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胡清瑞同志1934年期间在中共河南省委一起工作，之后我就到八路军115师工作。淮海战役时我和胡清瑞同志在前线见过面，那时我们同在华东军区，他在军官总团，我在军政保卫部。因为战争年代，就简单聊了一下，各自回部队了。上海解放后，我曾在华东政法学院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就调北京工作，六十年代我又到青海工作。而胡清瑞同志一直在上海工作。我们彼此间也基本没有联系。1975年12月份我陪洛林同志到到上海治病，原来我一直知道胡清瑞同志在上海法院系统工作，所以我到市高级法院找到时任院长的李继成同志。是李继成同志告诉我，胡清瑞同志已经调青浦县工作。所以我就赶往青浦找到了胡清瑞同志。
两人在文革这个特殊的年代见面，彼此都感慨万千。三十年前我们都是年轻的小伙子，而今见面时我们已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之后的三天时间，我们在南京军区空军上海巨鹿路招待所彻夜畅谈，大家叙述了当年在河南省委一起工作的情况，和以后各自的工作情况。当我得知胡清瑞同志的夫人张理此时正病重住院时，我又专程赶往上海龙华医院看望张理同志。张理同志看到我时很高兴，还亲自给我倒开水。我将为洛林同志动手术准备的两支白蛋白留给张理同志，张理同志握着我得手说：白蛋白留给洛林同志吧。大约两周后，张理同志就去世了，此时的我才明白，张理同志为何不愿意收下这两支白蛋白的原因。胡清瑞夫妇在战争年代总是将困难、危险留给自己的传统一直保持到张理同志生命的最后一刻，是我至今难忘的。1976年元月我冒着严寒参加了张理同志追悼会。会后我握着老战友的手，请他保重身体，过段时间请他来西北看看。两年后，我接到胡清瑞同志病逝的消息，十分悲痛。因为我和他之间还又一断生死之情。
胡清瑞同志去世以后他的儿子胡宏宏的来信，请我回忆和胡清瑞同志在一起工作的一些情况。我除对胡清瑞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外。特别叙述我同他之间有一段生死之交的战友情谊。过去我们都忙于工作，也从来不讲那段历史，知道这段情谊的同志很少，现在我将它公布出来也是对胡清瑞同志最好的怀念。我将我们这段生死的友谊告诉我们的后代，让他们牢记，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三十年代我同胡清瑞同志在中共河南省委一起工作，当时在白色恐怖之下，我们从事地下工作时是非常危险，随时有坐牢和杀头的可能，生活同样十分艰苦，且没有任何报酬，冒着献出生命的代价，为党无私的工作，那时我们只有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推翻国民党政府，解放劳苦大众。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目标下无私的工作和奋斗。我们有许多战友在那个前赴后继的年代里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1933年我到安阳任豫北特委书记，之后就调任省委组织部长。由于工作需要，经中共中央北方局同意，省委将原在西北军搞兵运工作的胡清瑞同志调回省委任军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胡清瑞同志是受党组织派遣，到西北军冯玉祥部当兵，一面搞兵运工作，一面学习军事。到军委后，他迅速投入新的工作。整顿清理了当时被敌人破坏的交通站，建立了新的交通线，使省委和苏区、鄂豫皖省委的联系保持通畅。同时输送大量的物资人员和药品到苏区，有力地支持了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他的工作得到了省委的肯定。
当时原中共信阳县委书记李新民（又名：李剑森），对中央提出的“广泛开展抗日基本纲领（即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的签名运动，持反对态度，因此在贯彻这个运动的过程中采取拖的“三不”办法：不发动群众，不传达精神，不汇报情况。他到信阳任职后几个月，对基层的党支部书记也未曾开过会。对全县的情况不熟悉，也不将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及时向省委汇报。省委觉得如此下去。信阳的工作难于推开。于是派我到信阳巡视。我到了那里以后，先后听取了基层党支部的工作汇报，回来后向省委做了汇报。在汇报中，我首先肯定李新民担任县委书记后，恢复和建立信阳的一些党团组织，开展了一些具体工作。如依靠贫雇农，反对剥削，依靠基层组织，通过说理斗争，保护了一部分贫雇农的利益等工作予以肯定。但是下面反映李的工作还存在许多问题，我也如实地向上级作了汇报。如铁路支部书记雷诗周反映：李新民对省委布置改选“黄色工会”的斗争非常不满。因为当时的“黄色工会”是届于“白色工会”和“红色工会”之间。如果我们不去积极的做工作占领“黄色工会”的领导权，使之逐步演变成“红色工会”那就有可能使现在的“黄色工会”蜕变为“白色工会”。而目前工会的成员绝大部分是工人、城市贫民和一部分流氓无产者，这些人有“两重性”。一方面，他们深受压迫，有革命的要求。另一方面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源自农村，来自农民，小农经济的思想意识根深蒂固，他们的革命要求不强烈，缺乏解放全人类的革命大志，只要目前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革命的动力就会“减速”，甚至不革命或者反对革命。所以我们必须加强对这部分人的工作，主动占领这块阵地，扩大我们党的社会基础，使之成为我们党的外围组织，将这部分人牢牢团结在党的周围，对于我党在信阳顺利开展地下工作是极为有利的。而李新民则认为：我们革命依靠的对象是工人阶级和无产者，城市贫民之类的人员不属于依靠对象，因此没有必要去做这部分人的工作。所以李在争取“黄色工会”的工作中仅要党员每人写几条标语，遭支部拒绝后，李又自作主张，在当地散发传单。敌人收到传单后以“宣传赤化”为借口，诬陷我党在信阳制造混乱，并在有关地方抓捕散发传单的党外人士，一些群众被敌人抓进监狱，遭拷打，严重挫伤了党和群众的感情，群众意见很大。东乡支部书记何芝华反映：李新民到任后，没有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工作，而是经常到外出，遇到突发事情，支部需要请示他，却无法找到他，也无法同他联络，使得东乡党的工作经常处于被动状况。其他一些同志也反映了李新民的一些情况。
通过巡视省委也基本了解了李新民的工作情况后，我如实向省委作了建议：信阳是联系河南省委和鄂豫皖省委的桥头堡，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需要派一位对党忠诚，有智慧，有工作经验的同志去那里工作迅速打开局面。省委研究后决定：李新民不再担任信阳县委书记的职务，给与“留党查看三个月的处分”，胡清瑞同志改任县委书记。我亲自找胡清瑞同志谈话，宣布省委决定。胡清瑞同志二话没说，就立即奔赴信阳,投入到实际工作上去了。
胡清瑞同志到任后，按照省委要求积极开展工作。首先把信阳的各级党团组织恢复起来。将铁路，南乡和北乡的党团的基层组织建立、健全起来，它是我党在信阳开展工作的首要条件。同时他日以继夜工作，对原有的党团组织进行整顿，对其中的不坚定分子，采取措施予以调离。重新制定地下党的工作纪律，要求严格遵守。对重要人员的联系必须保持单线，对原有的交通站进行了清理，物色可靠人员又重新建立几个交通站。县委的工作地点也转移到当地农村。与此同时，他又集中精力集中抓好我党在信阳的基础工作，紧紧依靠贫雇农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到团结城市贫民和其他劳动者，将他们作为我党的基础力量。第三，在群众中广泛宣传我党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主张，揭露一切反对抗日，“安内让外”的投降倾向。继续开展抗日基本纲领签名运动，动员全民抗日。第四，对在信阳极其周围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具体分析，对有反蒋倾向的西北军和东北军加强了宣传和策反工作，根据省委的安排，在时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又选派一些有地下工作经验、对党忠诚的同志打入这些军队内部，长期潜伏，白皮红心、学习武装，掌握情况、等待时机。一段时间，沉寂的信阳党的工作又重新活跃起来。
大约中秋节前几天，我又到信阳巡视，和胡清瑞同志在信阳城西一家小茶楼见面。我到后就发现茶楼情况有些异样。茶客比往常增多。
“小胡，你上来时是否发现后面有尾巴？”我问道。
胡看了看楼下，环顾了四周。 “没有，我来时已经在外面绕了一大圈，确认没有尾巴后才进来的。”胡回答。
我一面听胡的回答，一面注视着窗外。大约有一两分钟没有声响。
这时我向窗外望去，只见茶楼外面有人在来回走动，其中一个年纪约四十岁左右的人一面眼睛老是盯着茶楼，一面对另一个人在轻轻的说话，远处的一辆人力车上坐着一个戴墨睛的人，也将目光注视着茶楼。“情况发生了异常”，我的直觉告诉了我。
“小胡，外面情况有异常。原定的李新民到现在还没有来，估计有可能出事了，因为我和李新民在豫北一起工作过，我了解这个人，现在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你先走，我过一会儿走。”我果断的做出了决定。
“不行，如果真的发生意外，那我们的接头地点肯定已暴露，你先走。”胡回答。
“不，你先走。”我用手推着胡。
胡马上对我说：“看来情况有变化，这里不能久呆，你先走吧。胡看到我没有走得意思，又接着对我说：“我们之间不要再争论，时间再拖下去，你我都无法离开这里。李新民熟悉你，你先走，快换上我的军装。我在西北军干过，有合法的身份掩护，又长期不在信阳工作，认识我的人很少，他们就是抓住我，也找不到证据，你放心吧。”胡一面说，一面迅速脱下军装，催促我赶快脱下他的长衫换装。
在茅房里我们很快交换了服装，我穿着胡的军服，将下次接头的地点和暗号告诉了胡，并嘱咐他：不要再回北乡，立刻通知小元（即袁学德，团省委组织部长）撤离，暂时关闭县委的三个交通站。“说完我就离开了茶楼。
第二天，省委就得知胡清瑞同志和信阳的一百多位党团员先后被敌人逮捕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也没有力量营救胡清瑞同志，省委委派周骏鸣同志迅速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有关情况。最后才得知由于李新民的叛变，导致信阳地下党全军覆没。史称：信仰大逮捕，豫省大破坏。
原来9月中旬李新民在经五里店去罗山途中被捕。李在河南工作又七八年，曾于1932年参加省委常委会工作，兼任宣传部长，对全省的情况比较熟悉，他被押到开封后就投敌叛变，将他所知道的各地党组织情况向敌人告密，后又勾结国民党信阳民团队长傅敬民及叛徒张英，与9月19日采取行动，将信阳党组织全部破坏。当我和胡清瑞同志接头时李新民已经叛变，我的情况已经被敌人掌握，只是我换了胡清瑞同志的军装出来时，负责抓捕我的特务因搞不清情况，不敢贸然下手，才使我逃过这一劫。胡清瑞同志被捕后，他所掌握的党组织没有遭到破坏，和他发生组织关系的同志也无一人遭逮捕。
胡清瑞同志在白色恐怖的年代，用他的忠诚和智慧保护了组织和同志，而自己却经受了牢狱之痛苦。七七事变后,在全国一致抗日的浪潮中,国民党被迫释放政治犯,胡清瑞同志出狱后立即奔赴延安,在抗大学习之后转入敌后,到晋察冀,苏皖边区,苏中区投入抗日战争.而后随军北撤山东,参加了解放战争,一直到上海解放,留在上海工作.胡清瑞同志是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一生忠于党,忠诚党的事业,经历了各种艰苦环境的考验,用他的智慧为党的事业而努力奋斗.他一生简朴,不讲名利,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的优秀品质是我们应该永远铭记的。现在虽然胡清瑞同志离我们而去,但是他的高尚品德永远激励和鼓舞我们,胡清瑞同志永垂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