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三六年夏天考入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的，是十一级学生。(周)蓝田同志比我早一级，是十级学生。因是同乡，我们两人的关系很好。他多次对我讲，他原是济宁七中的学生，因有共产党嫌疑，被学校开除了。
管戈(管毓筠)同志和我是同班(十一级三班)同学。他进校比我晚一个月左右，是插班生。记得他进校时，我们早已开课了。管戈同志在我们班内算是年龄较大的一个，很有活动能力。他一来到我们班内，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看到我经常看一些进步书刊，主动和我接近。有一次我在课下看书，他凑过来亲切地问：“兄弟，看的什么书？”我把书递给他，他看过后说：“这书很好，要好好读，今后应当多看些这类有进步意义的书。”
我除了爱看些进步书籍，还爱讲一些评论时弊的话，有时激愤陈词，大发感慨，这更引起了管戈同志对我的注意。他主动向我谈了一些他被捕入狱，在狱中遭受国民党残酷折磨，以及同志们勇敢机智地同敌人斗争的情况。还给我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并向我介绍了一些翻译的苏联进步书籍。
那时我对管戈同志很敬佩，管戈同志对我也很关怀。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有一次我对管戈同志讲：“我有一个同乡叫周蓝田，原是济宁七中的学生，也是因有共产党嫌疑被开除的，现在是咱校十级的学生，我与他的关系也很好。”管戈同志听了很高兴，要我领他去和周蓝田认识一下。周、管二人见面以后，很快就亲密起来了。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前后)，管戈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追求革命、向往共产党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精神上感到无比振奋，虽处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但思想上从来没有害怕。随后管戈同志给我一些油印的党内文件，如“党章”、《齐鲁文化》等，让我阅读，他还给我一些当时延安出版的书刊，如《解放》杂志、《西行漫记》、《毛泽东自传》等。这些书当时在国统区都属于禁书，被敌人发现便会被捕入狱。我平时把这些书放在破书箱的最底层，上面盖上些课本。每到星期天，我便带上这些书刊到孔庙、孔林、颜庙或周公庙里去看。为了打掩护，也带一些其它书籍或课本。
一九三七年初，我在放寒假回家时，把一些进步书籍(都是些公开的)带给张林夫、刘海岩二人。林夫和海岩既是我的邻居，又是我小学时的要好同学。我们三人在高小时功课都不错，成绩总在前几名，又是穷学生，志同道合，感情很深，几乎形影不离。我这次寒假回到家中，他二人都在谈话中表露了追求光明，渴求进步，盼望找到党组织的迫切心情。
一九三七年四月间，我要到济南去参加集训。那时有个规定，凡是高中以上的学生都要到济南(辛庄韩复榘的军营)参加两个月的集训。这时，我很想回家一趟。找什么理由请假呢？说回家拿钱或拿衣物是不准假的，我就编造了一个理由，说是母亲有病，家中捎来口信要我回家看望一下。那时的训育主任是要我们讲“孝道”的，所以他痛痛快快地批准了我三天假。
我这次回家有两个目的，一是筹办几个钱，到济南好用；二是想见到林夫和海岩，同他们谈谈。回到家后，我找到了林夫(那时他在柘沟教学)和海岩(他在丰后庄教学)。经过倾心交谈，正式介绍他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到曲阜，我向管戈同志报告了回家的活动和张、刘二人的具体情况。管戈同志听了很高兴，表示完全同意。当时他还讲到，赵茨山(柘沟小学教员)是托派，对他要注意，不要同这种人接近。
从济南集训回来，学校接着就放暑假。我回到家不几天，便在报纸上见到了有关“七、七”事变的消息。
暑假以后，我们在学校里开展了抗日宣传活动，如出墙报，组织学生到街头、路口宣传等。为了募捐，慰问抗日将士，在本校礼堂，学生还自己组织公演话剧。记得当时票价定得很贵，前几排的票价每张三元钱，主要是派售给本校校长、主任、教员以及当地的名流、绅士、太太、小姐等。演出时，我们还组织了纠察队，纠察队员有校长杨书田推荐的，也有我们推荐的。我当时也是纠察队员，带着红袖章，负责检票、巡逻等。搞得轰轰烈烈。我们把卖票得来的钱，买了一些慰劳品，如毛巾、牙膏、搪瓷缸、点心等，组织了慰问团，送到兖州去慰劳抗日伤病员。我和周蓝田、管戈同志都参加了。那时二十九军(宋哲元的部队)的伤病员驻在兖州教堂里，我们把慰劳品每人一份亲手发给他们。他们激动得流泪，有的失声痛哭。伤员们说：“敌人武器好，又有飞机又有坦克，我们没有啊，所以伤亡惨重！”他们边哭边说，有些女同学也失声痛哭。
九月上旬，当我们的宣传活动正搞得轰轰烈烈时，校长杨书田却下令不准再搞了。理由是：学生应当安心读书。这样一来，引起学生们公愤，学生全罢了课，在大礼堂里进行辩论。
罢课的第二天早晨，学校便把开除我们九人(周蓝田、管戈、曹宇光、朱启昭、王国陈、于汉卿、范铁民等九人)学籍的布告贴在了大门口，这就是当时曲师学生中的所谓“九君子”事件。
布告一贴出，便引起了轩然大波。同学们大都拥护、支持我们，一个个要找杨书田去讲理。杨书田很狼狈，偷偷摸摸把他老婆送走，他也躲藏起来。我们故意张贴了一些“寻找校长杨书田”的大布告。记得大致内容是：“敝校杨书田校长，不知何故突然失踪，如有见到或听到者，敬请告知。”目的是揭露反动校长杨书田的丑态。
我们被开除后，曾打算去延安，未成。管戈、蓝田和我便各自回到了家乡。
回家后，我找到张林夫、刘海岩，建立了党支部，我任书记，林夫任宣传委员，海岩任组织委员。建支部的地点是在柘沟双窑东边的河滩上。
建立支部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我去丑村向周蓝田同志汇报。去时还找我一位本家曹鸿为给我作伴。蓝田同志的父亲——亚南老人很有长者风度，我受到热情接待。此时，蓝田刚从省委回来，他说咱们已经同省委取得了联系。
大概在建立柘沟党支部的同时，管戈同志也到省委去了一趟，把我们党员的名单交给了省委。
我去丑村汇报后一个月左右，管戈领着孙汉卿同志到蓝田家中。蓝田告诉我说，孙是省委派来的负责人。在蓝田家里，我们六个人(孙汉卿、管戈、周蓝田、曹宇光、张林夫、刘海岩)开了个会，重点研究下一步如何发动武装的问题。
“六人会议”之后，我们分头开展工作。我除了经常去丑村联系，还有三个联络点：曲阜车家庄的朱旭同志家，小颜庙的钱杰东同志家，小乔家村的乔海秋同志家。
我们那时搞武装阻力很大。第一、我们不是有钱的人家，社会地位低；第二、我们都是初出茅庐的学生，名望不大；第三、受地主豪绅的阻挠破坏。
开始我原计划动员本村的朱梯云把民团拉出来。这个人有正义感，当我把上边油印的委任状交给他时，他胆小不敢干，结果没有搞成。张林夫同志也动员了一个人(名字不记得了)，这个人是个地痞。当林夫同志发给他委任状(分队长委任状)时，他倒很敢干，但却要我们给他发联络费，理由是没有钱买酒买肉就办不成事。我们一看此人各方面都不可靠，于是收回了委任状。
此后，我们开始通过可靠的亲友或同学来搞武装。我从亲戚家里搞了一支枪，朱旭同志搞了一支土造步枪、一支马枪。我还与管戈同志到东马庄去找王徽文。此人处世圆滑，八面玲珑，他以民团的名义控制了一些枪。当我们向王徽文提出联合抗日时，王问我们有多少人和枪，我们照实说了。王徽文听了哈哈大笑，嘲笑我们力量太弱。
那时，发动武装必须联合上层人物，而上层人物又往往不与我们一条心，某些反动上层人物，还经常散布流言蜚语，破坏我们的武装发动工作。柘沟附近有个姓孔的，这个人行伍出身，刚从江西国民党军队跑回来，他曾参加过对红军的围剿，佩服红军的英勇顽强，说八路军有前途，表示愿意协助我们搞武装，我们也很想团结他。但这个人很快被柘沟反动上层人物收买过去，为他们所利用，并向他们告密，使我们的活动更加困难。由于反动势力的阻挠破坏，我们发动武装的工作进展不快。三八年初，刚过了春节，孙汉卿同志来信，要我们带队伍去丑村集合，一同前往新泰县的刘杜。我们立即派海岩同志到丑村，说明队伍没有拉起来，不能按时前往的情况。海岩同志到丑村后，跟着第一批队伍一块去了。
泗水的第一批队伍到了刘杜被编为五中队，一个月后又开到了（费县）万寿宫，五中队驻在万寿宫前的小柘沟。到了万寿宫，刘海岩同志和一名排长、一名战士，一行三人回到泗水柘沟，要我们带队伍去万寿宫集合。我们一面派人去车家庄通知朱旭同志，一面通知柘沟一带的人。这样，我们带上二十几个人、三支枪，投奔万寿宫去了。
到了万寿宫，管戈同志领我会见了黎玉同志。黎玉同志让我谈谈发动武装的情况，当我谈到地主豪绅如何从中破坏的情形时，黎玉同志说：“将来有给他们算帐的时候！”我们这支小队伍到达后的第二天，在五中队驻地召开了欢迎大会，副支队长赵杰同志给我们讲了话，对我们进行了鼓励。从此，我们这部分人被编入“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第五中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