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浴血奋战，推翻了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建立了一个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将由武装斗争转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47年底，我从山东解放区随军南下，先到河南，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进入武汉，参与接管武汉国民党印刷业和创建新政权印刷业。亲历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令人感念难忘，弹指之间，五十八年过去了，谨作此文以为纪念。
随军南下
1947年7月，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强渡黄河，挺进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打到长江边，逼近武汉，揭开了向国民党反动派战略反攻的序幕；陈赓将军率领太岳兵团从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地区；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大军挺进豫(东)、皖、苏广大地区。这样，南起长江，北至黄河之间，新开辟了以江(长江)、淮(淮河)、河(黄河)、汉(汉水)为界的中原解放区，形成品字形阵势，纵横驰聘歼灭敌人。标志着解放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从解放区内线作战转向国民党占领区的外线作战。
1947年底，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现在，战争主要地已经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中共中央华东局为适应新解放区形势发展的需要，从山东各解放区抽调约七千余名地方干部组成“华东野战军随营军政学校”，南下进入新开辟的中原解放区工作。我时任中共山东滨海区党委机关报《滨海农村》报出版科副科长兼印刷厂厂长，我及印刷厂全体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编入学校。1947年底，我们从山东军区、中共山东分局及滨海区党委机关所在地的山东临沂地区莒南县出发，南下中原新解放区。
1948年初，“华东野战军随营军政学校” 经山东渤海地区于同年5月到达河南濮阳县华东野战军驻地，进行休整和学习、集训。集训期间，朱德总司令在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领导刘伯承、陈毅等陪同下来给我们讲了话。华东野战军陈毅司令员作报告说：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这次是陈(毅)、粟(裕)、邓(子恢)大军开赴中原新区，同志们要有勇气，蔑视敌人、藐视困难、要到最困难的工作岗位上去。邓子恢副政委为我们作了一系列到新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有关政策的报告。
濮阳集训时，七千余名地方干部组建为南下中原支队，金明为支队长，魏今非为政委。中原支队之下，分编若干个大队。山东各解放区抽的新闻、出版、新华书店、印刷厂的干部编为新闻大队。大队长华青禾、政委岳明，党委秘书长彭展。新闻大队下设四个中队，一、二中队为新闻部门的干部，三、四中队为出版、新华书店、印刷厂干部。“滨海农村报”报社秘书处长倪康华任三中队政治指导员，我任副政治指导员。
在驻地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整顿，中原支队于1948年6月南下中原地区。先经河北邯郸县向西进入山西省太行山。太行山山高人稀，雨水稀少，生活用水都是从几十公尺的深井中提取，水非常珍贵。那时，节省用水都是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规范，洗脸水用后再洗脚。一天夜晚，在农家院子露宿，半夜狼来了，张恒修等人惊醒后用木棍打跑了野狼。下太行进入晋东南长治县后，行军到河南孟津县，支队大队人马从此渡过黄河。又经洛阳市龙门南行。历时两月，每日步行五十余华里，跋山涉水，经四个省、几千里艰苦行军，于1948年8月到达河南临汝县，在此进行行军总结。
8月上旬，支队移师河南宝丰县莫仲营中共中央中原局驻地。在此，对南下干部进行工作分配。中原支队七千余干部大部分分配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六省区，一部分分配到四川、云南等省。分配给我的第一个工作职位是任新华书店驻洛阳市办事处主任。那时洛阳市城区不大，全市在中心地设一个交通岗就可以指挥东西南北方面的交通。其时，新华书店书刊品种不多，但革命书刊却为广大读者喜爱，购买踊跃。
1948年10月22日郑州解放，24日，开封第二次解放。中共中央中原局进入郑州市，新华书店中原总店随之进入郑州市。中共中央中原局遂筹组出版中原局机关报《中原日报》，我旋即被调至郑州筹建《中原日报》印刷厂。
11月，我们接管郑州市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中州报》印刷厂后组建了《中原日报》印刷厂，厂址设在郑州市东三马路南小街两个四合院里，亓爱众兼任该厂厂长，我担任第一副厂长，王雯为会计。这时，淮海战役正在紧张地进行着，敌机常到郑州市进行空袭和扰乱，大家只有一个战斗目标，就是保证1949年元旦出版《中原日报》。经过两个月左右紧张筹建，《中原日报》终于在1949年元旦正式出版发行。全厂同志看到毛主席题写的《中原日报》报名，无不欢欣鼓舞。《中原日报》为对开四大版，每天一期，每期约印5000份左右。印刷厂每天除按时印刷《中原日报》，还印制了大量新解放区的印刷品。在淮海战役期间，还每天出版一张报道淮海战役战况的“号外”，“号外”除在郑州市发行一部分，大部分送往淮海战役前线，有力地鼓舞了前后方军民的革命斗志。尽管印刷厂任务十分繁重，同志们不分昼夜地工作，团结战斗，不怕苦，不怕累，想着前方指战员们正在打胜仗，干劲就更足了。
《中原日报》印刷厂从1948年11月建厂，到1949年5月南下武汉，虽然只有半年多时间，却是一段光荣的战斗历程，为宣传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底，解放战争相继进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完成了向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战略决战，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面临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历史性关头。
进入武汉接管国民党印刷业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渡江战役打响了。人民解放军第二、三野战军百万雄师冲破敌阵，渡过长江，彻底摧毁国民党国防部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粉碎了蒋介石、白崇喜“南北分治”的梦想。5月14日，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胜利渡江，5月16日、17日，汉口、汉阳、武昌解放。
中共中央中原局于5月13日即已发出南下接收武汉的通知，5月17日，接管干部便开始陆续从郑州动身南下武汉。新闻方面《中原日报》全部人员南下武汉，筹建、出版中共中央华中局(中原局改名为华中局、后又改为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出版方面包括新华书店、印刷厂人员南下武汉，统由新组建的“华中新华书店总店”领导，总经理华青禾、副总经理彭展（武汉市军管会的新闻出版方面负责人）。我率《中原日报》印刷厂一行五十余人5月23日到达武汉，其中有：王雯、马保林、魏启元、吴允祉、王洪玉、王安仁、王继胜、李金等、张恒修、杨兆荣、庞文籣、郭治华、蔡有才、吴榆林、王华俊、张伯臣等。到武汉后分住在汉口交通路和生成南里。
武汉曾是国民党政府的特别市，刚解放时人口150万。根据中共中央1948年6月向全党发出的关于《在新占领城市实行短期军事管理制度》的指示，1949年5月22日，以谭政为主任，陶铸为副主任的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并颁发布告：“在前汉口市、武昌、汉阳城区等所辖区内实行军事管制”。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任命吴德峰为市长；25日，中共武汉市委成立，张平化为书记。5月底，武汉市军管会在中共武汉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密切配合下开始全面接管武汉。武汉市军管会下设四个接管部：军政接管部、物资接管部、交通接管部、文化接管部。潘梓年为文化接管部部长，设有教育处、文艺处、新闻出版处。8月，军管会各接管部完成任务后向地方政权移交，8月16日，军管会停止办公。
我们从郑州南下的中原局宣传系统的干部，从新闻方面接管了国民党的《新湖北日报》、《华中日报》、《武汉日报》、《和平日报》、《汉口报》等；而由倪康华负责出版方面的接管，接管了国民党的“中正书局”、三青团的“中国文化服务社”和“建国书店”等；由我负责印刷方面的接管。到5月29日，我们先后接管了《新湖北日报》印刷厂（当时设在汉口江汉路），《大同报》印刷厂(设在汉口江汉一路)，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机关印刷厂“民生印刷厂”（又称民生印刷公司、设在汉口生成北里）。这三个印刷厂合计有职工八、九十人，三个厂子的印刷设备合起来有铅印平台对开机3部、四开机3部、元盘机3部、对开手摇切纸刀两部、手摇铸字炉两台和一些不完全的排字设备，印刷生产能力全部铅印平台机月产量不超过1500令纸。这些国民党的官僚资本按照我党制定的“原封不动、点滴归公”的方针全部接收了，旧职人员按照“原职、原薪、原制度”的“三原”政策和“多数留用、少数遣散”的政策基本留用了。当时是王雯接管《新湖北日报》印刷厂财务，原民生印刷公司的财务股长陆昆继续留做财务（后与王雯一同担负华中新华印刷厂财务工作）。
在接管《新湖北日报》印刷厂等三个印刷厂的基础上，我们采取一面开工生产，一面积极采购印刷设备扩大生产能力、一面积极寻找新厂址的工作方针。1949年7月，在华中新华书店总店领导的统一部署下，组成八人采购小组赴上海采购印刷器材，有蔡有才等参加。这八人带四支短枪、四十箱钞票（银行尚未实行汇兑），从上海购回旧全张平台印刷机3台，旧对开胶印机一台，万能铸字机两台，铜模两副，手板三面切书刀两台，铁丝脚踏订书机3台，以及铜锌版设备，还招请了八名铅印，装订、铜锌版工人，使得我们的印刷装备得以大大改善。随着1949年8月1日华中新华印刷厂宣告成立，对武汉国民党印刷业的接管工作也告结束。
组建华中（中南）新华印刷厂
仅仅接管国民党印刷业及旧有厂房、设备、技术人员尚不能适应解放后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尽快组建新生政权的印刷厂，既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我们南下参加新政权建设既定的工作方针和目标任务。
经过多方面努力，1949年8月1日，由南下的《中原日报》印刷厂为基干，加上接管的三个印刷厂的力量，正式成立了华中新华印刷厂，我为第一任厂长，副厂长刘笔香。归属新华书店华中管理区（华中新华书店总店）领导。由于新厂址尚未选好，所以厂虽成立，却仍然分散在接管的三个印刷厂旧厂房生产，以应迫切需要的书刊供应。说是厂房，其实只是江汉路上的店铺房子和生成里、华中里的民房，根本不适应作为大型书刊印刷厂的厂房，因此，新厂房的选址就显得尤为迫切了。
1949年9月，上级机关将一元路江边的一座仓库即汉口洞庭街100号房屋(现武汉市政府大礼堂旁原市政府招待所)拨给华中新华印刷厂作厂房。到这时，我们才将分散在各处的生产设备和人员集中到了洞庭街100号。此时，距我们南下进入武汉、接管、组建新印刷厂也才四个月不到的时间。
1949年11月，为扩大装订生产能力，印刷厂招收了一批女工从事手工折页生产，实行计件工资制。同时，也陆续招收了一批装订、纸型等技工。1950年春，又从上海新华印刷厂购回全张平台机两台，三面切书机两台及鲁林平压机等设备，从上海调来技工4名，又在汉口以简单考试办法招取第一批约10名铅印徒工，以适应全张平台机日夜分班印刷的需要。
从1949年9月迁到洞庭街100号厂房至1950年5月，华中新华印刷厂已发展到有全张机4台、对开机5台、四开机4台，月生产能力提高到4000令纸。随着上级机关华中新华书店总店更名为新华书店中南总分店，华中新华印刷厂更名为中南新华印刷厂。
1950年5月，我调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后改为中南行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出版处印刷管理科科长，副处长为马仲扬，程远凯任办公室秘书科科长，候锐在秘书科工作，办公室主任为曹建国。王雯为财务科会计、审计。当时，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熊复兼任中南新闻出版局局长、长江日报社社长，张文藻为副局长。中南新闻出版局主管中南六省、两市（武汉、广州）新闻、出版发行及印刷业。
1950年秋，中央出版总署在京召开第一届新华书店会议和第一次出版工作会议，确定将原出版、发行（书店）、印刷由新华书店一揽子经营管理的体制改为出版、发行（书店）、印刷均为独立经营管理。这样，中南新华印刷厂不再隶属新华书店中南总分店而一并划归中南新闻出版局直接领导。因此，我在中南新闻出版局做印刷管理工作期间，又直接参与了汉口（中南）新华印刷厂的筹、扩建，及经历其前期过渡阶段的工作。
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南行政委员会等各大行政区一级机构(于1954年2月撤销完)，中南新闻出版局随之撤销，中南新华印刷厂划归国家出版总署印刷管理局与湖北省文化局，实行双重领导。为此，上级决定组建成立“汉口新华印刷厂总厂”，总厂作为企业管理机构，厂长秦毅勇、我为副厂长。总厂下设四个厂：中南新华印刷厂为新华一厂，《长江日报》江汉路204号厂为新华二厂，中南区银行印刷厂、中南工业部印刷厂及戏剧报印刷厂合并为新华三厂，《长江日报》洞庭街厂为新华四厂。生产任务分工：新华一厂书版铅印装订，二厂向社会印件，三厂胶印车间主要为书刊封面插图等配套，其余排印、装订维持社会印件，四厂则集中书版的排版、制型任务，两部64寸印报机则试印教课书。
从1951年起，中南新华印刷厂已在汉口古田三路罗家墩选址兴建大型厂房。从1953年起，我直接领导新厂房的基建，1954年3月，部分厂房及部分宿舍楼工程基本完成，分散在市中心区的各厂集中到古田三路新厂房。这时，全厂职工已达到800余人，生产能力大大提高，年排字量为3000万字，年印刷能力为10万令纸张。1955年，“汉口新华印刷厂”下放给湖北省文化局直接领导。从此，汉口新华印刷厂不仅承担湖北省各类书刊的印制任务，还担负起中南六省(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两市(武汉、广州)的中小学课本的印制任务。汉口新华印刷厂成为一家大型印刷企业，成为中南地区的印刷中心和基地。1959年4月，汉口新华印刷厂更名为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原载《湖北文化》200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