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参加徂徕山起义，到创办印刷厂
1937年12月27日，日本侵略军占领我山东省济南城，并轰炸泰安县城，形势十分紧张。中共泰安县委通知全县共产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立即到徂徕山集合。12月31日晚上，泰安县城便陷入敌手。
1938年1月1日清晨，到徂徕山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160余人在光华寺举行誓师大会，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代表省委正式宣布起义。起义部队命名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于一川同志(离休前任浙江省委组织部长)和我被编在一中队。那时，我年仅14岁。
我的家乡是泰山脚下的泰安县。于一川同志当时在泰安城南篦子店社会教育实验区任主任，以此为掩护进行党的工作，离我家只有半华里。还有孙镜秋、唐寒涛两位党员是我村小学教员。我父亲邢光楣是中共党员，担任党的地下交通员。他们经常在家里开会，研究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的问题。耳濡目染，我受到了启蒙教育，认识到：要想不当亡国奴，就要组织起来同日本侵略者斗。在于、孙、唐三位老师的带领下，我和我的大哥邢铁民及村内十几个青年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部队不断扩大，不久，于一川同志担任了二团三营教导员，我给他当通讯员。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因刚刚组建，力量较弱，没有较稳定的活动地区，经常转移，是名副其实的游击队。部队转移大都在夜间，于一川同志高度近视，我就走在他的前面，我的背包上挂一条白毛巾，他便跟随白毛巾，高一脚、低一脚地行军。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发展，山东省委决定创办《大众日报》，任命于一川同志负责筹建印刷厂。他接受任务后，运用曾在泰安县做地下工作的关系，从县城私人印刷局买到一台脚踏圆盘印刷机和一批很不完整的铅字，还从县城请来几位排字、印刷工人。1938年6、7月间，印刷所便在蒙阴县的蒙山天马场一个庙里诞生了。当时，排字和印刷的设备极其简陋，技术人员缺乏，从所长到工人才十多人，我仍是于一川同志的通讯员。
印刷所在蒙山顶破庙里的生活十分艰苦。山上没有农户，粮食全靠从山下往山上背。白天和夜晚常有饥饿的野狼在庙的周围游动。为了安全，我们喂养了两条狗，野狼来时，两条狗就狂叫不已，庙里的道士便拿起铁叉，将野狼赶跑。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印刷所的同志们没有被困难所吓倒，个个斗志昂扬，朝气蓬勃，团结、紧张地工作和生活着。
印刷所虽然规模不大，设备简陋，人员很少，但对《大众日报》的创刊打下了极其可贵的基础，在山东革命书报印刷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1938年7月，中共山东省委(此时已扩大成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迁至沂水县九区岸堤村。印刷所于是奉命于8月份从蒙山天马场破庙里迁到了岸堤村北边几华里的小峪庄，在这里住了三个多月。印刷所在这里印刷了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一书。我虽是通讯员，勤务之外也积极主动地参与《论诗久战》一书的校对。通过校对《论持久战》，使我对抗日战争为什么要分为三个阶段有了一定的认识；同时，从中获益，我的文化水平从原来的小学文化程度得到了很大提高。
为迎接《大众日报》创刊，印刷所要进一步增加设备。1938年9月，通过关系，印刷所又从济南市买来一台四开印刷机，一套五号宋体铅字以及二号、四号标题铅字，同时，从济南和泰安县请来了一批熟练的技术工作，还从其他方面调来一批骨干人员。
1938年11月，印刷所从小峪庄迁到沂水县四区王庄附近的云头峪。迁来云头峪后，设备又有了新的补充，人员也有所增加，此时已有30余人。印刷所从而改名为印刷厂，由于一川同志任厂长，郭克刚同志为政治指导员。厂内设三个股：工务股、校对股、总务股。
为了保证《大众日报》于1939年元旦创刊，印刷厂全体人员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做着各种准备工作。当时铅字不全，有的常用铅字存量太少，又没有铸字机，所需补充的铅字，只有用翻字盒手工翻字。翻一个铅字，先要用小铁勺在火炉上化铅，把融化的铅水慢慢倒入装好字模的翻字盒内，待冷却后，把翻的铅字取出来，将铅字周身磨平正才能使用。手工翻字的效率很低，一个小时只能翻出几十个铅字。翻字技术是张钊师傅亲自教我的，由他带领着我这个15岁的练习生，通宵达旦地翻字。有时铅水烫破了手，钢锉把手磨出了血，为了出版报纸，我从未叫过苦。
经过积极筹备，印刷厂基本具备了印刷《大众日报》的条件。1938年12月28日，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部长孙陶林、《大众日报》社第一任社长刘导生、第一任总编辑匡亚明等来到印刷厂进行检查和动员。
1939年1月1日，中共山东分局的机关报《大众日报》在沂水县云头峪正式创刊印刷发行了。《大众日报》的诞生，轰动了沂蒙山区，轰动了齐鲁大地。
《大众日报》胜利创刊了，但要做到按时出刊，则是摆在大家面前的艰苦任务。从4月份起，学习苏联劳动竞赛的经验，印刷厂在全厂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号召大家争当先进模范。当时，印刷机的运转没有机械动力，全靠人力手摇运转，非常耗费体力。年仅十六七岁的郭文忠同志，不怕苦、不怕累，常常是一鼓作气连续一二小时手摇印刷机，才让人换他下来，同志们赞赏他的劳动热情，称他是“年轻的大力士”。由于全厂政治热情高、吃苦耐劳的毅力强，《大众日报》得以按时出刊。
二、坚持奋战，坚持出报
1940年冬，中共山东分局在费县北部开展工作，《大众日报》编辑部驻在费北的羊栏村附近的裤腿村。这时，敌后山东的形势异常艰苦。费县北部山大人稀，经济贫困，给养(即口粮)不能正常供应。一般情况下，供给的口粮是高梁和红薯等杂粮，而费县连这样的杂粮也没有，只有黄豆一种。以黄豆为主食，每天每月连续吃黄豆是一个大问题。开始是煮熟了吃，时间一长，只要看到大盆煮熟的黄豆，闻到黄豆的味儿，就条件反射，感到头痛。如果不吃，就只好饿肚子。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在黄豆身上做文章。把黄豆改为炒熟吃，炒熟后磨成粉子用开水冲拌吃，做豆腐吃，做豆浆喝，把黄豆磨成粉子烙饼吃，各种办法交替使用，就这样连续吃了三个月，过了三个月的“黄豆生活”。1940年冬到1941年初的三个月，是非常艰苦的三个月，工作劳累生活艰难，但大家仍然情绪饱满，日夜坚持着《大众日报》的排印工作。
1940年冬到1941年初，气候酷寒，室内气温降到零度以下，没有起码的取暖设备。为了按时出版报纸，就必须想方设法去战胜严寒的困扰。我们上山砍柴，烧火取暖。木柴太湿，又没有抽风设备，烧得满屋都是浓烟。当时夜晚排字是用吃饭的大碗盛油，用棉花搓成芯子点燃照明。木柴的浓烟和照明的油烟在室内弥漫，眼睛熏得实在睁不开时，只好冒着严寒跑到室外去清凉一下。在这样的条件下拣字，效率很低，每日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当夜间派人去叫下一班的同志接班时，因为太疲倦了，去叫班的同志竟倒在宿舍睡着了。
庄重的时刻是1939年5月，我由吉伟青同志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年仅15岁的年轻共产党员。在战争时期，党的政治、组织生活是严格的，经常听党课，每周都要开党的小组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提高每个党员的党性观念、组织观念。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考虑的就是如何时时事事起模范带头作用，真正做到吃苦在前。在那种艰苦环境中工作、战斗、生活，依靠的就是党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这也是《大众日报》坚持按时出刊的重要保障。
三、在莒南县创建新的印刷厂
日本侵略军的魔爪伸向我国内地，处在敌占区的我人民武装力量也在一天天发展壮大，时时给敌人以回击。这样一来，日本侵略者受到钳制，不得不改变部署，从前线抽调大批兵力转入占领区，自然加大了对我们的压力。1939年6月，日军调集5万大军，向我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大“扫荡”，之后，日本侵略军每年要几次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战。为了坚持不间断地出版《大众日报》，我们必须有两手准备，即如果敌人“扫荡”我鲁中抗日根据地，我们就在滨海抗日根据地坚持出报。报社领导决定在滨海地区的莒南县境创办报社的印刷四厂。
1941年春季，《大众日报》社管委会仲星帆同志找我谈话，要抽调我去滨海地区参加筹建印刷四厂的工作，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印刷四厂筹建由于光同志负责。我们从鲁中地区到滨海地区莒南县，新的印刷厂就在十字路镇西北16华里处的王家怪草村组建。当时从鲁中带来的印刷设备有脚踏圆盘印刷机一台，二号和五号铅字各一套。于光同志任厂长，我任排字股长，全厂不满30人，其中党员7人。
王家怪草村群众基础比较好，村干部和群众从各个方面支持我们，印刷厂设在村里，十分隐蔽，周围其他村庄并不知道这里驻有印刷厂。印刷四厂筹建起来后，因《大众日报》还在鲁中地区印刷，我们厂就排印书籍，供各团体和部队学习之用。当时，印刷四厂的铅字不全，排版所需各种材料不配套，还需要鲁中地区印刷厂补充。而从滨海地区的莒南县到鲁中地区的沂南县，相距120多华里，我常常早上步行出发，下午可达沂南县，然后又用一天时间返回原地。途中要经过重重高山、大河。为补充铅字，就常常这样不知劳累地往返奔走。
1941年三季度，我们这个厂改为《大众日报》社滨海地区二厂，其任务为印刷书刊。厂长兼党支部书记是于光同志。此时印刷二厂驻在临沭县前、后两个古城庄。1942年，山东抗日根据地形势日趋严峻，日本侵略军一年几次对根据地进行“扫荡”，日军采取了“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残酷的战争形势迫使我们采取更加分散、更加隐蔽的活动方式，一个印刷厂要分驻几个村庄，排字组在前古城庄，铅印组在后古城庄。每当书版排好后，要在夜晚从前古城庄运送到后古城庄印刷。日寇“扫荡”时，只要还距工厂驻地三四十华里之外，我们就不拆卸掩埋排字、印刷、装订设备，照常坚持工作。为了更加隐蔽，就把圆盘印刷机装在农民家中深挖的地窖内，如果敌人逼近，我们只需把地窖口伪装掩蔽好。在地窖内印刷，全靠油灯照明。由于地窖狭窄，光线暗淡，空气稀少，不流通，每天在地窖工作十几小时，对身体危害较大，也顾不得了。其他排字装订设备，我们平时按各种字盘、用具大小做好木箱，如果敌人来“扫荡”，就迅速装箱运到事先准备的地方埋藏，有的是在野外隐蔽的山坡，有的是在河边沙滩上。掩埋好设备，全厂人员转移，化装成当地农民，与群众一起隐蔽。等到我们部队反击、日本鬼子撤走后，我们才回来挖出掩埋的器材设备，重新安装，继续排印工作。就是这样，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我们保存了自己，坚持印刷书刊，用无声的武器，团结教育了人民群众，鼓舞了部队，打击日本侵略军。
1942年3月25日，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我年满18岁，有了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的资格，党支部召开大会，大家一致通过我转为中共正式党员。这一天是个神圣的日子。
60多个春秋匆匆过去，现在回忆起来真是感慨万端。在当前改革开放、深刻变革、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里，我始终坚信紧跟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奋勇前进，就会取得胜利!
(原载《大众日报回忆录1939-1999》第一辑、《湖北文化》2004年第1期)
本文作者曾任湖北省文化厅副厅长，现已离休。这篇革命回忆录，平实地记述了60多年前，作者为党的新闻出版事业艰苦奋斗的经历，读来心生敬佩，具有认知和激励的意义。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