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名周传基，又名周应基、周应奎，现名周蓝田。生于一九一三年二月，籍贯山东省泗水县丑村。
我家原有土地六十亩，两处院子，半亩园，一处药铺。买卖好就置几亩地，买卖不好就只能供我上学。打的粮食够吃，药铺挣的钱够花，因此，家庭生活较宽裕。
我九岁以前多住在外祖母家，回家后怕见外人，更怕土匪架票，因此，九岁才得在本村上私塾。十三岁又到外地上私塾。在读私塾阶段，由于受家庭环境和私塾先生的影响，在思想上产生了“唯我家独好”的念头，想安分守己在家扶持父母过日子。
一九二九年暑期，我考入泗城高小五年级。在泗城高小期间，由于环境的变化，接触的人增多，又接受了新思想的熏陶，打破“唯我家独好”的想法，不愿回家当先生，产生了强烈的继续求学的欲望。
一九三一年暑期，我高小毕业后，考入了山东省立第七中学。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我与同学一块投入了抗日救亡活动，开始到乡间宣传。十二月间，参加了鲁南各中学学生赴南京请愿运动，曾到兖州火车站卧轨截车南行，因反动当局的阻挠未遂。
一九三二年二月，我加入共青团，同月，由济宁省立七中特支书记刘庆珊同志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衣庵小学举行的入党仪式)。是年下半年，济宁特支被破坏。共产党员刘庆珊、颜道东、何大方、王庠珍、孔繁昌、孔庆奎等同志都被捕。当时，刘庆珊是特支书记，颜道东是我的小组长。
一九三三年刚过年，省委派沈君奎来济宁恢复党的关系。在济宁马家店，沈君奎召集我，范永铸、王秀銮、沈秉钤四人又恢复了济宁党组织。不久，沈君奎被捕叛变，范永铸、王秀銮被捕，沈秉钤因事前得到消息，躲藏起来未被捕去。我去兖州四乡师找乔海秋同志联系工作，末在校内，也没被捕。济宁党组织又重遭破坏。
一九三三年五月，我改名周应奎，考入菏泽省立第五师范，在这里主要做学生工作。菏泽是鲁南十三个县的学生会集之城，有省立六中、省立五师等五个中等学校，还有乡村建设研究院的训练班，有学生两千五百多名，封建思想很顽固，不易活动。在这里发展了单县的许怀民和教员张辅之二同志入党；并和赵子平同志取得了联系。我几人经常在一块计划怎样开展工作。一九三五年初，许怀民参加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陕西石泉县被捕，给我来信要求营救，此事被学校当局发觉，便以“共党嫌疑”的名义，挂牌将我与许怀民开除。于是，我以营救许而到单县，并找到金乡县委报告工作，菏泽工作结束。
一九三五年下半年，我和许怀民经乔海秋同志介绍，到泗水孟家村教短期小学。当时乔海秋同志在泗城高小教书，不久，乔也来到孟家村任教。其间，我们主要是宣传新文化，介绍新书刊，培养党员发展对象。半年后，我们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于是便又离开了孟家村。
一九三六年一月，我插入曲阜省立二师学习，用名仍是周应奎，那时，主要以恢复曲阜党组织，开展城周围的工作为中心。我在学校里，与以前被捕出狱而又表现好的同志共同商讨，秘密开展工作。朱运昌同志在曲阜城南南泉村教小学，管戈同志又考入曲阜师范，×××同志在我上一级(忘了他的名字，也是被捕出狱的)，下半年发展了曹应奎、朱启昭入党，曹又发展了一个同志，并与于汉卿同志发生了救国关系，七个同志形成一个同盟式的核心(因那时省委只批准我、曹应奎、朱运昌三人为正式党员)。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曲阜二师党组织领导进步师生大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但曲阜二师反动校长杨书田极力破坏师生的抗日活动，我与管戈、朱启昭、曹宇光等共产党员，发动师生与杨书田进行斗争。杨书田非常恼怒，将我们九名领头闹事的同学开除了。
一九三七年下半年，我请示省委转关系去延安，不准后，即按照省委指示，同孙汉卿、管戈、曹宇光、朱二哥等同志，回家发动抗日武装，准备参加省委领导的徂徕山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