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
1937年7月7 日，卢沟桥的炮声震动了中国大地。泰安县的学校都停课了，我们一些当小学教员的也都回到自己家中。但是我们这些青年知识分子都不甘心当亡国奴，有自发抗战的要求。那时我和我们封家庄的封虞臣、李子敬，楼德村的冯平、王理堂、王一发、李镇卿几个人很合得来，因为我们是同行、同乡，又有点亲戚关系。我们几个人凑到一起就议论战局的发展变化，议论国家民族的存亡等等国家大事。我们谈得很投机，认识很一致，当时想组织抗日武装，但又不知道怎么个搞法。我们都盼望共产党能来领导我们干，听说泰安城的夏辅仁、山阳村的程照轩是共产党，但不认识他们；柴城有个王传敬，传说也是共产党员，我们认识他，但到他家里一打听，才知道他已经牺牲在国民党的监狱里。
战局变化非常迅速，不到一个月，北平、天津已被日寇侵占。8月13 日，日寇又进攻上海。眼看国民党把大好河山拱手送给敌人，我们怒火燃胸，下决心自己组织抗日武装，并作了分工。我和封虞臣、李子敬负责动员苗庄、王庄、马道、谷堆几个庄子，冯平动员楼德、肖岚、柴城几个庄子。我们都是本乡本土生长起来的人，又都是当地的教员，对这一带各阶层的情况比较熟悉。我们发动了一些教员、学生、受过鬼子压迫的人以及出身贫苦的年轻农民。自9月间开始，到10月底已有四五十人了。但我们这些人多数家境贫寒，自己没有武器。我过去在旧军队干过，会摆弄枪。附近几个村庄的财主们都买枪看家，常找我去给他们认货色，因此，谁家有枪，什么枪，我都心中有数。我们就商量借地主的枪。地主们也答应借给我们，但是鬼子来到之前，他们还得用它看家护院，不舍得把枪拿出来。中农阶层的人，听说我们要组织队伍打日本鬼子，夜里把枪支弹药统统送到我们家里，但是他们的枪都是“土压五”，没有好枪。
我们虽然动员了几十个人，但是把队伍拉起来怎么办?队伍归谁领导?我们不知如何是好。
入党
12月下旬一个下午，我和李子敬在小学里正商讨组织队伍的事，忽然，封虞臣的儿子跑来，说山阳来人了，要我们到他家去。我们三步并作两步地赶到封虞臣家，走进北屋，看见两位农民打扮的客人。封虞臣给我们介绍，说一位叫赵杰，一位叫侯德才，是从延安来的。共产党派人来了，我们高兴极了。于是，就把我们的情况向他俩作了汇报。
赵杰和侯德才告诉我们，省委把全省划成若干活动区，一些领导同志已经分头到各地组织武装，发动游击战争。省委主要负责人已到达山阳。
就在这一天，在封虞臣家北屋后面的一个井沿上，赵杰对我们三人说：“今天虽然初次见面，但你们三位同志的活动情况党是早已了解的，你们对党已有一些认识，并有抗战的具体行动，因此，我和侯德才同志介绍你们三人入党。从今天起，你们就正式加入了党的组织，成为正式共产党员。”赵杰代表组织，宣布建立封家庄支部，封虞臣为支部书记，李子敬为组织委员，我为宣传委员兼保卫委员，同时交代了今后的任务：积极发展党员，继续扩大武装，团结争取各阶层人士，一起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他俩来封家庄之前，曾去找过冯平，但未找到。赵杰让我们马上派人把今后任务转告冯平等人，让他们一起行动，听候党的指示，准备参加起义。
我们第二天找到冯平，把赵杰、侯德才交代的事转告给他。冯平说，他除在楼德组织人员之外，还在柴城、肖岚、甘露滩发动了四五十人，枪也有一二十支了。这样连我们发动的就有近百人，三四十支枪了。
随后，我们就在庄里发展党员，一共发展了十几个。
上山
12月31日上午，从山阳送来了党的指示，叫我和封虞臣、李子敬交代支部工作，带领组织的武装队伍，到山阳程照轩家中接头，然后上徂徕山。我们一面分头通知我们发动的人，一面派人去通知冯平。天近晌午，我们集合起三十几个人，武器有二十支步枪、三支匣枪和一支****，没有枪的拿着长矛和大刀片。我们一看，只来这点，比原来计划的少了一半还多，枪比原计划更少，心里很焦急。我们分头去打听原因，原来未参加集合的那一部分人，是想在家过个团圆年再走。因组织上曾指示我们不要强拉人、硬要枪，只好有几个算几个，时间紧迫，不能再等了，排起队来奔山阳去了。
太阳还没落山，我们就到了山阳程照轩家里，我们封家庄去的人和冯平、李镇卿带的二十多人汇合了。我们见到赵杰，同时还见到了省委书记黎玉和孙陶林、徐仑等同志。黎玉同志关照大家先吃晚饭，他给我们盛汤添饭，问长问短，热情地招待我们。
晚饭后，黎玉、赵杰等同志就带我们这些人上了徂徕山。冯平同志送我们上山之后，接着又下山，在当地继续发动。我们到大寺的时候，那里已经聚集了一些人，有省委机关的，有平津流亡学生，还有刚刚参加我们队伍的“五大兵”。晚上，我们宿在大寺。我们刚刚离开自己的家，这会儿又到了一个新的家，这个大家庭人丁兴旺，互亲互爱，使我们感到温暖。
起义
1938年1月1日，来到徂徕山的队伍，在大寺内集合起来。
黎玉同志站在最高的台阶上，庄严地宣布我们正式武装起义，宣布“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正式成立，洪涛、赵杰分别担任支队正、副司令员，黎玉兼任政治委员，林浩为政治部主任，孙陶林为宣传科长，马馥塘为经理部主任。黎玉同志还讲了武装起义的意义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四支队下辖四个中队，一中队以随省委机关活动的一部分党员、青年学生、“五大兵”为主组成，二中队由程照轩、冯平我们这些人带出来的几十人组成，三中队和四中队的番号留给莱芜、新泰的同志，当时他们还未赶到。我们起义部队虽然穿着不一，五颜六色，长短不齐，武器也不精良，长枪、短枪、红缨枪、大刀、长矛、木棍各式各样，但是，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具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
会后，我们二中队选我为中队长，程照轩为政治指导员。由程照轩、封虞臣、李子敬，还有省委派来的薛玉和我，五个人组成了党支部。程照轩、封虞臣分别任正、副书记，我们几个人任委员。并把中队编为三个排，九个班，选出了排长和班长。一排长是李镇卿，二排长陈善，三排长赵桓。薛玉任司务长。
起义后，起义部队进行军政训练，洪涛和赵杰两位司令员负责这项工作。我和李镇卿干过旧军队，就教大家使用枪支、射击、刺杀等等。大家都很服从命令，刻苦学习军事技术，热情很高，两三天就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军事技术和知识。除军事训练外，程照轩还教大家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党员、战士学唱《国际歌》和其它抗日歌曲，还请大学生徐仑当教员，教战士学文化。
生活
起义后，我们在徂徕山上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几百人的吃饭问题，就靠经理部的几个人员到山下村庄的募集来解决。徂徕山周围土地瘠薄，又加上国民党各级政府的横征暴敛，使这一带的农民都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苦日子。因此，募集来的给养，多是些糠煎饼和菜窝窝，战士们只好用盐水就着吃下去。即使这样，也常常还填不饱肚子。有的同志打趣地说：“把窝窝头掰碎，卷到煎饼里，真像是单饼卷猪肝，越吃越香啊!”逗得大家开怀大笑，有的笑得喷出饭来。
晚上睡觉，那就更有趣了。我们二中队转眼扩大到一百多人，大家除了身上穿的衣裳之外，别无他物，只有李子敬从家里带来了一床被子。夜里，全队人员都挤在大寺的三间正殿里，殿内还有神像、供桌，怎么盛得下呢?所以有躺着睡的，有坐着睡的。殿旁有一间小耳屋子，白天在里面办公，晚上十几个人一齐睡在这里，怎么安排也睡不下。有人想了个好办法，在地上铺些山草，十几个头朝四壁躺下，腿向正中伸，如车辐一样，然后，把一床被子盖在中间腿上。睡觉没有被子盖，没有褥子铺怎么办呢?有人创造了一办法，脱下棉裤，将两条腿伸到一个裤筒里，将一个裤筒铺地下当褥子，上身盖上棉袄就成了被子，解决了问题。没有枕头，把鞋和袜子用草一捆，就是枕头。
生活虽然这样艰苦，但大家的情绪却很高涨，练兵、学习都非常积极，无人叫苦。因为大家参加起义队伍是一心为抗日，没有别的要求。司令部也经常派宣传队到中队来，他们教大家唱歌，演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开展文娱活动。部队生活搞得很活跃。
武装
我们起义部队人多枪少，赤手空拳怎么打鬼子?大家就都盼着手里有支好枪。
就在这个时候，冯平从楼德派人送信来，说他搞到一部分枪支，叫我们派人去取。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我们报告了支队司令部，司令部让我们派人去取。刻不容缓，我们立即组织了六十多人，由排长李镇卿带领，冒着大雪连夜赶到楼德，把枪起了出来。这真是“雪里送炭”啊!
枪是哪里来的呢?事情是这样的：楼德有个王理堂，是冯平和我们几个人的朋友，我们脾气相投，平素常来往。抗战前他当上了楼德盐警队的大队长。战火一起，盐警们丢下枪支各自回家了，这样，六十多支枪都存在盐店里。王理堂听说我们起义部队人多枪少，便与冯平联系，愿意把枪献给抗日队伍。王理堂此举，真是立了大功，给我们起义部队解决了大问题。从此，我们二中队基本上达到每人一支枪，成了一支象样的队伍。用新武器装备起来的起义战士，个个精神振奋，准备狠狠打击侵略者。
初战
我们上徂徕山的那天，日寇占领了泰安城，接着又占领了大汶口、新泰。日寇到处烧杀掳掠、奸污妇女，肆意蹂躏中国人民。我们部队驻在徂徕山西端的大寺，津浦铁路、泰新公路就在眼底。战士们站在山坡上看到自己的家乡硝烟四起，乡亲们扶老携幼、弃家背井、到处逃难的悲惨情景，听了乡亲的控诉，一个个恨得咬牙切齿，纷纷要求下山和鬼子拚个你死我活。
支队领导看到同志们要求杀敌的强烈情绪，决定率部队下山歼敌。
部队下山后，驻在东良庄。在东良庄得到情报，说新汶公路上有日寇往来。支队领导决定派一支精干的武装，在寺岭打伏击战。根据赵杰副司令员的命令，我们二中队挑出二十几名战士由我和李镇卿同志带领，三中队由程绪润带领参加这次伏击战。队伍出发以前，赵杰同志又向大家作了简要动员，讲了行军战斗的注意事项，强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后为使行动更加灵活方便及前后方工作的需要，又进一步挑选了队员。被选上的同志都高兴得跳起来，留下的则谁也不愿意。赵杰同志有着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经他一说明，没选上的同志才表示服从命令。我也因二中队的工作需要，被指名留在后方。唯独一个叫邢西彬的，才十四五岁，个头不高，连枪都背不起，他哭着嚷着非去不可，赵杰同志只好允许，让他当通讯员。
一切准备停当，1月25日夜里，由赵杰同志带领，星夜向伏击地点——小汶河南岸的寺岭庄奔去。
26日下午，伏击战打响了。这次战斗旗开得胜，但我军有一位班长杨桂芳光荣牺牲了。
寺岭战斗规模虽小，但影响很大，振奋了人心。我们用枪杆子告诉日寇：在中国的土地上没有他们耀武扬威的地方。同时，我们也唤起了民众，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拥护和支持，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戳穿了顽固派对我们的污蔑，使各阶层看清了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才是真正抗日的队伍。
再捷
我们四支队在寺岭首战获胜以后，日寇纠集五百多人袭击东良庄，进行报复。为了避敌锋芒，司令部决定向沂蒙山转移。
部队连夜行军，1月30日，也就是阴历除夕，来到新泰县立庄一带。这里南临沂蒙山，北靠新汶公路。我们二中队驻在王庄。
临近的公路上不断有大股、小股鬼子兵来往行动。我们看到这些，就三天两头地向司令部报告，要求派我们中队去打伏击，歼灭他们。
2月17日，赵杰同志来我们中队，传达司令部的决定：由我们中队在新泰公路上打伏击。要求我们比上次打得更好，还发给我们两个西瓜大的电发地雷，并派参谋赵玉来使用它。
四槐树东边，有一段公路正通过一条小河沟，上面有一座石桥。地形两头高，中间凹，易于隐蔽，又便于出击。我们便选定这里为伏击点。
18日拂晓前，我们到桥头进行布雷，不大一会就埋好了，同志们还巧妙地将地雷点伪装起来，印上车马走过的痕迹。地雷的发火按钮由赵参谋亲自操纵。
一切准备就绪，我命令战士们隐蔽好，等候“客人”来吃“铁西瓜”。
时近中午，还不见敌人的影子。战士们正在着急，有人喊了声：“汽车!”只见西边远处腾起一片尘雾，几个灰点向这边驰来。
汽车越来越近，一共七八辆。我们先让过去几辆，最后是两辆大卡车夹着一辆黑色小汽车，我立即告诉赵参谋： “炸小汽车!”当汽车进入伏击圈，小汽车的车影刚遮住地雷的瞬间，赵参谋双手用劲按了电钮。“轰隆”一声，把小汽车炸得粉碎。另一辆卡车也被炸得七零八落，车上的鬼子被炸得身首异处，没有一具完整的尸体。漏网的鬼子像惊弓之鸟，狼狈地奔向新泰城。
这次战斗时间不长，但战果很大，炸毁敌军车二辆，消灭鬼子十多名，内有大佐一名。我们无一伤亡。
在起义后的一个多月时间，我们四支队连续取得寺岭伏击战和四槐树伏击战的胜利，连战皆捷，进一步扩大了抗日游击战的声势，提高了我党我军的声望。徂徕山燃起的抗日烈火越烧越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