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至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困难、最艰苦的时期。日本侵略者为把中国变成其进行太平洋战争的防范地，在中国占领区惨酷地进行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并集中大量兵力残酷“扫荡”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我的家乡莱芜市莱城区文字现地区是当时的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在日军“扫荡”的恶劣环境中，我革命军人和群众与日本鬼子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我的族叔张寿民舍生忘死救我军伤病员一事，便是其中的一个。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41年农历正月初九的黎明前，天气阴沉沉的，非常冷，日军对我的家乡进行突然袭击。当时，我的族叔张寿民 (时任我泰山专区专员公署秘书。他瘦高的身材，穿着一件蓝粗布大袄，腰里扎着一条粗布腰带，怀里揣着一沉甸甸的手枪，留着八字胡，看起来既不象八路军，也不象农民)急匆匆地跑到我家(南文字村) ，对我父亲说：“咱先别走，西沟崖村的两个来不及随军转移的伤病员，咱还得把他们转移出去，待他们换好衣服，咱们带他转移。根据情报分析，只要黎明前往西闯过磨石峪，到了上坡一带就冲出了包围圈，就没问题了。”我父亲按他的意见，急促地将我(当时13岁)从睡中叫起，提上早已准备好的几个窝窝头，领着我迷迷糊糊的到了西沟崖伤病员的往处。一进门我又看到我的一个堂叔张汉业 (当时负责我军的财粮供应工作) 提着一大包袱农民合作银行纸币。他对我们说：“我刚刚给两位伤员换好老百姓的衣服，马上转移不算晚吧? ”我族叔张寿民点点头说：“快替他们背上手榴弹，我们赶快走。”这样，我们几个就跟他过沟爬崖迅速到了磨石峪庄孙家林前，快要走出包围圈了，突然飞来两颗炮弹在我们的前面爆炸，烟雾滚滚对面看不见人。只听到我的堂叔张汉业一下子滚到炮弹坑里去了，我当时因年龄小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认为是堂叔被炮弹炸死了， (实则是利用弹坑作掩护) 急得我一边大声哭喊着：“我叔叔死了，叔叔死了! ”一边冲过浓烟跟着我父亲他们跑到沟底躲在高高的石堰下边。这时敌人已离我们很近，情况万分危机，我族叔张寿民用力将我一摁，让我紧紧的坐在一件破衣服下面的四颗手榴弹上(两个伤病员转移时带着的)，他又急促地把他的手枪往石堰缝里隐藏了起来。随后有两个鬼子兵就来到我们的石堰上，端着刺刀指在我们的头上。另两个鬼子兵跳下石堰来一把抓住张寿民的脖领，狠狠地打了他两个耳光，接着把他和我父亲及两个伤病员一个个倒背着手捆起来押走了。等他们离开我约有十米远时，我才赶忙抓过他们丢下的两顶破帽子盖了盖我坐的那几颗手榴弹，站起来边哭着边追赶他们。刚跑近他们，突然一个鬼子转过身来，对着我的胸部就是一刺刀，幸好当时我穿着棉袄只挑开了一个洞，露出了棉花，没伤着身体。我停住脚步呆呆地站在那里，眼睁睁的看着我父亲他们(张寿民、两个伤病员)被鬼子带着往石湾村方向走远了。愤愤的我握着拳头咬着牙迅速离开了沟底，我爬过高高的石堰，到孙家林的树丛中隐藏了起来，约过了半天时间，听见从山上下来的民兵，喊着鬼子走了，快回家吧! 我便从树丛中跑出来，跟着逃反的乡亲们一同往村里走。刚进村就看到街头人们议论，谁死的真惨，肝花肠子都露在外边。这时我母亲抱着我不到两岁的小妹妹，从山上逃反也回来了。她一听说我父亲他们几个人也被抓走，一下子跪在地上乞求上天保佑。事也真巧，不一会儿，我父亲被放回来了，邻居们纷纷跑上去急切问族叔张寿民的情况，我父亲说，张寿民也放回来了，大家放心吧，现在他到西山沟去取藏的枪和手榴弹了。大家听了非常高兴。事后族叔张寿民和我父亲向我们讲述了他们被鬼子抓走后的详细经过。
他们四人被抓后，敌人把他们绑到石湾村东头一块较平坦的雪地上，他们看到百多个鬼子集中地听一个身跨指挥刀的日军军官哇啦哇啦地讲话，随后这个日军军官用指挥刀往左右一挥(也就是叫日本兵到老百姓家去抓鸡、杀羊、抢东西)，一部分鬼子便跑进村去抢东西了。随之我族叔他们四个人被几个鬼子推到这个日军军官的马屁股后边，押进了村里一个较为高大的门楼内的院子里。这伙日本鬼子在屋里乱砸乱翻把一些桌椅堆在一起，点起火来烤手、吸烟。以后可能怕我族叔他们跑了，又把他们赶到北屋西头一个窄窄夹道里，还用些树枝等严严的挡住。趁此，族叔张寿民对两个伤病员及我父亲镇静而又严肃地说：“咱们都是抗日兄弟，都不怕死，但为了抗战到底，要尽量争取活下去! 估计他们(鬼子)吃完饭后，一定来提问咱们，咱们就统一口径，说都是一个庄上的兄弟，俺俩(指他和我父亲)是开药铺的主人，你们俩是给我们跑药、干活、下苦力的，其他什么也不知道。”果然不出所料，不一会儿两个鬼子持着枪走过来，先给我族叔松开绑，押到日军军官面前。一个翻译指着我族叔问：“你是八路的? ”我族叔起初只是摇头不说话。气的那个汉奸翻译官恶狠狠地说：“你这个八路干活的，为什么不说话? ”随后就打了两个耳光。族叔说不是八路，是开药铺做生意的!敌人又问道：“给八路搞药治病的?”族叔便镇静地回答：“八路不用我们的中草药，我们也不卖给他! ”他又问八路到哪里去了，回答“不知道。”，“狡猾狡猾的八路，他们几个是八路吗?”回答：“不是八路!是我们一个庄上的兄弟，是帮我们采药、干活、下苦力的。”问：“真的吗?说慌要杀头的，你还做过什么?”族叔说除了念书就是跟着老一辈开药铺做生意，其他什么也没做过。敌人又问：“念过什么书? ”回答：“三字经、百家姓、上论、下论、上孟、下孟，还有诗经等。”这个汉奸翻译官便颇为兴趣地从诗经中，提出了一篇文章，让我族叔背诵，我族叔便不慌不忙、抑扬顿挫地一气背了出来。
翻译官又提出了一篇，我族叔说：“不一定背好，试试吧。”便又从从容容地背诵完了。这个汉奸翻译官，一伸大拇指赞赏地说好! 门外持枪的两个鬼子兵又将我父亲押上堂来问道：“你是八路吗?你们两个都是八路的!”我父亲回答说：“我们是堂叔兄弟，不是八路，我们合伙做生意，开药铺卖中草药的。”他看了我父亲一眼，接着又象考官似的问了一些药理知识，见我父亲对答如流，又转话题指着刚押到门外的两个伤病员大声问：“你们是八路吗? ”他俩异口同声回答不是八路，是给他们两个(指族叔和我父亲)跑药、干活、下苦力的。汉奸翻译扭过头去对日军说了些什么，而后将手一挥：“你们统统地快快回去，好好读书做生意，不要给八路看病送药，懂吗?不听话皇军要杀头的! ”就这样，族叔张寿民保护两位伤病员死里逃生脱险了。回来后，我族叔张寿民又给两个伤病员写了介绍信，一村转一村，由自卫团派专人护送到茶叶口一带找我们的大部队去了。后来大家都说这次救伤病员安然脱险，多亏了忠于革命，足智多谋的张寿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