执委化名为秦扬)的亲笔信，到达沂水城与沂水县党的负责人接上了关系，认真讨论了党的组织建设和革命斗争的一些具体问题。在这方面，刘鸣銮发表了许多有真知灼见的意见。在谈到利用关系去作土匪的工作时，刘鸣銮指出:“土匪是破产的农民，但已走上犯罪道路。他们奸淫劫掠，坏事做尽，是人民群众的仇家。我们不能依靠他们，应坚决与土匪作斗争。”在谈到依靠“青红帮”的问题时，他说:“青红帮基本上是上匪的外围，他们的人员中，地痞流氓、中小地主很多，是碗大杂烩。蒋介石在上海大屠杀，就是靠青红帮作骨干的。在某种条件下，我们可以利用一时，但决不能作为革命的主力。”在议论到暴动问题时，他说“‘暴动”二字谁也会说，但真正要干就不容易了。要想干就得想法搞到枪支。没有这个本钱，什么也别一谈。”为迅速拉起一支武装，刘鸣銮以打土匪为名，成立了民团，并以小杜家庄作为临时根据地，准备在条件成熟时，就打起红旗，拉到沂蒙山里打游击。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刘鸣銮就在家乡组织起一个三百多人的民团武装，并亲任了团副兼总教练。
一九二八年春节过后，鲁南贯匪刘桂堂(刘黑七)从沂蒙山步步东移，越过界湖镇，向沂河以东劫掠。古历正月十五日，已逼近苏村。刘鸣銮的家乡即将陷入匪徒的烧杀蹂躏之中。他认真分析了情况，认为小杜家庄围坪墙高，水濠深，易守难攻。遂决定率领民团进驻小杜家庄，联庄自卫。
小杜家庄的炮楼上，挂起了火红的战旗。全村家家户户动手拆炕、扒砖，正在加固围墙。身兼总教练的刘鸣銮，手挚鬼头大刀，臂佩“团副”袖章正作战前动员，他说：“咱们的队伍是由几个村联合起来的，有着生死共存的利害关系。古人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只要做到人和一一也就是大伙所说的齐心协力，任凭刘黑七有三头六臂，咱们也能制服。
团丁们听了这番话，心里象吃了“定心丸”，个个气壮胆大，一致表示:活，咱们活在一起，死，咱们的血也要流在一块。
正月十六日，骄横狂妄的匪徒兵临墙下，强令老百姓开门献粮献款。刘鸣銮而对凶恶的匪徒，一声令下，早已瞄准的火炮“轰”地一声飞向匪群。接着，一场激烈的战斗开始了，匪徒们虽一次又一次地向围墙发起猖狂攻击，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天黑下来了，刘鸣銮在带领团丁修补工事，加强防御的同时，令围墙各处高挂马灯，严密监视匪徒的活动。半夜，匪徒们采取声东击西的方法，在村东北方向大肆呐喊、射击，而在村西南方向悄悄搭起云梯前来偷袭，顷刻之间，十八名匪徒已翻上围墙。团丁杜相传、宋苗当场阵亡，围中人员的安全已岌岌可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刘鸣銮一个箭步跃上墙去，手中的鬼头刀左右开弓，只听得嗖嗖几声，匪徒的几颗人头，已滚下墙去，其余的匪徒，吓得连滚带爬，逃了回去。刘黑七见攻不开围墙，只好撤走。民团胜利了，数千群众生命财产保住了。然而，刘鸣銮却在与敌持刀拼搏中，身中七弹，当团丁们把他抢下火线时，他已面色苍白，鲜血直流，奄奄一息，但口中仍不住地说着:“一定要守住围子，保护群众，舍我生命，能救众生，我愿足矣”虽经全力抢救，终因流血过多，于古历正月十八日献出了宝贵的生，年仅二十六岁。
刘鸣銮牺牲后，邻村民众痛苦万分，纷纷集资建立了“刘鸣銮纪念碑”。山东省人民政府于一九八四年批准，追认刘鸣銮同志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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