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中共华中局机关北移山东成立中共华东局。也撤销了原来的华中局敌区工作部，在华中分局另设联络部，驻在淮阴城内，我被任命为联络部长，陈同生和任柏生同志任副部长，由谭震林同志领导。在我刚到任时，接受第一个任务，就是接待军事调处执行部淮阴三人小组(注)。国民党、美方各派来一个代表，我方代表是谭震林同志。美蒋代表来到两淮重地，名谓“军事调处”，实际怀有另外的政治目的。接待工作也避免不了复杂的斗争。后来军事调处没有什么结果，他们就不了了之地走了。我的接待任务也就告一段落。
华中分局联络部成立后，原华中局情报部的全部工作都移交了过来。日伪投降初期，国民党一时忙于抢夺胜利的成果，接收大员们热衷于争夺“五子登科”。〔注:所谓五子登科即位子(官位)、房子、条(金条)子、车子、女子(姨太太)〕。各方面的统治尚不严，我们当时首先就利用这暂时的有利条件，组织一批干部，也运用并发展了一批社会力量，开辟了几条通往南京、上海的秘密交通线，为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曾护送了从延安、华中到上海、南京等敌占区去工作的几位负责同志，如地下党上海局书记刘晓同志从延安到淮安后，由联络部护送到上海，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同志从淮阴出发护送到南京-等，保证了一路的安全。在交通联络较畅通的情况下，我们也加强了与上海、南京地下党原有情报工作的联系。整顿发展了一批我们直接掌握的工作关系。根据华中分局的指示，从各个部门又抽调了一批符合条件的干部，先后组织了六个工作委员会，选派人员分别去到蒋占区，以对军统、中统、国民党、军队、政府和“青红帮”等为目标，开展情报策反工作。为开展对敌业务，开辟交通线和发展边区经济建设，创办了“中和信托公司”，联络部下面还设置调查研究室，搜集蒋占区各种公开资料，办了一张谋略性小报“自由花”，供有关部门参考，同时还通过交通渠道，向蒋管区发送。同时，还向湘、鄂、赣地区开辟工作。在此期问，曾获得了一些重要情报。如一九四六年春派到南京的情报干部林志远同志从蒋内部取得的国民党“全国整军方案”。对国民党原有多少部队、多少人、什么武器装备，整军后有多少部队、多少人、什么武器装备、部队驻地等内容全面而详细，对我们了解国民党全面军事建制和整军动向很有用处。送来后，谭震林同念带去中央，对当时重庆谈判中先掌握国民党整军的底数很有用处，周恩来同志曾传令嘉奖。在蒋介石发动内战之前，我们又从国民党的国防部获得了“各战区战斗序列”和准备内战的各战区的具体战略部署的情报，这确实证明了蒋介石一面佯作和平谈判，一面积极准备进攻我们的证据材料。
日本投降后，暂时停止了枪声，但和平时期并没有延续多久，一九四六年的五月至七月，国民党军撕毁《双十协定》，在长江一线首先发动内战，相继向我苏中、淮南地区进攻。我军奋起自卫反击，连续获得苏中“七战七捷”的胜利。华中联络部这时也积极部署从敌人后方和敌人内部来打击敌人，以配合自卫战争。首先我们从“交通警察总队”中下手，原驻在上海的交警十五纵队一大队长王一藩，在地下党员佟子君同志具体领导下，经徐中一同志通过李华朴(王的亲戚)向王进行工作，当知道王不愿意调到山东胶东去干“一面打共产党、一面监视其他国军”的思想后，便加紧对他进行教育，王表示:“刘善本由空中飞向延安，我王一藩就从陆地投奔共产党”。就这样在王一藩的部队调到青岛附近即墨的南泉车站后，李华朴等在佟子君陪同下专程到苏北淮阴来，谭震林同志亲自接见，我和沙文汉、陈同生等同志和他具体商量了王一藩在山东起义的整套计划。在一九四六年八月，王一藩亲率四百多人枪投向胶东解放区，这一行动对刚暴发内战不久的蒋介石是当头一棒，在蒋占区和蒋军中均产生了较大影响。
一九四六年冬，我军在先后获得苏中、宿北、涟水等战役歼灭蒋军大量有生力量的胜利后，主动撤出了两淮和涟水等县城，我也随军撤到山东。
在淮阴时，我打听到原来在上海电影界工作的女朋友的下落，托人带信给她，并希望她能来解放区，但她表示不能来，因此我才下决心另外物色爱人。我在工作中和李琼同志有经常的接触，逐步建立了感情，她原是上海的工人党员，一九四四年又进根据地，思想很纯朴，是个好同志，在一九四六年冬天，我们到山东后结婚了，这年我三十五岁。
到山东后，我改任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主要任务是密切配合军事斗争，围绕争取解放战争胜利这一总目标，一方面千方百计，继续进行华中联络部的工作，另一方面，又在山东沿海港口开辟新的交通线路，恢复南方蒋占城市的工作联系。一九四七年九月，又接受华东军区任命我为“华东区处理俘虏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职务，抓战俘军官团的工作。一九四七年一月，我军在莱芜战役中俘虏了几百名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华东军区将这些人集中起来，准备在产行教育后予以释放。当时全部集中在山东渤海区利津县，成立了一个军官团(营以上的俘虏军官)和一个军官总队(连排级俘虏军官)。军官团身份最高的战俘有战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七十三军军长韩濬。军官团里的战俘一律称学员。我们一面组织他们学习，给他们上课，我当时以联络部长的名义，经常给他们做报告，较多的是给营以上的俘虏军官讲课，一面要他们写材料，要他们把国民党军队的有关材料，如部队编制、番号、驻地、成员、装备以及部队沿革、内部矛盾等等，全部详细写出来。这些战俘写了不少材料，由材料科长钟望阳同志负贵保管、整理，供有关方面参考，对解放战争掌握分析敌情起了一定作用。经过一年时间的审查，教育，战俘对我党我军的认识，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为了分化瓦解敌军，也为了减轻我们在战争环境中的负担，一九四七年冬决定将这批俘虏全部分批释放。释放前我们做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给他们晓以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道理，指明国家和民族前途及他们自身争取立功赎罪的出路等等。事后证明有些战俘释放回去后确实起了瓦解蒋军和为我方工作等作用。军官团的工作从一九四七年开始，到一九四八年春结束。这时华东局和社会部要我留在渤海参加区党委，兼任区党委社会部部长，参加渤海地区的土改复查工作，并奉命参加扭转执行政策上某些“左”的错误倾向。我们在公安部门采取各种形式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工作，提高思想业务水平。在渤海惠民县办了一期公安保卫干部训练班对外称为华东建大二分校，各县的公安保卫干部除留下必要的人维持日常工作外都参加了，有几百人。这个学校的校长李丰平同志，他是山东公安总局局长，我任校党委书记。我和李丰平以及其他一些同志都担任讲课，采用整风的方法，着重进行政策教育。我根据党多年来公安保卫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主要讲保卫工作的业务理论和政策教育。在渤海还由钟望阳同志编了《渤海公安》的刊物，经常有破案的实例，侦察工作经验等，很受公安干部欢迎，华东、华北各地也都来订阅。在一次渤海区公安会议上，我出了个题目:“大家答复”，请与会的各县公安局长介绍自己办案的典型经验，最后我归纳作了总结性发言，题目是《论犯罪与侦查》。，由于是自下而上总结实际工作经脸，于部感到有所提高。全国解放后，浙江省公安厅把它印成一本册子，作为业务学习材料。
一九四八年秋，华东局社会部要我去中央社会部汇报工作。我在河北西部的西柏坡见到了李克农同志，他要我今后“不要再当机动干部了”，要我回华东专搞情报工作，任华东情报部长，向我交代了工作方针和许多具体任务。我早知克农同志是我们党最早创建情报工作的前辈，机智多谋、建有殊勋，有许多传奇性的故事，我对他是很敬仰的。
一九四九年元旦，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宣告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我在华东局社会部又着手进行准备南下接管苏南、上海国民党警察局和组建人民公安机关的准备工作。在二月下旬，我率领六十余干部携带电台先行南下到达淮阴，马上派出赵铮、王宁同志到扬州建立工作站，面向镇江一线开展情报和策反工作，派李滁非、王济普同志到六合建
站，面对南京工作，派王徵明等同志到靖江建站，参加策动国民党江阴要塞部队的工作;派刘大庸同志到南通建站，对上海开展工作，各工作站均配置电台。同时，又派原徐楚光同志下属栗群、周镐同志去策动孙良诚部的投诚。在这期间，还组织钟望阳同志为首的材料干部，日夜突击，将上海和江南地下党送来的、战争中缴获的、战俘写的以及长期积累的各种有关材料汇编了上海和南京、苏州、杭州等地区的敌情、社会情况的系统资料。其中《上海概况》分门别类各行各业的调查资料就有三十六册。在华中工委陈玉显同志的支持下，经印刷厂工人同志日夜赶排，在四月渡江前即陆续印了出来，发给准备接管有关城市的负责干部参考，这些材料对南下同志是非常需要的。
四月下旬，我渡江南下，随华东局驻在丹阳。扬州、六合、南通三个站工作干部和一室干部大部也均集中在丹阳城外，积极为进上海担负接管和肃反工作做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我带了何荦、郭曼果等几个同志驻在丹阳城里，还带着一部电台搞情报工作，这时我们已从上海方面获得了国民党汤恩伯在上海的工事设防的具体材料，对我军进攻上海非常有用。渡江后的胜利形势更促成国民党内部出现土崩瓦解之势，我的接待工作应接不暇。国民党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副局长兼预备干部总队长贾亦斌，在我地下党上海局干部策动下，于四月七日率四千人在嘉兴起义，向天目山挺进。沿途遭到蒋军围追截击，贾亦斌同志在吴兴以南突围后进入浙西，后辗转来到解放后的丹阳。我接待了他，并和他研究了工作和人员安排等问题。所谓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实是蒋经国培养嫡系干部的机构，局长由蒋经国亲自兼任，贾亦斌同志率部起义，对当时蒋介石内部心理影响是很大的。过去一些作恶多端的特务分子这时也动摇了，不断有人找上门来投诚，还有不少情报关系也纷纷来找我。其中有一个国民党有名的特务分子，在苏州要找潘汉年同志未找到(那时潘汉年同志在北平尚未南下)。后经驻在苏州的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保卫部陆政同志介绍，到丹阳来找饶漱石，并报告了一重要的潜伏特务为“见面礼”，表示愿立功赎罪，为我工作。饶漱石认为他接见此人不适当，但不接见又不好，因此要我出场接见，并预约在接见时饶借故来找我，作为偶然相遇，顺便和他谈几句。饶与此人见面后，即打电报给康生、李克农，康生当时是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是副部长。康生回电饶漱石，说:“可以带xxx去上海协助搞肃反工作”。我事后知道此人早年原是我方人员，被捕后叛变，当了蒋特，以后被日伪逮捕，又为汪伪特务机构工作，一九四一年秘密与潘汉年同志有了联系，供给我们情报，中央有关部是了解此人情况的。在得到康生回电批准后，饶把此人交给我，以后在上游，对肃清隐蔽特务、反革命的工作中起了一些作用。
我和李士英、梁国斌等同志离开丹阳是五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分批乘火车到南翔，再改乘汽车进入上海。很快和上海地下党的沙文汉、吴克坚同志以及长期潜伏在伪警察局内的党的组织——警察委员会的邵健、刘峰等同志胜利会师了，我感到兴奋不已。一九三九年离开上海时，还是帝国主义统治的租界，经过十年，现在上海已回到中国人民怀抱。但我在沉思中也缅怀许多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作出英勇牺牲的烈士们，特别是隐蔽战线上的战友们。如南京的徐楚光、张冰、周镐同志，上海的卢涛等同志，他们多年来在蒋介石统治区奋不顾身，出生入死默默地工作着，为解放战争立过大功，解放前夕在进行情报策反工作时，不幸被敌人察觉遭到杀害。他们应是人民永远纪念的光荣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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