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前，郑文卿任中共河北省定县中心县委秘书长，6月，因定县地下党遭破坏，在被捕前夕，党组织及时通知他，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党做出决定，派郑文卿和中共党员张贺来郑州刘泽南创办的中南小学。1933年5月中南小学易名中南学校,分小学部和中学部，中学部校长由郑文卿担任，小学部校长由刘泽南担任。
9月初的一天上午，突然校工进来报告：“一个文质彬彬的人自称报社记者，要来学校采访校长。”郑文卿和刘泽南两位校长于是召集了由几名教员参加的座谈会。在寒暄中，郑文卿发现那位“记者”对自己十分注意，最后又借口要单独采访校长，二人来到郑的住房，“记者”环视左右无人，突然神色严峻地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他。郑文卿急忙关上房门，匆匆将信看了几遍，才知道这位“记者”是河南省地下工委派来和他接头的，是河南省工委负责人，叫马霓虹。郑文卿离开河北到郑州，已经和党失去组织关系三个月了，他时时刻刻都在为此而着急，这时，他的激动和兴奋是可想而知的。二人深情地握着手。马霓虹无须多讲什么，因省工委的信上已经将他俩以后见面的联系时间、地点写得清清楚楚。很快，郑文卿又提高嗓门，认真地回答记者的问话，然后带领这位“记者”到课堂听课，到操场参观，还找教员个别谈话，最后又客客气气将记者送出校门。事后郑文卿才知道，在他撤离河北定县后，河北省地下党负责人白云同志报请北方局，将郑文卿的组织关系转到河南省工委。根据北方局指示，河南省工委应尽快设法去中南学校和郑文卿接关系。由于单方面无法规定接头联系暗号，于是省工委书记吕文远就派地下党员，郑州火车站职员马霓虹进行了这次缺少暗号，十分冒险的接头。
从此，党的文件、宣传品、省工委的指示、郑文卿给省工委的工作汇报，都由马霓虹传递。同年九月底，郑文卿与原有党员教师范锦尚接上了关系，中南学校当月底成立了党支部，郑文卿任书记。很快，又发展了教师刘淑坤等加入了党组织。这期间，党支部在学生和工人中进行了反蒋、反帝、拥护红军、改善学生和工人生活等宣传工作。同时，党组织也得到了发展壮大。同年10月，省工委派张文岑以报童身份和郑文卿取得联系。中南学校成了郑州第一个成立党支部的学校和省工委在郑州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省工委书记吕文远高兴地称这里是敌占区的“小延安”。
中南学校的影响越来越大，引起反动当局的恐慌和敌视。他们派特务进学校，以参观为名进行侦查，被拒之门外；这期间，特务发现中南学校一个穿长衫的文化人（即郑文卿）经常去纱厂找工人；一个被学校辞退的女教师向南京特务组织兰衣社举报说中南学校是中共河南省委的地下机关。
1933年11月17日凌晨，敌人出动大批军警对中南学校、纱厂小学、扶轮小学和铁路局职员进行疯狂搜捕，捕去27人。这就是震惊全省、影及平津的郑州中南学校大逮捕事件。中南学校突然被郑州警备司令部包围时，正值清晨，郑文卿被传达室的工友匆匆叫醒，不一会儿，一个穿灰色便衣的特务手持手电筒闯进他的住室，恶狠狠地喊着他的名字，说是奉命来学校检查。接着拿出了“名单”，大喊：刘泽南！范锦尚！当特务搜查刘泽南时，郑文卿抽身到了范锦尚的房间，范即将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和一份省委文件交给了郑文卿，郑迅速装入内衣袋，以上厕所为名抽身出来，准备将东西藏到厕所。刚到厕所门口，突然省委交通——“报童”小陈出现在他的面前，大老远就开口嚷着向他讨要报纸钱。郑文卿立即将“钱”交给他。小陈随即将文件和《斗争》杂志夹在报纸里，大摇大摆地离开了学校。
原来，就在中南学校被包围的同时,“报童”小陈得到消息，他很快出现在学校门口，大叫大嚷并和军警拉拉扯扯，说这个学校的校长已两个月没给报钱了，今天非给不可，军警只好放他进校“讨要报纸钱”。他乘敌人不备和天还不太亮,在学校厕所附近和郑文卿进行了紧急的接头，小陈深情地向郑文卿道了声：“珍重”，然后又带着一副讨回了报纸钱的得意神情，从容不迫地在军警的眼皮底下离开了中南学校。
由于小陈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机智勇敢地掩护了党的文件，使敌人查无实据，也为后来被捕者进行合法斗争创造了条件。
天亮后，特务把被捕的中南学校11人全部带到了郑州警备司令部押在一间大屋里。张贺(党员,中南学校党支部宣传委员)为使大家放心，悄悄地告诉大家说他身上的文件已毁掉。其它同志也说没有证据落在敌人手里。郑文卿神色严峻地对大家说：“敌人对我们的搜查逮捕是摧残教育的反动行为，敌人没有拿到我们的任何证据,我们要团结一致斗争到底！”大家互相用眼神鼓励对方，默默地做好了迎击敌人迫害的思想准备。
在郑州警备司令部关了一个白天之后，当天夜里三个学校共27人被用铁甲车押往开封绥靖公署监狱。18日拂晓到了开封。郑文卿利用一切机会鼓励同志们坚守党的机密、保护自己,不出卖同志。敌人将他们27人分别关进了监牢。
敌人一下子抓了27个共产党，欣喜若狂，当天《北京晨报》和河南各大报纸相继刊登在郑破获共党之喜讯，国民党政府决定在其中大做文章。第二天一大早，敌人就开始提审校长郑文卿：“你们学校(被)抓来多少？”“我校的（教员）全部被捉来。”“你们薪金多少？”“每人五元钱，我们现在钱少，准备以后好好办学，以便增加收入。”敌人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阴着脸说：“有人告你们，你们的经费由共产党接济，快说！你们是不是由共产党接济？”“根本没这事！你可以查我们学校的账。”郑文卿看了敌人一眼，平静地回答。于是敌人押送会计王绥轩回郑州取了账本。结果没有查到任何破绽。
敌人查不出经费问题，于是给他们扣上预谋暴动的罪名。在审讯中，郑文卿严词驳斥：“我们是教书的，根本不知道什么暴动不暴动，你们说话、捕人都要有证据。”经过前后三次过堂，郑文卿都有理有节，据理力争，敌人拿不出任何证据，理屈词穷，一点办法也没有。为了磨灭郑文卿的意志，敌人又把郑文卿关在死刑犯号子里，每星期二、四点名（枪毙），以此恐吓郑文卿，企图让郑文卿叛变招供，但对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中南学校事件发生后，中共河南省委立即开展营救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郑州、开封各界人士同情，并组织中南学校一批学生到开封监狱看望老师，向国民党当局强烈抗议要求释放老师回校教书。狡猾的敌人不答应学生提出的条件，学生开始在监狱外面静坐，孩子们声泪俱下地向路人控诉他们的老师无端被捉来的经过，引起社会舆论的同情。同时，被捕的一个教员(家在开封，有亲戚在官府做官)的家人也积极做了大量的营救工作，郑州同乡会发动全市人民积极声援，使敌人感到十分恐慌。在狱内外紧密配合下，敌人的阴谋遭到了彻底的破产，经过一个月监牢的磨难，被捕的27人，又在同一天全部无罪释放。郑文卿出狱后，省工委根据他在狱中的表现，做出了“郑玉鹏这次被捕表现是很好的”结论。同时，为了防止本案有反复，省工委立即调他到豫北一带，筹建“豫北工委”工作。任“豫北工委”书记，领导豫北25个县党的地下工作。郑文卿接受任务后，到焦作扶轮中学和当地的地下党员接上关系，很快成立了豫北工委。新乡、焦作、安阳一带被敌人扑灭的革命烈火又如星火燎原一般迅速燃烧。
1934年5月，郑文卿调回中共河南省委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在吕文远书记领导下，参与领导全省的革命工作。这期间，他们领导成立了“铁路工作委员会”，由马霓虹任书记。郑文卿因已是职业革命家，所以，他经常到全省各地巡视工作。
1934年9月，曾在省委和郑州市委（1932年）任过职的信阳中心县委书记李剑森被捕叛变，为了安全，省委决定派郑文卿去上海参加筹备召开全国职工大会。后因工作需要，郑文卿留在上海中央局，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兼上海工人联合会委员长，开始了新的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