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有利条件 发展抗日形势
这支部队的发展是比较快的，到一九三八年六月由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宣布为山东八路军第三支队时的前夕，已成为几千人的抗日武装，活跃于请河、淄河流域较为广阔的战场上。这支部队之所以成长得较快，是有多方面的因素所促成的。
一是这个地区民性强悍，广大群众的觉悟较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多有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决不愿听从日寇汉奸的摆布，热情拥护我党抗只救国的主张，对八路军的英勇善战和平型关大捷，极为钦佩。经我们宣传动员，参加抗日队伍很踊跃，往往成群结队地投入我军，或者来请求给予编制、番号，允许其在家乡组织部队，归属我军建制。有的则要求我军能到其家乡活动，以利其武装队伍的组成。在建军之初的扩军中，成批吸收，形成了主流。
二是这个地区民间的枪支较多。在过去军阀混战的年月里，流失于这个地区的枪支不少。喜欢玩枪，擅长打枪，也成为一些人的风尚。还有在韩复榘统治山东时期，粱漱溟曾以邹平县为基地，刨办乡村建设试验区，为维护封建秩序，提倡自卫武装，曾大办乡农学校和联庄会，强迫农民出钱，由乡绅出面购买了不少枪支弹药。并为乡绅所把持。日寇压境之后，乡绅们为避招风险，将这些武器暂且分散、埋藏保存，以观形势的发展。这些情况，为我们抗日队伍提供了可以运用的有利条件，带着武装来参加我军的大有人在。此外，我们也抓紧了时机，采用动员捐献、借用、起用等方式，将大量被分散埋藏的枪支搜集起来，较快地分到了抗日战士手上。连国民党原来县、区政府的武装，也多转到了我抗日军队的手里，这对部队的扩大确有其积极作用。
三是认真贯彻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认真贯彻统一战线的政策，为及时建军、扩军取得了成效。这决不意昧着我们当时如何有觉悟，如何有水平，而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鉴于我党在长山、桓台、邹平、章邱几十县尚未建立起党组织，只有个别曾与我党、团有过关系的人，或在外地参加了“民先”(抗日民族先锋队)，回到本乡本土搞抗日活动的积极分子。叉鉴于广大群众在敌人咄咄进逼、张牙舞爪的气焰下，有杀敌救国的急切要求，为了使抗日武装力量在较短的时间内很快的组成，很快的成长壮大，只有打破一切形式的关门主义，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广泛开展统战工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索，欢迎一切愿意参加抗战的人来参加我们的部队，这对部队的迅速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当时在社会上有些很有权威、很有影响的人士都同我们站在了一起。我们与之真诚合作，消除了社会上不少人的疑虑，促使很多人来参加我军，起了不可忽视的动员作用。如马耀南、伏伯言，石精江、邢辑武、韩子恒、马汉三、潘建军等同志，对建军、扩军在杜会上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别人代替不了的。
部队为在巩固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必须及时的在部队和地方上建立党的组织、“民先”组织和其它应有的组织形式，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教训。
这支部队的成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些国民党和托派分子，对我们的部队始终打着阴谋破坏的算盘。在其处境困难，并受到严重压力的情况下，为保其安全和地位，就想借助我们谋求投靠，但形势稍有变化，即又兴风作浪，背信弃义。如长山县的李萌亭、来玉田一伙，本来是归属我军的，在我部队初次过胶济路的前夕，驻周村、张店的日寇，曾盛传即将出动，意在扑灭我主力。李荫亭竭力煽动，要我们将枪支埋藏起来，将部队分散，各自回家隐蔽，遭我们严词驳回。但当廖容标和我集结部队，将马上出发过铁路时，宋玉田竞唆使人在廖与我背后打黑抢，幸而子弹卡壳，未造成惨局，宋等又立即唆使其所属中队鸣枪拉走的行径。邹平的高竹君、张景南。也是这样先是见势来投靠，后趁机又叛变的家伙。这些跳梁小丑，都没有逃脱大浪淘沙所给予的命运！
几次南下出现的新局面
经党小组反复考虑，并同党外领导干部商酌，确定了基干部队先南下扩大都队，扩大游击区，应是一个重点步骤。
第一次是在一九三八年的二月，由廖容标和我率领曾打过几次仗的部队南下。胶济路北的工作暂由马耀南、赵明新、李寿令等人负责掌握，后又从省委调来了王若杰同志参予工作，确定路北部队的括动，应在长、邹、桓的工作基础上，抓紧扩大部队，并向章丘、历城一带发展。南下部队先到了淄川县，与淄川县委接上头后，即开到淄川、益都、博山结合部的淄河流域开展活动。相继出击淄川县城、金岭镇，并推动、引导各式各样的地方武装走向抗日的道路。淄川县委和在淄河流域颇有影响的冯毅之同志，都积极地配合着我们的活动。淄川县委和冯毅之同志分别放手地建立和发展了武装力量。我军在胶济路西段构成了南北呼应，分头作战的新局面，给敌人造成了严重威胁。这支部队在该地区的威望更加提高了。廖容标同志的“菩萨司夸”称号，就是这个对候群众传颂出来的。正是这个时候，我们南下的部队同省委汇合于博山的马棚一带。这是我们自从济南失守后，第一次与省委接上关系。这对我军自然是件豁然开朗的天大喜事，有无比重大的意义，且与省委直接领导下的四支队也汇合在一起了．喜气洋溢，一片狂欢声。同志们意识到，我党领导下的这两支抗日武装的汇合，开始把泰山地区、淄博地区、清河地区的抗日活动联结成一片，逼开了新步伐。
我军在省委的统一指挥下，同四支队一起开到莱芜县，打开了县城，活捉了秦启荣委派的县长谭远村，对其不抗日专捣乱的给予了应有的惩罚。这对当时国民党顽固派高喊“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破坏抗日，是一迎头棒喝，为及时建军、扩军取得了成效。这决不意昧着我们当时如何有觉悟，如何有水平，而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鉴于我党在长山、桓台、邹平、章邱几十县尚未建立起党组织，只有个别曾与我党、团有过关系的人，或在外地参加了“民先”(抗日民族先锋队)，回到本乡本土搞抗日活动的积极分子。又鉴于广大群众在敌人咄咄进逼、张牙舞爪的气焰下，有杀敌救国的急切要求，为了使抗日武装力量在较短的时间内很快的组成，很快的成长壮大，只有打破一切形式的关门主义，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广泛开展统战工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索，欢迎一切愿意参加抗战的人来参加我们的部队，这对部队的迅速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当时在社会上有些很有权威、很有影响的人士都同我们站在了一起。我们与之真诚合作，消除了社会上不少人的疑虑，促使很多人来参加我军，起了不可忽视的动员作用。如马耀南、伏伯言，石精江、邢辑武、韩子恒、马汉三、潘建军等同志，对建军、扩军在杜会上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别人代替不了的。
尔后，我军又回到胶济路北。我军司令部驻扎在邹平县城，廖容标和我住在东关原乡村建设研究院，马耀南、赵明新同志住在城内。这支部队经过了一段在胶济路南、北的分头活动，而今汇合在一起，重新研究了形势和今后的行动计划。考虑到确保与省委和四支队活动的地区联成一片，决定廖容标仍率部分部队到胶济路南去开展游击战。
鉴于胶济路北我部队的发展，政治工作必须加强面对着国民党和托派分子的阴谋破坏，政治斗争须开展，决定由我带几个干部在胶济路北暂留一段时间。廖容标率领部分部队二次南下，仍以淄川、博山、益都为主要话动地区。胶济路北的部队仍以邹平。长山、桓台、临淄、章丘、历城为主要活动地区，一时也未向北伸展。到了第三次南下就成了另外的一种格局。
一九三八年五月份，郭洪涛同志从延安到了山东，任省委记。不久，省委有了在鲁南创造主力兵团，创造山区根据地的计划。因四支队司令员洪涛同志病故，省委决定词廖容标同志带三支队一个团的主力去担任四支队的司令，并负责筹组山东八路军主力兵团。省委并决定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公开改为山东八路军第三支队，由马耀南任司令员，由杨国夫任副司令员，由我任政治委员，由鲍辉任政治都主任。廖容标同志即忙于准备带三支队的一个主力团南下沂蒙地区，为防止该团中途可能出现减员现象，省委根据廖容标同忐的要求，责成我陪送南下。首先穿过博山地区到蒙阴地区，然后插入国民党专员张里元所盘踞的沂水地区，选定在岸堤、城子、马牧池一带安营扎寨，部队进行整训，开展民运工作，尔后省委机关、军政干校，都集驻于此地。
由于省委在人事安排上有了新的考虑，我未再回到三支队任政委，由霍士廉同志接替这一工作。廖容标和我从三支队带到沂蒙地区的这个主力团。人虽然离开丁黑铁山附近的家乡，但与家乡仍心心相连，且密切保持着各种形式的联系。家乡不断派人到部队来送消息，送衣服．送鞋子，送花生和枣子，送慰问信，部队从上到下都享受到了温暖。部队也时常派人回去探亲，让其代表部队尽量的多到些地方去看望同候。一九三八年秋后，天气渐渐凉了，在鲁南棉军衣不易解决。省委考虑到该团指战员求战心切和思乡心情甚浓，便决定将其派到胶济路北去执行打击敌人的任务，顺便归家探亲，并利用当地的优越条件解决棉衣问题。马耀南同志、霍士廉同志、杨国夫同志，对该部队解决棉衣的要求，主动地做了准备，使指战员很快地穿上了新棉衣，大家皆大欢喜，斗志昂扬。我们进行丁连续的作战，同三支队、八支队在同一战场上做了密切配合。在此期间，三个兄弟支队的战士在配合作战中，为韩明柱同志的壮烈牺牲，同声哀悼。
回顾在黑铁山诞生的山东八路军第三支队，由小到大的经历，它为当地人民立下可歌可泣的功勋，它对山东抗日局面的发展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心情是很激动的。如所共知，在敌人对山东解放区、游击区采取分割的手段下，这支部队始终承担着保卫疆河流域这一军事要道的重责。使在我党领导下的胶济路南北抗战力量，能够相互往来联系，调动配合，其积极意义是不能低估的。这支部队为保持淄河流域的畅通，为冲破敌人设置的障碍．曾付出过昂贵的代价。如一九三九年的太和惨案，鲍辉、潘建军、邓甫晨、张永先等同志，都殉难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魔爪之下。每忆及这支部队动人的经历与遭遇到的坎坷，我们就情不自禁地想到马耀南、鲍辉等烈士们的光辉事绩!也不禁想到已经逝世的老同志。如廖容标、杨国夫等同志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在此均致以深切的哀悼!对参加这支部队尚且健在的指战员同志们，也不禁倍增怀念。特致敬意。《渤海铁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