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的早春三月， 在新四军军部桐城印刷厂任会计的妈妈曹炎在军营中生下了我，她望着身旁女儿那张红扑扑的脸蛋，忘却了早春的严寒、忘却了首次分娩的阵痛，内心洋溢着做母亲的喜悦。
我与绝大多数出身相仿的孩子一样，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我们的身上都烙有战爭年代的“红色印记”。我曾跟随父母亲一起行军渡海，由军部奔赴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 我也曾寄养在四明山的百姓家中直至全国解放……
还值得一提的是让我有了三位父亲，他们都是共产党人，为了民族独立、抗战胜利、人民解放，国家强盛不惜奉献自己的青春年华，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写下了他们光辉璀璨的不朽人生，其中有两位父亲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
我对幼时的这段经历，由于那时自己还是一个尚不知事的孩子，毫无记忆，是在长大成人之后，才逐步知晓的。同样的出身不一样的经历，但我们都是那个年代、那段历史、那场革命斗争的亲历者。如今我已是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有一种使命使然的紧迫感要把自己的这段人生经历，以及我的三位父亲的故事告诉当代的青少年，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让他们从中受到启迪和教育。务必做到勿忘历史、铭记先烈、奋激当代、警示未来，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勇前进。
红军本色的生父
生父邱子华，我称他为我的父亲。他牺牲时，我尚未满周岁，因此在我的记忆中没有留下过他的音容笑貌。直到1959年我15岁时，邱子华——这一陌生的名字突然跳入我的眼帘。那天正值我初中二年级期末考试阶段，我趴在妈妈的写字台上温习功课，无意中碰开了妈妈一直上锁的抽屉，不知为什么妈妈这次却忘了锁。我看到抽屉内放着一封已拆开的信件，是一位北京的邱伯伯的来信。我对这位邱伯伯印象深刻，他是开国少将，每次到上海都会来看我，给我带上礼物，让我感到特别的亲切。于是我便好奇地看了起来，信中有这样一行字：“肖华是胞弟邱子华的亲骨肉，要带她一同回福建上杭才溪老家去……”我一下子全身麻木了，既震惊、又茫然、不知所措，甚至还有种莫名的抵触感。那时妈妈并不在家，要一星期后才回来。我揣着不安的心等待着妈妈回家，却又要装着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妈妈回家后似乎觉察到了什么，她看着我躲闪的眼神，以及浑身不自在的样子，把我拉到身旁轻轻地问“是不是看信了？”我不置可否地低下了头。妈妈坐到了床沿上，让我挨着她坐下，她说：“你的亲生父亲在十四年前牺牲了，本想等你长大参加工作以后再告诉你的……”没等妈妈的话说下去，我已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身子在哭声中不停地颤动着，现在回想起来我记忆中哭得这样厉害的也只有这么一次。平日里坚强干练的妈妈此时也泪如溪流，我从未看到妈妈这么伤心难过的样子，心中萌生了一个念头：今后只要妈妈不说，我就再也不提、不问有关父亲的事了。
1959年的暑假，我没来得及参加休业典礼，伯父邱子明就亲自带我上了开往福州的火车。这是我第一次离开上海出远门。我改口称“邱伯伯”为“大伯”。一同回福建老家的还有我未曾谋面的亲奶奶和四个堂兄弟妹。一路上，伯父操着浓重的闽西口音普通话给我讲述父亲的事情。我们在福州、在龙岩、在上杭、在古田、在才溪等地都有停留，每到一处，当地的干部群众，以及伯父的老战友都会向我们介绍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红色闽西的光辉历史，带着我们参观纪念馆和历史遗址。至今令我记忆犹新的是1959 年7 月27 日参观《才溪乡革命历史纪念馆》（现改名为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纪念馆）。在那里我看到了毛泽东主席1932年5月住在才溪乡工作的房屋，屋内的陈设极其简单，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张床，人民领袖的简朴生活和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工作作风令人敬仰。在那里我看到了当年儿童团、红军和群众可歌可泣的斗争史实，也看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家乡面貌的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接着我又看到了许多为革命而牺牲的英雄……一张头戴红五星军帽的“邱子华烈士”的相片醒目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是第一次见到。这是谁？是我的亲生父亲吗？我的眼睛模糊了，泪水夺眶而出，我用手使劲抹去眼泪，想看清楚父亲的模样，记住父亲那张年轻英武的脸，但不听话的泪水还是一个劲地往外淌。是激动？是悲痛？还是别样的心情？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了能让自己清醒一下，我一个人跑出了纪念馆。那天天空中一直下着蒙蒙细雨，闷热潮湿的空气更让人透不过气来，我只能用深深地叹息来平复自己的情绪，脑海里不停地翻滚着期末考试以来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不知等了多久，伯父等一行人才出来，我默默地跟着走在最后面，一位同来参观的父亲的老战友王集成伯伯回过头来拍着我的肩说：真是个好孩子，不要难过，好好学习，接好革命的班。我心中暗下决心：决不辜负父亲和先烈们对我们青少年的期望。自此以后，从长辈、前辈口中，从有关史料记载中，以及以后许多次的“红色寻访父辈战地行”的活动中，父亲忠于信念、坚毅顽强、身先士卒、英勇献身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不断清晰、高大起来。
我的父亲是福建上杭才溪乡人，1916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幼年仅读过二年半小学，八岁到十一岁务农，十二岁当泥水学徒工。1929年夏，当朱毛红军开到他的家乡时，13岁的他就与哥哥邱子明一同参加了革命，曾担任上才溪乡的儿童团大队长。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任上下才溪两乡的工人支部书记。1934年11月，哥哥邱子明跟随红军主力北上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他在红军将领张鼎承的领导下，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南方游击战争，成功组织家乡人民进行推翻反动政府的第二次才溪乡农民暴动。抗日战争开始后，南方红军改编为新四军，他担任了三支队五团特派员。在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我父亲表现得机智勇敢顽强，当部队尚未弹尽粮绝时，父亲曾向团政委建议，应尽快组织突围。但团政委说没有上级命令，不能突围。不久，部队就被打乱了，失掉了指挥。在战斗进入到最危险时刻，团里有人动摇了，企图临阵脱逃。父亲一面尽一切力量设法稳定内部情绪，监视动摇分子；一面迅速将情况报告上级，请示处理办法，直到最后关头奋不顾身地带领部队突围。父亲率领十八名保卫战士，每人都身佩叶挺军长从法国买来的驳壳枪，趁夜从敌人的封锁空隙中冲出重围，在十分艰险的情况下辗转一个多月回到苏中根据地。父亲参加了“皖南事变”突围到苏北的同志座谈会，受到了新四军军部的嘉奖。
1942年春，我的父亲在华中局党校学习时与同在华中局党校任出纳工作的妈妈相识，妈妈那时才18岁，但已是一个有着一年多党龄的老党员了，她是从新四军盐城抗大五分校毕业后被分到党校工作的。他们经组织牵线一拍即合。妈妈告诉我，战争年代的结婚很简单，组织批准后，两床被子抱在一起就成婚了。伯父邱子明见证了他们的婚礼。伯父告诉我，那时党校在盐城汪朱集，伯父将自己身上仅有的20元法币拿了出来，办了一桌酒席，请了几位老战友，妈妈还亲自动手烧了六七个菜，她的厨艺挺不错的。我父亲的同乡、亲密战友王直伯伯也亲口告诉我，当时他也参加了婚礼，那天的热闹场面至今难以忘怀。此后我的父母亲都调到一师二旅工作，父亲任一师二旅锄奸科科长，妈妈任会计。1943年父亲调任茅山专署公安局局长，妈妈也被调到茅山地委工作。听妈妈说那时苏南敌寇的“清乡”在华中地区是出了名的，手段极其毒辣残酷，往往一夜要行动几次。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父亲在一次布置反敌伪“扫荡”、“清乡”的工作途中遭敌袭击，身负重伤，右手残疾。
1944年7月，我的父母亲奉命由军部调到新四军浙东纵队工作。于是他们背着四个月大的我由军部出发，长途跋涉，闯过敌伪海上封锁线，渡过杭州湾，直到9月初才抵达四明山。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条件更困难、更危险，但在我父亲的不懈努力下，很快就打开了浙东锄奸工作的新局面。1945年2月22日，在“上虞城解围战”中，我的父亲主动请战，身先士卒，不幸中弹牺牲，牺牲时年仅29岁。父亲用自己年轻的生命践行了他生前经常说的一句话：“共产党员、红军战士应为人民利益着想，要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以至牺牲生命。”
我父亲的牺牲激发了部队指战员的士气和斗志，“上虞城解围战”打了个大胜仗，受到苏浙军区司令部颁发的嘉奖令。这场战斗体现了新四军浙东纵队模范地执行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分化瓦解敌人，团结一致抗日，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解救了上虞城内外的老百姓。
父亲的牺牲也让浙东根据地的全军全民震动和悲伤。在四明山浙东革命根据地的指挥中心——余姚梁弄镇，浙东区党委、浙东行政公署、新四军浙东纵队为我父亲举行了有400多人参加的追悼大会。高挂的挽联上写着“十六年来献身革命著勋绩，四明山上锄奸抗日勒英名”。根据地的主要党军政领导谭启龙政委、何克希司令、刘亨云参谋长、张文碧主任以及行政公署吴山民副主任都亲临出席并作了重要讲话，部队领导称我父亲“是一个久经锻炼出来的坚强的布尔什维克战士，经过十六年的斗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八年抗日战争的考验，具有同敌寇及一切法西斯匪徒特工奸细作坚决斗争的特殊经验……为党为革命为抗战而光荣牺牲，完成了生平的志愿。”追悼会上同志们在我父亲的遗像前宣誓：“邱子华同志，你虽然和我们永别了，但你的精神将永远在我们心中活着。邱子华同志，你安息吧！抗战建国的事业由我们继承并贯彻到最后胜利。”政治部的机关报《战斗报》还出版了四个整版的《追悼邱子华同志特辑》，以后都作为教材供部队指战员学习。父亲的灵柩下葬于四明山梁弄后杨岙青青的山坡上，墓碑上刻着何克希司令的亲笔题字“一个忠诚于革命与人民解放事业的共产党员”，这是我父亲至高无上的荣誉。
墓碑上刻着的这一行题字，历经了半个多世纪，至今仍熠熠生辉。它记述了浙东人民拥护共产党、爱戴新四军，崇敬革命先烈、保护烈士墓碑的感人故事。在抗日战争胜利，新四军浙东纵队一万五千余人奉命北撤后，国民党反动派就组织两万多兵力向四明山根据地反攻，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围剿”。留下坚持的同志进入隐蔽斗争，许多地下党员、民兵和革命群众被“清剿”和枪杀，甚至连抗日烈士的坟墓也要挖地三尺。后杨岙的党员和民兵为了保护我父亲的坟墓不被敌人破坏，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深夜将我父亲的墓碑秘密转移，覆土珍藏。直至解放后，老区人民又在墓地原址重新竖起这块烈士墓碑“一个忠诚于革命与人民解放事业的共产党员——邱子华同志”，让四明山人民永远铭记这位来自异乡的抗日英雄。
我的三位父亲，生父给了我生命，养父给了我难忘的童年，继父抚养教育我成人。他们又都与四明山这块红土地一脉相承。四明山浙东革命根据地是我心中的圣地，那里有我父母战斗过的足迹，有我的童年，有抚育我成长的父老乡亲，有我父亲及恩人的墓地，还有越来越多的红色记忆。红色印记深刻在我的心中，我作为烈士后代写下《我的三位父亲》一文，既是自己对父母辈的感情寄托，更是为了要担当起传承理想信念、以史教育后人的历史责任，宣传革命先烈、宣传共产党人、宣传军民鱼水情、宣传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让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世代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