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石家庄去
1931年六、七月间，我在天津的工作告一段落，返回北平找省委汇报工作。回到北平后，才知道由于原中共河北省委军事部长廖划平和团省委负责人吴正庭的叛变，使省委机关又遭到了大破坏，省委书记殷鉴等同志被捕。这种情况发生后，原来接替刘锡五任铁总北方代表的马辉之同志，重新组成了中共河北省临时省委并担任书记。临时省委的秘书长是栗再温同志，他是中法大学的学生，与我同在中共北平市委职工委员会工作过，因此熟悉。由他介绍，我和马辉之同志接上了头。当时临时省委中还有谁？我未曾问过，所以一直不知道。
马辉之同志第二次与我接头时说：省委的意见，你不要再去天津了。石家庄中心县委还缺个书记，你去担任吧，负责把石家庄的党组织恢复起来。于是，我去了石家庄。1931年8月我到石家庄时，中心县委有两个同志负责，一个是柏玉生同志，是山西人，负责中心县委的组织工作；另一个是王怀德同志，外号叫“王胡子”，是陕西省漳县人，曾经在北方局担任交通员。我去以后，传达了临时省委的指示，用了几天时间了解情况并和中心县委的同志初步研究了工作。根据省委的意见，作了分工：我担任中心县委书记并兼任宣传工作，柏玉生负责组织工作，王怀德负责职工工作。我那时叫李嘉年，户口本登记的名字是李健龄。我和柏玉生同志住在大桥附近的一个独院里，我的公开面目是卖纸烟的小贩，头上戴一顶破礼帽，手上挎个小篮子，以此作为掩护。柏玉生会剃头，挑个剃头挑子，二头是个小火炉，一头是个小柜子，放下来又能当凳子坐，和我们同院住的大老李，也是以剃头为职业的，柏玉生每天和他在大桥下面给人剃头，同时把大桥下当做一个联络点，在那里与外县的同志接头。王怀德在正太路的大厂做临时工，在那里作工人工作。从此，我们利用职业掩护，秘密地开始了石家庄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工作。
（二）石家庄的革命斗争形势与背景
我到石家庄后，逐步地了解了石家庄地区过去斗争的背景和其它各方面的情况：石家庄地区盛产棉花、土布，远销几省，山西等地亦有商贩经常到石家庄一带来做买卖，因此，石家庄形成了一个以棉花、土布为主的贸易中心。石家庄位处京汉、正太两条铁路相交叉的中心，各派军阀都把石家庄看作是控制华北的战略要地。因此，从1927年到1930年间，石家庄长期处于军阀混战的局面。各派军阀到来之后，都是就地抓兵征粮，滥发纸币、公债券、军需券，捐税名目繁多：印花税、割头税、讨赤捐、征兵费等不下50余种。1927年，奉军就收了1928年的钱粮，同年晋军打过来，接着就征缴1929年的钱粮。再加上溃兵抢劫，连年的灾荒，物价飞涨，把老百姓搞的田园荒芜，百业凋敝，民不聊生，许多人倾家荡产，背井离乡去逃荒。
工矿企业，除京汉、正太两条铁路附设大厂，再就是大兴纺织厂、1500千瓦的发电厂和一些煤矿。井陉煤矿有五六千工人，是外国资本家开办的。正丰煤矿虽是中国资本家开办的，但也是仿效外国资本家的一套办法，对工人实行极残酷的剥削。工时长达12小时以上，而工资却降低到每天只有二三毛钱，工人每天连萝卜稀饭都吃不饱。在农村，反动地主阶级对农民加租加息，放高利贷，进行残酷的剥削；组织地主武装，解散农民协会，横行一时。为了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在中共顺直省委（即北方局的前身）的领导下，于1928年7月成立了中共石家庄市委。1929年石家庄市委和正定中心县委合并改为石家庄中心市委。在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市委多次遭到敌人破坏。1930年10月，组成了保南市委，由柏玉生同志负责，不久后，就改为石家庄中心县委。
在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影响下，石家庄党的部分组织受到了一些严重损失。1930年12月，在晋县小焦村庙会上搞了一次武装宣传，提出“打倒地主——不交租！打倒军阀——不纳税！”、“消灭军阀混战——不出车、马、粮、役”，“反对征兵！”、“建立苏维埃政权，建立红军！”等口号。以后，又连续在总十庄、东卓宿、晋县城里的庙会上搞了几次宣传。武装宣传虽然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但是也暴露了自己的力量，引起了敌人注意。1931年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晋县县委被敌人破坏，主要负责人被捕，使党在十几个村庄的十七八个支部约七八十名党员和2000多名农民协会会员的力量受到损失，组织被瓦解，情绪极为消沉，直到我去后尚未恢复起来。同样，深泽庙会上也搞了这样的武装宣传，动员了70多名党员和200多名农民协会成员和群众在庙会上集会，大宣传，搞讲演，曾轰动一时。由于这些活动使党和群众受到很大损失，以至直到1931年我去之后，竟找不到深泽县的党员关系。
“左”倾冒险主义就是这样孤立的扩大政治影响，不管后果，不考虑敌我力量的对比，亦不讲究斗争艺术，向敌人公开自己，而使党的组织屡遭破坏。如果不是这些失误，那么大的力量能够积蓄起来，有多么好啊！1930年10月，柏玉生同志来保南市委时找到并恢复了一些关系，但一些受破坏损失较大的地区，县委一直恢复不起来。被破坏的原因很多，有的是因为缺乏经验，不适应白区的秘密工作环境，有的是由于叛徒告密。1931～1932年，我们着重进行革命形势的宣传教育和加强联系，但有些县还是没有完全恢复起来。
到我去石家庄时，党员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大部分组织处于半瘫痪状态。但是也有少数县未受打击，因此这些县委的工作还是好的、积极的。那时已有县委的县有元氏、正定、平山。赞皇县是区委。另外，藁城、束鹿、赵县、新乐、高邑、获鹿等县城也有支部或是特别支部，或是有个别关系。
（三）建立直中特委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卖国政策，令张学良的东北军不准抵抗，撤出东北，把东北三省拱手送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却对内加紧“剿共”，打内战，引起了全国同胞的强烈愤慨。平、津以及山东的大、中学生纷纷组织起来到南京请愿，向蒋介石提出抗日要求。请愿学生乘车南下，当局不让他们坐车，他们就卧轨，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重重阻挠，一直到了南京，当面敦促蒋介石出兵抗日。在这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的情况下，石家庄和正定等许多学校纷纷响应，我们抓紧这一机会，宣传我党的主张。正定七中和正定师范有我们党、团支部，大约有二十几名党、团员，我去给他们作布置，动员、组织他们下乡进行抗日反蒋的宣传鼓动，积极建立和发展组织。这时候以王明为代表的党中央实行“左”倾冒险主义，强调“武装拥护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而把中国的抗日置于次要地位。按组织原则来说，对党中央提出的口号应该是不折不扣地执行才对，但是与“九一八”事变相比，何者为主是很明白的，在那种时候空喊“保卫社会主义苏联”是不能得到群众同情和响应的，硬要宣传也会脱离群众。不如提出“坚决抗日，收复失地”、“调转枪口，一致对外”、“保卫祖国，不当亡国奴”、“反对内战，反对进攻红军”等口号更有号召力。我们派正定的学生党员到灵寿县去，发展了几十名党员，建立了灵寿县委。同时开辟了“穷人会”组织，发展了八九百名会员。其他各县都有一定发展，党的工作开始出现了生机。由于“九一八”事变引起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变化和红军胜利的消息频频传来，石家庄地区的革命斗争出现了新的转机。经过三四个月的艰苦工作，到1931年冬天，石家庄党的组织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河北省委决定将中共石家庄中心县委改为中共直中特委。直中特委以石家庄为中心，特委机关设在石家庄市（那时又叫石门市）。直中特委书记李嘉年（即黎玉），兼任宣传部长；柏玉生任组织部长，王怀德任职工部长。特委委员有王才（原先是开滦煤矿的工人，曾当过唐山市委委员，后来到井陉煤矿采煤。他不脱产，隔一段时间回来一次）等同志。团特委书记叫小陈，是河南人，再一个是陆治国，担任团特委组织工作，也兼任过特委巡视员的工作。直中特委领导的地区，包括正定、井陉、晋县、元氏、赞皇、赵县、藁城、平山、获鹿、无极、栾城、束鹿、宁晋、高邑、阜平、灵寿、新乐、行唐、深县、深泽、安平、饶阳、柏乡、临城等20多个县。此外，在东长寿火车站附近农村还有一个支部，归特委直接领导。
这时的直中地区已经有300多名党员和100多名团员，从此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抗日反蒋、反剥削抗捐税的斗争。
（四）赞皇人民的抗争
1932年春天，国民党赞皇县政府不顾人民死活，在种种苛捐之中，又以解决度量衡检定所经费和增加第一工厂经费为名，按钱粮银一两加征二角五分（旧时根据耕地的面积和好坏定田赋，叫做钱粮银。以后征捐税，都按钱粮银的比例征收）。这件事引起了包括富农在内的广大农民的强烈不满。中共赞皇区委抓住这一时机，到各村去宣传，领导和发动了抗钱粮银加征的斗争。3月7日（阴历正月初一）约50余村的2000群众和师范、高小的部分教员、学生参加了斗争。另外还有赶节人约有三四千，团团包围了县政府，要县长出来讲话。群众斗争的口号是：“我们吃自己的米面，用不着什么斗、升”、“我们有自己的称法，用不着你们的称”、“我们穿自己的布，用不着你们的尺子。”县长慑于民众的威力，只好出来敷衍一下。群众要求：(1)取消二毛五的加征；(2)停办历年亏损的第一工厂；(3)取消各区新设的区分所。县长口头答应了，但群众不相信，要求立即取消。县长退回去准备开枪镇压群众，群众冲进了县政府。县长命令警察开枪，打死打伤了30余人，群众跑散了。事后，警察又先后从城里和乡下捕去了七八十人。这次行动，赞皇区委事前没有报告特委，我们知道后，详细的了解了情况，并就此作了一个系统的总结，对经验教训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大约是3月份，我到北平向河北省委汇报工作，中央巡视员华岗同志说：你能不能写个书面的报告？我说可以，就写了一份。后来我去延安时，在王首道同志办公室书架上看到一本党内刊物，上面刊登了我这篇报告，署名李嘉年。这个党内刊物现存中央档案馆。这次抗捐税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是经过认真的总结经验，做为以后斗争的借鉴，还是很有意义的。总结报告中指出，赞皇区委抓住这样的时机号召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狂征暴敛政策做斗争，无疑是好的，但赞皇区委在领导这一斗争时有许多缺点和不足。首先，表现在对群众如此高涨的情绪估计不足，因此不敢布置剧烈的斗争，甚至不敢用石块以及木棒和镰刀、斧头等用具来最低限度的武装自己。在反动县长拒绝群众时，亦不能采取坚决的进攻的措施。当时总共只有十几个警察，而示威群众有几千人，缴他们的枪并不困难。如果群众包围并拉住县长后扣住不放的话，县长亦不敢下令开枪。其次，斗争缺乏周密的计划，对斗争或胜或败的两个可能没有充分估计到，战斗组织不健全，没有指定公开指挥和秘密指挥，也没有交通员。各队虽有代表但缺少紧密的联系，以致组织散漫，指挥不灵，不能集中力量打击敌人，警察开枪后，群众稳不住阵脚，一哄而散。第三，这次斗争没能和反日斗争联系起来，无法运用公开的口号、方式号召群众。最后，“总结”对善后工作做了一些布置。但是由于当时王明路线的影响，总结中也带着一些极“左”的要求，如反对合法斗争，反对利用地方豪绅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矛盾，并要马上转化为暴动，向红军苏维埃政权发展等等要求。
（五）再陷囹圄
1932年4月的一天，柏玉生正在大桥下给人剃头，忽地发现远远地走过来一个人，正是1931年三四月间出卖省委的叛徒吴正庭。因为柏玉生在暗处，吴正庭没有看见他。柏玉生马上跑回来报告了特委。吴正庭是原河北团省委书记，认识我、柏玉生和王怀德这3个直中特委的主要负责人。他到石家庄来无疑是有意图的，是为破坏我党在石家庄的地下组织而来的，这对我们极为不利。我们3人经研究后，便立即向省委报告了这一情况，但省委没有回信。我们就让柏玉生、王怀德先去北平向省委汇报，随后，我也去北平听取省委指示。当时，省委书记是工人老孟，宣传部长叫近视老罗。我向他们说明了情况，告诉他们说石家庄是个只有一条街的小城市，出了叛徒难免要碰上。但他们架子大的厉害，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亦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毫无秘密工作的严谨性。过了两天，他们作了决定，对我说，柏生、王怀德可以先调来，至于我，要等派人来接替才能离开。我便仍然回到了石家庄。赞皇区委书记付贯一同志因为领导赞皇抗捐税斗争暴露了身份，需要离开赞皇，我们便调他到石家庄来，担任直中特委的秘书长工作。付贯一当过针灸医生，为了掩护工作，我们开了个诊所，付贯一那时已近50岁，象个老头，他是大夫，我是徒弟，从原住处搬了家，另租房子住了。有一次我去元氏县布置除掉叛徒吴正庭的事（吴正庭是元氏县人，还当过该县的团委书记），后因吴正庭没回家未能除掉他。我和元氏县委的老魏同志研究了打掉吴正庭的办法后，回到石家庄的第二天，我的住处便遭到了警察搜查，说是查房子。为什么警察偏要检查我们呢？是不是有叛徒告密呢？我根据以后发生的事情判断，主要是我们搞地下工作经验不足，缺乏足够的警惕性造成的。第一，不善于充分利用合法的身份。当时开诊所也要经申请允许后，领执照才能正式挂牌开业，这一套手续很麻烦，我们没有办，也没有挂牌子，别人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渐渐就引起了警察的注意。第二，我们对文件的存放亦不够谨慎，我虽曾向付贯一讲过，一定要注意藏好，但他看了文件（用很薄的纸印的）却没有按我们研究过的办法收藏，而是随意压在席子下面和塞在墙洞里。这是我们应当记取的教训。警察来搜查时，可能怀疑我们是贩“白面”（毒品海洛因）的，所以一进屋就专门往墙洞里搜，结果抠出来一些纸片，又在席子下搜出一些纸，这些都是老付在我外出时写的传单和藏的文件。警察看了半天也没有弄懂这是些什么东西，但是觉得我俩肯定不是平常人，就把我们逮走了。半路上，我说走累了要歇歇，一个警察不让，另一个警察说，歇就歇吧！就停下来歇了一会儿。趁这个功夫，我凑到付贯一跟前咬了几下耳朵，叫他什么也别承认，说墙洞里的东西我们不懂得是什么。是别人过路留下交保管的，这时有个警察说：“不准说话！”我俩刚好说完了，也就分开了。警察把我们押到了石门市大桥区公安分署。署长就是法官，先审问了付贯一几句，就来问我。他大概认为共产党多是年轻人，所以审我审的特别细，问个没完没了。我回答他：因家里生活困难，出来跟付老师学医，将来有碗饭吃。他问到传单等等，我都说不懂、不知道。他问：“直中特委是什么？”我说不知道，听不懂。问了一阵问不出什么来，他们就给我动刑法：压小杠、打棍子等，还有一种刑法是专门打胳膊肘子，打的两条胳膊又酸又麻。打得我很难受，就高喊：“你们不讲理，凭什么打人？！”他们又打，我就喊“冤枉！”停了一下，署长又呱呱地说了一通，什么“你们想造反啦？”、“想要推翻蒋委员长？你们当委员长吗？”等等，演说了一番。审完了，我说：“我们还没吃饭，肚子饿哩！”署长想了想，说：“给他们吃吧！”警察就从街上叫了两大碗拉面，给我和老付一人一碗。我也顾不得身上疼，就呼噜呼噜地吃了。吃了面，警察把我们押送到市公安局，那时候没有市长，公安局什么都管。
押到公安局后，把我和付贯一分开关了。头几天，天天过堂，我还是开始那几句话，一口咬定是冤枉了。
有一天，一个警察拿了纸和铅笔，说让我写。我问写什么？他说：写什么都行。我马上想到，传单是用铅笔写的，敌人是不是要对笔迹？我故意对警察说：“你给我拿支毛笔来吧，这个洋笔（指铅笔。当时没有铅笔，都是使毛笔写字）我不会用。”那个警察说：“我去问问”。过了一会，他回来说：“不行，就要用这个笔。”这一下，完全暴露了他们的意图，我暗笑他们愚蠢，同时又十分担心付贯一会上当，我们见不着面，也没有办法通知他注意，只好由他了。我本是大学生，但为了给敌人一个“我没什么文化，什么也不懂”的错觉，因此，拿起笔故意歪七斜八的胡划了几个字，象个小学生写的。过了两天，又过堂。警察说：“你没有什么事，不过那个老头写的字和传单的字很象，有嫌疑。”我心想：坏了，这老付怎么这么大意。后来知道，老付拿了纸笔，写了一大篇呈文，把自己写了许多传单的事忘了，结果让敌人抓住了把柄。记得是在吃西瓜的季节，大约七八月份吧，有一天，警察说：走吧，送你们上天津。那时候是东北军于学忠刚到天津，河北省主席是东北军的王树常。我们被解到天津后，就押在天津警察司令部的看守所，看守都是王树常的部下。看守所里的犯人，多是些土匪、“绑票”的，关我们的那一间大房里，有七八个这样的家伙，有个“龙头”是为首的。旧时监狱里有一套规矩，后来的是要给先来的“进贡”，不然要欺负你。我知道这情况，所以一进去就说身上没钱，要“多包涵”，就应付过去了。当时和我关在一起的，还有唐山被捕的张瑞生（即刘宁一）、王立和（即李景春，外号叫“济公”）、李作杰、孙玉山、张殿卿5位同志，他们早几天押到。加上我和老付，共7个人，有6个是党员。刚开始，我们彼此戒备，不说真相，后来熟了，就互相介绍认识了，并编成了临时支部，但研究的问题也只限于如何进行狱中斗争，关于外面的工作都不谈。我们住的地方条件很差，适值雨季，地上非常潮湿。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要求改善条件，要求发石灰、铺木板。我和刘宁一分别找土匪谈话，鼓动他们出头去要求改善监狱条件，这些土匪很痛快，说：“我们是吃两条线（指铁路，意即扒车）的，这点小事，包在我们身上。”他们便去向看守提要求，结果被看守一个个拖出去打了一顿，也给我们这些政治犯上了手铐。但事过之后还是给我们房里垫了些石灰。随后，我们就又被押解到北平去了。另外顺便提一下，我被捕之前，河北省委曾派青年团的李耕田和一个叫老张的，去石家庄接替我和柏玉生的工作。1933年我在北平出狱后，看到北平的几份报纸上登载了李耕田在石家庄被捕自首致使直中特委被大破坏的消息。这件事情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使白区工作连续遭破坏的又一证明。河北省委曾于1932年6月间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发动河北省的红军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批判“北方落后论”，否认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不平衡。在直中、直南、保定等地区发动武装暴动，结果均遭失败，把这些地区刚刚恢复、积累的一些斗争力量又破坏殆尽。李耕田就是在直中发动暴动失败后被捕自首叛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