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革命后到抗战爆发这个时期内，泗水发生过三次轰动全县性的革命运动。
第一次是在1928年下半年。这时候北伐军已经进抵山东，封建军阀已经败退。在此革命形势的推动下，在曲阜党组织的号召策动下，当时泗水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革命青年，展开了反帝反封建的运动。运动的主要内容：一是反封建迷信。一些革命青年纷纷起来，拉神捣庙，捉巫婆、神汉，强迫男子剪辫子，强迫女子放足。二是取缔私塾。过去私塾是乡村的唯一学府，孔子的学说是天经地义神圣不可侵犯的，而这时却提出了打倒孔老二，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使私塾变成了非法。三是大办学堂。各村把庙宇改为学堂，把道士和尚赶走，把庙地的收入做为办学校的经费。从此泗水大多数的乡村都办起了学堂。不过当时在农村还没有党的组织，没有把农民普遍地发动、组织起来，对地主、封建阶级没有多大的触动。虽然也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的口号，但是实际上没有改变封建制度的社会基础。这个运动不很久，国民党政府就出来限制和取消了这些活动，于是，这次运动就烟消云散了。
泗水第二次革命运动发生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三省，国民党不战而退，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这时曲阜二师党组织发动了大规模到南京国民政府要求抗日的运动。当时鲁南的曲阜二师、明德中学、滋阳乡师、临沂乡师等中等学校约2000多学生，齐集兖州，在铁路上卧轨，要求乘坐火车到南京请愿。在这个运动影响下，曲阜师范、泗水师范讲习所，泗城一小、柘沟、西岩店等各学校的学生都组织起来，组成许多宣传队，到各个集市、乡村，进行抗日宣传，声讨国民党丧地辱国的罪行。还查日货，烧日货，演了许多抗日戏剧。这个运动，大约有二、三个月就结束了。经这次普遍的宣传、教育后，广大群众的民族觉悟有很大提高。对国民党打内战、卖国的政策普遍表示不满和反对。
第三次革命运动就是“七·七”事变以后，全国掀起了抗日高潮，泗水这时已经建立了党的组织，有了党的领导，发动了抗日武装起义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当时的国民党和地主势力还是统治者，国民党的县长虽携款逃跑了，但地方上的国民党和与国民党有密切关系的地主上层分子，为了保枪保家，纷纷拉起武装，名义上也是抗日。至1938年底，泗水拉起的这类武装，有两个梯队(三、七梯队)十一个大队，大约有四千余人。我党拉起的武装大约有140余人，参加我军学校受训的大约有百余人，我党组织的抗日群众团体(青年抗日救国团，妇女抗日救国会、抗日自卫团)大约四千余人，抗日的烽火在泗水的大多数乡村燃烧起来。
上述这三次的革命运动，在38年底，主要的领导力量还是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国民党左派、革命的青年。虽然从31年后泗水就有了共产党的活动，但在全县还没有形成领导力量。在上述运动直接、间接发挥重要作用的多是教育界人士，其中主要人物有赵茨文、刘首民、武雨琴、汤庆元、张国英、李冠三、王克亭、乔尚钤、曹鸿昌、宁美峰等，(外籍人和先反帝反封建而在抗战后投敌者不予列举)。而在这些人当中，赵茨文是比较突出的一个。
赵茨文毕业于曲阜二师，家住中册，系小地主，是国民党员，信仰三民主义，崇拜孙中山、蒋介石。但是他对国民党的腐败和违背三民主义宗旨的做法是反对的，所以他与国民党的党政机关联系很少，他主张教育救国。他在1928年或1929年就到柘沟小学当教员，约半年离开，后于1934年或1935年又到柘小任校长，后又到泗水城一小任校长。是否还在外办过学校，我不清楚。据我所知，他办了一辈子教育。从他办学校的教育实践来看，他是一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宣传抗日，主张民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活动。同时在办教育方面，也有改革和创新。我对他办教育方面印象最深刻的有三点：(一)注重思想教育，采取重点突破。每周有一个教育重点，例如定某一周为礼貌周，这周主要是讲究礼貌，检查礼貌，从先生到学生都认真执行。如卫生周，在这一周里面，主要是讲究个人卫生与环境卫生，学校大扫除，进行卫生检查等。还有宣传周，在这一周里，到外边、到集市去宣传……这样搞，教育的效果是比较好的。(二)在学校中注意对贫困教员和学生的经济帮助。我记得有一个教员叫董新生，家庭穷困，生活困难，他就把他的工资拨给董一些。有的学生买不起书，交不起学费，他也进行帮助。他家庭是小地主，经济上较富裕，他对人能仗义疏财。
(三)
善于团结人。他在柘沟、泗水城里一小当校长时，教员中有共产党、托派、国民党、封建顽固分子等，他都能把这些人团结在一起。所以，办学成绩较大，声誉较高。
在我和他的交往中，有两件较大的事情，需要特别说一下。一个是在柘沟小学组织读书会问题。另一个是在抗战初期以他为首组建75大队问题。
柘沟小学组织的读书会，开始准备是在1936年的上半年，成立是在1936年的下半年。当时组织读书会的重要原因是赵茨文想发展个人势力，与当时的教育随员张国英(号子才)进行斗争。因为张国英与赵茨文之间有矛盾，据说张国英在教育局中讲了赵茨文的坏话，赵茨文也收集了关于张国英的一些弊端，想发动群众控告他。于是，他就想出了这个办法，以读书会的名义，把泗水城西各村小学教员组织起来，为他所用。泗水城西各村的小学教员大部分是赵茨文的学生，在他的号召和动员下，很快就组织起来了。我和夏风是这次活动的积极分子。当时规定的读书会的任务就是传阅书报、刊物。因各乡村小学资金短缺，没有什么书报看，教员们要求把柘沟小学定的报刊和图书馆存书借给各个小学教员传阅。当时还划出了报刊的传阅路线，由各庄互相传递，另外每逢柘沟集，各村教员可以利用赶集机会，到柘沟小学交谈学习中、教学中的问题。有时赵茨文、刘首民也到各小学去玩玩。这样，读书会成立了四、五个月后(到1936年底)，赵茨文提出了要告张国英，让读书会的成员签名。那时提出了张国英的罪状有十几条(实际是宗派斗争)。当时签名的有近百人，除了城西的小学外，我在泗水城南也动员了十几个小学教员签名。状子写成以后，旧县政府就知道了。当时的教育科长张雪庵找赵茨文谈话。谈的具体内容不清楚，只知道确定赵获文到城关第一小学任校长，同时还确定了几个教员也一块到一小去。于是告张国英的事就平息了。1937年初赵茨文到任，柘沟小学由刘首民继任校长。刘首民任校长后，读书会还是保持经常活动，因为他认为读书会是有用的。
我是赵茨文、刘首民的学生，不过1936年前，联系很少。1936年底，为了组织读书会，赵、刘和我联系密切，要我多参加读书会的活动，并聘请我到柘沟小学当教员。我当时也有这个意愿，在教学中、读书会中积极工作。读书会建立不久(1936年秋)，江洪便到柘沟找我(他是参加菏泽乡农学校会后回家看望)。他向我了解了读书会的情况，同时对读书会以后的工作向我做了交待。本来我与江洪在1935年就认识，那时我在山河村(羊栏)教书，和江洪家小颜庙庄相距一里路。那时他到我处玩了几次，见到我看李季著的《我的生平》，他说：李季是第三党，他的观点有些是不对的。同时也对时事发过评论。我当时认为他是党员，曾要求他介绍我入党，但他不承认自己是党员，他说做个党员是不容易的，要有很高的知识。他曾借给我《高尔基传》等书。从此，我对他的印象很好，但没有联系。在柘沟读书会建立后，他即找到我，要我努力把读书会办好，传播马列主义的书籍，不要传反动的书籍。他建议读书会订阅全套青年自学丛书，如《大众哲学》、《思想方法论》、《什么是政治经济学》、《中国向何处去》、《从苏联来》等一些书籍。我当时即把他介绍给刘首民、夏风等人。刘首民接受了他的建议，订了这些刊物，还约定江洪以后也寄些书刊给读书会。
当时的柘沟小学分北校和南校。北校是封建学董、地主常聚会的地方，南校是读书会革命青年聚会的地方。南校有刘首民、赵超、夏风和我。1937年我已经入党。夏风当时思想比较进步，我们观点比较一致。刘首民曾是国民党员，但他对政治问题无所谓，对抗战、对培养青年也还是赞成的。赵超曾参加托派，但他同周蓝田同志是亲戚，周蓝田同志经常与他谈话和联系，所以赵超在那个时期接受了我们党的观点，是赞成抗日的，也是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因而那时读书会内没有什么争执，一切活动都很正常。到1937年下半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建立了四区的抗敌后援会，(主任刘子璜、刘首民，成员有刘海岩、夏风、张林夫等)和读书会合伙办公。这时在内部关系上就紧张起来了，一方面是读书会的工作比较紧张，出刊了抗敌快报，每天给城里打电话，打听战争的消息，然后写成稿子，印出来向外散发。同时还写出了一些文章，如：关于抗日民族战线的问题，关于人民怎样起来抗战，抗日能否胜利等。除了出快报以外，还搞集市宣传，每逢集市都组织宣传队，宣传战争的消息，晚上还办夜校，组织民团和青年晚上上课。再就是酝酿拉部队。这时各村教员到柘沟小学来打听消息的也很多。另一方面，读书会内部也产生了分歧。从1937年下半年以后，托派崔希贤常到柘沟小学，他带去了一些托派的报刊、书籍，我记得主要有“战旗”、“火花”两种报纸，有美国出版的杜威为托洛茨基翻案的一些书籍，还有一些攻击苏联、破坏抗战的宣传品。他要散发，我们不赞成，对快报中的文章也不断发生争执。特别到了1937年9月(或10月份)，有一个更主要的托派张延恕(又名张心如，官园人)从南京监狱释放后，托派的首领张慕陶、叶青派他回到泗水。崔发动张延恕暴动(发动群众在抗战的名义下向县政府要枪)，并说：国共合作抗战是共产党“无耻的投降、背叛共产主义。”这时，我们党的管戈同志、周蓝田同志、曹宇光同志也回到了泗水，带来党的一些指示，关于国共合作问题，抗战能不能胜利的问题，靠谁抗战的问题，怎样抗战的问题，展开了普遍的争论，争论的主要方面是我们同托派的斗争。在这次斗争中，江洪同志寄来了几份材料，一份是油印的“鲁迅答托洛茨基派的一封信”，这封信很好，我们收到后，又油印散发，对托派的打击很大。另外还寄来油印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华北自治的通电，还有毛泽东自传等。这几个材料散发以后，影响很大，压倒了托派的宣传。到了11月间，敌人进攻到了鲁南，学校停课了，读书会的正常活动也停止了。我们党在读书会、抗敌后援会的基础上，拉起了部队，组织了抗日团体。托派也拉起一部分人，张延恕率领，参加了国民党李茂芳的部队。后来，因张在李部搞分裂，被李枪毙了。
总起来说，赵茨文为首建立的这个读书会，两年来在宣传教育青年，传播马列主义，动员抗战，反对托派的错误理论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读书会的成员后来多数成为抗战和革命的领导骨干。
赵茨文建立75大队，大约在1938年的3、4月间，当时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群众普遍要求抗战，要求拉队伍、打日本；另一方面有一些土匪游击队乱索枪，扰害地方。所以这时以中册为中心，公推赵茨文为首，把中册与周围各村枪支集合起来(约百余人枪)，归国民党秦启荣的建制，定番号为秦部于惠民梯队的75大队。参加的人有农民、学生、教员。因赵茨文在教育界影响较大，穿大褂的多，所以群众叫这个队伍为“大褂子队”，也有人叫“保枪团”。这部分队伍还算好，没有象其它游击队一样干一些坏事。大队长是赵茨文，付队长是吕德仲，参谋长是夏云，政训处主任是武雨琴。大队以下有三个中队，第一中队：中队长吕德仲兼任。第二中队：队长是王炳森，又名王霄林，是我的表哥。第三中队：队长是赵炎。关于这个部队具体的组建过程我不清楚，因这时我已到徂徕山四支队了。只是在五月初的一天，省委程照轩同志把我叫去，说泗水江洪（钱杰东）来信说他争取了国民党的75大队，让我和参谋周庆彪回泗水，带这个部队，要我先找江洪；商定好行动计划，报告四支队批准后再行动。我回到泗水后，先找到江洪、夏云，以后又找到武雨琴、夏风和75大队中一些相识的人。由此我了解到大队长赵茨文在部队拉起后，就离开队伍，隐居起来。副大队长兼第一中队长吕德仲，是国民党员，出身地主，一心跟国民党走，反对参加八路军。二中队队长王炳森，出身中农，干过旧军队，有吸大烟的嗜好，他认为参加八路军虽然好，但八路军生活艰苦，纪律太严，不愿参加八路军。三中队长赵炎是赞成参加八路军的，但当时他不是党员，对共产党、八路军认识不足，要他带领全队参加八路军也是困难的。队员绝大部分成分很好，但没有一个党员，没有表示坚决干八路的。经研究，确定我直接去找赵茨文，和他正面把问题谈开，争取他的帮助。当时我到中册，正好在庄西头林子里碰到他，于是我们就在林子里进行谈判，我把八路军的政策、组织，领导对他的器重和希望都谈了，要求他带队参加八路军，或至少帮助我们做些动员工作。当时他表示，他完全赞成这个部队参加八路军，但是他不能参加，他说身体有病，不能爬山涉水，并说：“你们和汉亭、雨琴谈好，完全可以把部队拉走。”他还出了些主意，看起来态度还是诚恳的；但不愿公开支持，对此表示的很坚决。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对争取75大队问题研究了三个方案，一是给四支队写信，要求部队来泗水，然后把75大队带走；二是采取公开动员办法，自愿参加八路军的就跟着走，不愿意参加八路军的就留下；再一个是采取隐蔽的办法，乘吕德仲不在队伍时，托言到外地整训，把队伍拉到四支队，然后再做上述动员。经过多次商量，认为采用第一个办法好，即让四支队开到泗水收编这支部队。于是我给省委写了信，让周庆彪同志带回去，我留在75大队进行工作，听候省委指示。后约十几天时间，周蓝田带着红军干部薛云亭到了泗水，说四支队二团快到泗水了，这样大家认为可等部队来，收编75大队，就没有问题了。当时没有估计到在这个时间内吕德仲已向国民党报告了我们在75大队的活动，国民党采取了先发制人的办法，派他的第三梯队到柘沟，逼近75大队(驻马庄)，由吕德仲、吕德廪强行把75大队带走，并扬言要逮捕八路军的工作人员。我们当时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认为如果我们强行阻止75大队拉走，就要引起一场斗争，我们的人数少，会遭失败。于是决定把我党在里面工作的干部拉出来，队伍让他们带走，以后再做工作。这样在75大队拉走近一月时间，县委派了交通员王恒春(柘沟二村支书)到南北顶探听75大队的消息。王恒春见到了75大队三中队的班长王忠臣(他们是叔兄弟)和其他的熟人。当时王忠臣对王恒春说，他正在挨整，吕德廪说他通八路，说他们少了枪和弹药，要追查王忠臣。王忠臣向他打听八路军的活动情况，王恒春就把四支队要来泗水，派红军干部来领导泗水工作，县委常住黄土崖等情况告诉他。隔了五、六天，王忠臣带了十四人枪到黄土崖，找到县委，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泗水独立营。
赵茨文出于抗日的意愿，建立了75大队，以后并愿将此部队转归八路军，这是赵爱国的表现，是应肯定的。但我党争取75大队的工作是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并不在于没有赵茨文的公开支持和帮助，而是我们当时做此项工作的同志经验不足，警惕性不高，工作瞻前顾后，优柔寡断，没有做好基层工作。这是基本的经验教训。
关于赵茨文和共产党的关系，可以说是和平共处的关系，或说是一般的朋友关系。他对共产主义不信仰也不反对。他对学生和同事中的共产党员能够泰然相处，没有什么加害或歧视。但他也不愿直接地公开地帮助共产党办事。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共产党和赵茨文直接发生关系，除上述75大队问题外，还有两次。一次是在1937年7、8月间，国民党县长秦载敬向柘沟区长刘子璜问过我和曹宇光、刘海岩的情况，说我们是赤党分子，企图暴动，要逮捕我们。当时社会上传说，这个情况是赵茨文向县里报告的。不久，赵茨文也听说了，他为此专到柘沟，找到我并要我转告曹宇光、刘海岩，解释这是坏人造谣，他决不会干这种事……。态度很诚恳。我把此事告诉了曹、刘，大家对他的解释是相信的，后来我们查证清楚，此事是柘沟地主、封建势力的代表李士范干的。李士范利用丰后庄的流氓孔繁友，冒称东北义勇军队员，伪装进步，打入我们内部，参加过我们几次关于组织武装的会议。会后，孔向李士范作了汇报，李士范就赶紧向国民党报告，说“共产党要暴动”，要求县府逮捕我们。此事与赵茨文是没有关系的。再是1946年7、8月间，我和武雨琴都在鲁南一地委工作(当时住曲阜)，想请赵茨文参加我们的工作，于是把他请到曲阜地委机关，谈了三、四天（武雨琴和他谈的多，我同他谈了两次），结果他说身体有病，不愿出来工作，就又回家了。此后，我们就未和他联系过。
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重点进攻期间，他的表现怎样我不很清楚。据一些人反映，他没有帮敌人办什么事。在我们进行反奸诉苦、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时，他都不是重点对象。据我了解，他的人生哲学是“明哲保身”、“中庸之道”，善于交际，处事圆滑。为人较廉洁正派。对人民革命虽无大贡献，但一生从事教育工作，进行过反帝反封建的活动，为国家社会培养了大量人才。从总的方面说，他还是一个爱国的进步的民主人士，是国民党中的左派，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