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中共山东省委发动领导了徂徕山起义，我是起义的参加者。在一次战斗中我负了重伤，躺在担架上不能走动。我带领的一个营，大部分战士家在宁阳、泰安、泗水一带，乡土观念较重。他们之中的个别坏人，利用这种乡土观念把部队拉回了家。为了巩固壮大我党刚刚建立的这支革命武装，省委决定让我协助赵杰同志负责把这部分战士重新动员回来。临行时，省委书记郭洪涛同志对我交待了任务，又给我写了去泰泗宁这一带的工作介绍信，信是写给当时曲泗宁中心县委书记周兰田同志的。我与周兰田同志较熟。八月间的一天，我躺在担架上，带着卫生员上了路。当时这一带是，敌占区，日本鬼子、国民党、伪军封锁很严，我们只好夜间行进，白天休息，迂回辗转，走了十多天，才到了宁阳九区的东庄一带。
我去找周兰田同志时，他已调省委去了，当时县委书记是江虹同志，我们没见过面，不太熟悉。我找到江虹同志接上了关系。记得那时县委班子的组成是：江虹任书记，组织部长张旭（即孔宪廪），宣传部长武雨琴，我任县委委员兼军事部长。当时县委活动的范围在凤仙山一带。山前有柘沟、鹅窝、丑村等，山后有老庄子、梧桐峪、黄土崖等村庄。过河到泗南，北边到宁阳九区的东庄一带，南面有曲阜境内泗河以北津浦铁路沿线的险河区。那时曲阜城里敌人控制较严，只有我们的地下工作者与县委联系，有一个城关支部，狄井芗同志就是这个支部的成员之一。 当时， 我因伤未痊愈，行走不便，很少参加地方上的县委会议。只记得参加了一次在陈村一带开的县委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我、江虹、张旭和武雨琴。在那次会议上，他们向我介绍了中心县委所属党的组织状况，开展群众工作的情况，以及这一带的敌情和对敌斗争工作，讨论了今后工作的安排等问题。后来，每逢有什么重要事情要商量，都是江虹同志到东庄找我，谈完就走。过了一段时间，我的伤势好转，已经能够骑马了。跑回来的那个营也重新归队了，我担任了营长，请示省委想把这支队伍拉回去。省委指示，要我与这个营留在当地打游击，借以壮大声威，扩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当时曲阜董庄一带有地主武装宋汝焕的一个大队，有二、三百人，我们的党员在那里当大队长，负责策反。我们把它拉过来了。还有我党收编的韩复榘部的一个团（团长叫黄瑞章，都叫这个团为“黄团”）五、六百人，宁阳东庄、胡庄一带王友三的一个大队，再加上我重新集合起来的这个营。这年十月份，省委决定由这几部分队伍组成了山东纵队后方司令部（也称山东第一军区），下设三个军分区：泰安为一军分区，尼山为二军分区，第三军分区叫郯马分区。任命我为一军分区司令员，夏辅仁同志为政委。夏政委开了一次会就调走了，政委由周兰田同志接任。一九四O年初，黄团升级去了野战军，宋汝焕大队叛变了。徐法斌同志曾任这个大队的副大队长，他是我党派进去的杨子荣式的英雄。他后来拉出来一个排，成立了我党的区中队，以后扩编为泗水县大队。我们这个军分区的部队只剩下王友三大队和一个警卫连了。当时鬼子汉奸很猖狂，斗争进入了低潮时期。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我们奉命把队伍拉到邹县田黄一带根据地去。这时徐向前司令员来到我们山东，徐司令召集我们开了会，发给我们一部电台，我们便进入了十八蹚，住在岱崮安一带，负责搜集敌人的活动情报，及时向山东分局和野战部队汇报。
我们一直坚持到四O年十月，我便离开部队，暂别了尼山根据地，到山东分局党校学习。四一年一月，江虹同志也到了党校学习。后来江虹同志患病逝世了，埋在了滨海区距换头沟十里路的地方。记得四四年，我与周兰田同志一块在滨海学习时，我们星期天骑着马去给江虹同志扫了墓。学习后，我又奉命到别的地方去了。
我在曲泗宁中心县委期间，曲阜境内有中心县委的一个区，可能叫险河区，区委活动在南驿、歇马亭、董庄一带，区委书记马玉光同志（原名闻祥桐，曲阜县石泉庄人， 现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工作）。我在凤仙山一带工作时，有时夜里通知他来汇报工作，那时他家死了人，他穿着孝服。此人有文化，汇报的挺有条理，工作也很有起色。
据武效周同志（原任新汶矿务局局长，现任顾问）讲，江虹同志走后曲泗宁解体，分别成立了泗水县委、泰宁工委和曲阜工委。武效周同志曾担任过泰宁工委书记。
我与朱旭同志很熟，他是个好同志。他当时的任务是给四支队扩军，经常找我汇报工作。他知道很多我党我军的关系，如交通点、联络站等。朱旭同志被捕后，我方的这些关系都没有被敌人破坏，朱旭同志出狱后，我和当时的政委董琰同志都没有怀疑他。我请了他的客，要他吃点好的保养一下身体，继续为我们扩军。
打兖州时，谭震林同志召集我们在曲阜城里开会。敌军出于尊孔心理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始终没有轰炸孔庙、孔林等古建筑物。当时，敌机去曲阜侦察轰炸时，我们便到孔庙去防空，很安全。
封振武同志谈战斗在曲泗宁（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编者注：封振武同志，山东泰安人，原任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公安部队副司令员，现任省军区顾问（孔宪汶、姚开亮记录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