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正是反攻号声响彻全国的时刻，我们紧跟着刘、邓大军胜利跃进的脚步，跨过津浦路，挺进到鲁西南平原上。
鲁西南地区，一千多年以前，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军行大半个中国，就是从这里的菏泽县出发的。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起义军根据地梁山泊也在这里。更重要的是，就在几天以前，刘、邓大军在这里一举歼灭了敌军九个半旅，揭开了大反攻的序幕，创造了大量歼敌的战绩。如今，我们又来到了这里。苦战经年，虽然敌军仍是集中兵力向山东腹地进行猖狂的 “重点进攻”，华东野战军主力却从艰苦的内线打到外线，参加了大反攻的行列。
我军大反攻以后，蒋介石慌了手脚，到处调兵遣将。在鲁西南地区，为了阻止刘、邓大军渡河和救援羊山集被歼的部队，为了堵住这个反革命内战战线上的大缺口，敌军猬集了大量的兵力。仅仅菏泽、金乡、鱼台等几处据点，就挤下了罗广文兵团、刘汝明兵团，三师、五十八师、二十四师等十余个师的军队。随着我华野西兵团的出击进军，敌人又像喜鹊窝里被捣了一棍子，更加乱哄起来。又先后调来了八十五师、八十四师、五十七师和敌军“五大主力”之一的“王牌”部队第五军，进入鲁西南战场，向我们进行合击。
敌人决心把我们歼灭在这一地区，或者把我们逐出鲁西南，赶向黄河北岸，我们则决心坚持在这里与敌周旋，于是穿行于敌军重兵之间的、紧张艰苦的辗转流动开始了。部队天天行军，时时打仗。差不多每天都要走七八十里路；一到宿营地，连休息、吃饭都顾不上，就要顶风冒雨修工事。常常是工事还没有修好，就响起敌军尾追的枪炮声，接着就是一场激战；打不了，稍一接战，马上又得转移。……在这些日子里，行军，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营连干部到团部来，开始还打听：“有什么任务?”慢慢地改成了：“今天走不走?”后来干脆连这话也改了，一见面就是：“今天走多少？”行军也不能痛痛快快地走，这时正值雨季，这年雨水特别多；而我们行动的地区正处在运河西岸、蜀山湖畔的低洼地带，遍地是水，大小道路全被淹没，浅处没胫，深处齐腰。部队整天在阴雨烂泥中跋涉，下身全部泡在泥水里，上身衣服被汗水和雨水湿透，不能更换，也不能洗晒。这种连续行动，疲劳、艰苦，加上频繁的战斗，伤病员增加了。送到团部来的行军日报表上，几乎每天都有新的非战斗减员的数字。部队处于无后方状态，医疗条件困难，伤病员重的抬着走，轻些的只好随队一同前进，还要自带着四天的粮食。……一句话，沉重的困难，压在我们部队的身上。
“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和敌人纠缠?为什么不干脆南下或者打回内线去?”在辗转流动初期，甚至我们这些在团里工作的人也有些迷惑不解。但是，当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到师，或者奉命来到纵队，站到首长们面前、站到标有整个形势的地图前面时候，我们的心头开朗了。这时，刘、邓大军刚刚经过千里长途跃进，进入大别山，还没有立稳脚跟，敌人正忙着组织中原防御，企图阻止我在中原生根立足；在山东，敌军正以“东攻、西守”的部署，向胶东作战役性的进攻，企图达成它占领山东的目的。在这种情势下，我们这个兵团出现在这里，战略作用是极其明显的。它拖住了敌人在鲁西南全部驻军和八个机动旅，特别是钳住五军和整五十七师，有力地掩护了刘、邓大军的挺进和展开。而且还调动了敌人，迫使敌军移兵西向，放弃对山东的重点进攻。
“拖!拿出吃奶的劲来拖!”当我们几个人谈论起这种形势和部队处境的时候，副团长夏天泰同志满含感情地说，“能从山东拖出敌人一个兵，能拖住一个敌兵不让他去大别山，就是累死也甘心啊!”
“对，”政委陈德先同志更进一步说，“我军执行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当然要遇到很多困难。创立新根据地需要时间，需要在多次机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需要发动群众，那时，我们就能更加强有力地打击敌人了。我们要在转圈子、拖敌人中创造战机，干净彻底地消灭它一两股，日子就好过了。”
自然，在指战员当中，对于形势和任务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清楚认识的。在这长期艰苦的行军流动中，一部分干部的急躁情绪滋长了，个别落后战士讲起了怪话。这种思想倾向必须遏止和扭转。适应这一新的情势,保证行军作战和部队巩固的新的政治工作方式创造出来了。坚强的政治工作，提高了指战员的认识，坚定了战胜困难、坚持与敌人周旋的勇气与信心。
复杂多变、紧张困难的三十八天，在我们两脚的艰苦跋涉下，胜利地过去了。
九月初的一天，部队转移到巨野西北。经过一夜休息,我们正忙着布置当晚的行军工作，师部突然来了电话，通知：今天不行动了。营以上干部到师部开会。
一个在平时看来极其平常的通知，此刻却像一块石头扔到湖面上，引起了颇为强烈的反应。还在去师部的路上，三营副营长郝荣贵就憋不住凑到我身边神秘地说：“团长，不走了，又开会，我看有门啊!”
果然，被这个小伙子猜中了。这是个研究作战的会。会议由王六生政委传达军委新的作战指示，军委指示西兵团，要我们积极作战，继续策应刘、邓部队，并以西北战场的经验教育我们：不要希望补充，不要嫌人少；发扬连续作战、狠拼猛打的作风，不怕牺牲，不怕困难，在九十月份歼敌几个旅。王政委在阐明这个指示之后，还告诉我们另一个好消息：陈、粟首长已经率领兄弟部队六纵、十纵渡河南下，来指挥我们西兵团作战了。
“同志们，这一阵子你们都觉得拖得很苦是不是？”政委的话刚落音，王吉文师长便把话接过来，“这就是我们的战法。这叫做‘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１他笑着站起身，抄起根小棍比划起来了,“既然是战术嘛，当然不是消极地走。你们见过叫化子怎么打狗吗? 他拿根棍子这么朝后拨弄着，一群狗围着咬呀，扑呀，他也不管。走着走着，瞅准了，回身就是一棍子，哎——!一下子能把狗打个半死!……”
师长的话引起全场哄笑。我们好久没有这么开心地笑过了，有的人笑得前仰后合，有人眼泪都笑出来了。我们笑这隽永的言语，也笑这恰当的比喻——我们这一个多月，多么像行走在一群恶狗围咬之中啊!
“这一棍子打哪条狗呢？”等大家笑完了，笑够了，王师长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了地图上，说，“我们不打顶硬的，也不打软的。就打段霖茂，打五十七师。”
“五十七师?”会场里更加活跃起来了。这个五十七师对我们并不陌生。在去年年底的宿北战役中，我们就曾和这个师交手过，晓店子一战，就是我们这个团，配合师的特务营，把该师的预三旅歼灭得干干净净。现在这个师又成了鲁西南敌军的主力之一，八月初从东面调来之后，就一直盯住了我们纵队。我们背着它走了一个月，疲」了它，也骄纵了它，终于使它与其他敌军分兵轻进，使我军获得了歼灭它的战机。于是，兵团决心把它歼灭在巨野、菏泽之间的沙土集地区。
在分析了敌人的具体情况以后，区分了任务，我纵负责东北面，由我团担任主攻，从北门突破；二十四团突击东北角，兄弟部队六纵、八纵从西北和南面攻击。
接受了任务，全团的干部都高兴得跳起来。郝荣贵的“小参谋”得到了证实，更是高兴，一路上都吵着闹着向我要任务。我们有说有笑地往回走，似乎连回去的路也近多了。
当我们作好了攻击准备，开近沙土集的时候，兄弟部队经两昼夜战斗已扫清了外围据点，把五十七师团团围在沙土集村子里了。
九月七日黄昏，敌军最后一批飞机飞走了，沙土集上空刚刚罩上一抹暮色，村北的我军阵地上活跃起来，部队开始进入攻击位置。
我站在团指挥所地堡门口，定睛注视着那高耸的围墙、密密的地堡和连续不断的曳光弹，心情有些沉重——整个沙土集北面是一马平川，平平的沙碱地上除了几丛扫帚似的沙柳以外，毫无遮挡，部队在这样的地势上运动会不会受到伤亡?
好像故意回答我的疑虑似的，一个参谋从地堡里钻出来了，他以掩饰不住的喜悦报告道： “一、三营全部进入攻击位置!”
“伤亡呢?”我问。
“一个也没有。”参谋回答，并且提醒似的加了句，“靠前面是在交通沟里运动的”。
我悬着的心放下来了，同时涌起了一阵深深的感激之情。就在战前那段艰苦流动的日子里，纵队还抓紧了部队的战术技术学习，号召全军“学习刘、邓常胜军的战术经验”，翻印了刘伯承司令员的《重校合同战术译文上部前言》；组织部队系统学习刘、邓部队土工作业，阵地攻坚，步、炮协同等经验。现在，学习的土工作业本领显出了威力。一个连几十把铁锹就把自己安全地送到敌军鼻子底下了。
钻进指挥所，刚想打个电话鼓励他们几句，三营打来了电话。抓起听筒就听出是郝荣贵。他那尖利的嗓声甚至打电话时也流露出股愉快、调皮的劲头：“ 团长， 我们向你报告战果 ……”
还没开始打，怎么就有了战果？原来，由于他们动作迅速、隐蔽，甚至守在圩外的敌人都没有发觉。九连的一个通信员摸黑闯到北门外的一个地堡跟前，见是敌人，毛手毛脚地喊了声“缴枪!”守敌一个班投降了。
我表扬了他几句，接着嘱咐他：继续隐蔽，看好地形，作好准备，保持攻击的突然性。他回答了一声：“半个钟头以后看!首长等着胜利消息吧!”就到突击连去了。
九时十分，攻击开始了。
标志着攻击开始的那发白色信号弹的亮光还没有熄灭，村北门方向就传来了一声闷雷似的响声，第一包炸药响了。接着是第二声，第三声……
指挥所里顿时热闹起来，电话铃声接连不断地响起来。
三营报告：“连续四包炸药，北门炸开了!”
一营报告：“三连突击班登上了围墙。”
几分钟后，在三营指挥的夏副团长打来电话说：“九连已经突进北门，七、八连都跟进去了。”他显然对这次突击挺满意，特别是爆破。他说：“是爆破员李士贵把队伍带进去的，简直了不起，爆破员又是指挥员，又是侦察员!”
在激烈的战斗里，一个优秀战士的作用常常是不可估量的。像一长串鞭炮中最前面那个炮仗一样，他的勇敢、智慧和由此而产生的英雄行为，会引导着整串鞭炮爆响起来。‖破员李士贵正是这样。关于他的具体情况，我是在战后总结经验的座谈会上才弄清楚的。原来部队一到突破点，李士贵就跑到指导员那里要求先去看地形。他悄悄扒开鹿砦往围墙跟前爬，一直爬到原定的爆破目标——一个独立地堡跟前，仔细一看，里面的敌人撤走了，他连忙跑回把一班带进去，这一下子便把冲锋距离缩短了许多。‖破开始，他送上了第一包以后，却又机敏地看好了第二包的位置，随即向下一个爆破员高生福作了交代，如此一个传一个，一个准确的连环爆破组组织起来了。最出色的是炸开圩门。九连原定突破道路是在北门，李士贵抱着第四包炸药跑上去，却发现突破口前的外壕很深，部队突击不便，于是便机动地转向右侧，终于在离北门百多米处发现了通向村里的大路。他当即炸掉路口的地堡，然后一把拖住突击排长陈全助，喊了声：“跟我来，赶快突!”突击排顺利地突进去了。
李士贵对战争的高度责任感和他那爆破与侦察、指挥相结合的方法，为胜利打开了通路。突击排仅仅用了三分钟，两名轻伤的代价，就撕开了突破口。他们一冲进围墙，就抓了一批俘虏。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俘虏告诉突击排长：“围墙里面的地堡里有一个甲种连，子弹快打完了。”排长还没有答话，三个战士便敏捷地跳下围墙向那几个地堡扑过去。几个手榴弹扔在地堡门口，一阵惨叫之后，这个连顺顺当当地缴了枪。
进路打开了，三营全营突进村里。三连也已突破了另一个缺口，一营拥进去了。这时，我看看表，还差五分不到一个钟头。我命令参谋：“赶快叫二营火速进去，向纵深发展。指挥所往村里挪!”然后便抓起电话筒向师里报告。
接电话的是王吉文师长，他没等我说话，就纵声笑起来：“知道了！干得漂亮。”他笑了一阵，又告诉我：“二十四团也从东北角突进去了。六纵、八纵也都打得很顺利，你快听听吧，沙土集像个狗肉锅哩!”
我和陈政委一道大步向突破口走去。沙土集村子真像一口开了的锅一样，枪声、喊声从四面八方紧紧裹住了这个小小的村庄，战斗正在村中激烈进行。虽然几个钟头以前，师里还通报敌人的援军已经靠近，但从现在的战况可以看出，把这个整编师从敌军序列表上一笔勾掉，已是肯定无疑的了。
突破口上拥挤不堪。我们的战士正押着成队的俘虏拥向村外。俘虏们全被“武装”起来了：他们抬着重机枪、迫击炮，背着卸掉枪栓的步枪，连续不断地走下战常行列里，还夹着十几匹高大的洋马，“咴咴”地叫着、跳着，使队列更加热闹非常。押送队里一个干部认出了我们，走过来高声说道：“首长，请您检阅检阅吧!这是我们一个连搞到的!”
认得出这是七连的一个排长，一个能说会道的年轻人。战前，那些艰苦的日子里，埋怨打不上仗、闹着要任务的干部里，他就是吵得最凶的一个。我问“怎么样？这会不嘟囔‘光跑腿不打仗’了吧?”
“嘿嘿。”他不好意思地干笑了两声，默默地从俘虏群里把个军官模样的俘虏推到我们的面前。
陈政委走近俘虏，微笑着说：“整天跟着我们咋呼，真打起来稀松嘛!”
“别提啦，打这仗简直比受刑还不如。”俘虏把帽檐往低里拉拉，嗫嚅地说，“天天跟着你们拖，走又走不了，打又打你们不着，兵拖跑了，子弹拖光了，能碰上你们缴了枪倒利索。”
“你听听，”政委转身对我们的排长说，“他在给你上课哩：敌人怕我们拖，可你自己倒怕拖?!”
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
进到村里，来到了三营。夏副团长介绍了情况。战斗进行得很顺利，全团已经全拢在一起，正向村子中心发展。缴获也很可观，据报告已经缴到了美造榴弹炮四门，步兵炮两门。但是，巨大的胜利也正是优秀的指战员英勇牺牲换来的。
副团长告诉我们，就在激烈的苦战中，三营副营长郝荣贵同志光荣牺牲了。
郝荣贵才二十二岁，是全军出色的战斗英雄，五年前在鲁南的砫子战斗中，他亲手打死了窜遍华北的著名惯匪头子刘黑七，荣膺山东军区甲等战斗英雄的称号。几年来，他从一个十六七岁的小鬼锻炼成长为优秀的指挥员与政治工作者，立过不少功绩。就在这次战斗中，他亲带突击连，勇敢地突破了北门，为战役胜利打开了大门。
同志们痛心地沉默着。政治处的一个同志低声地问政委：“这个消息现在要不要向部队传?”
“要!马上传开去，号召为英雄复仇!”政委严峻地回答，“一个英雄倒下去，会有无数个英雄站出来的!”
“为战斗英雄郝荣贵同志报仇!”的口号迅速传遍战地。英勇的战士们，怀着复仇的怒火，更勇猛地向敌军纵深攻击。枪声响得更紧了。
沙土集战斗，仅仅经过四个半小时，就胜利结束，敌军五十七师，从师长段霖茂、旅长罗觉元到伙夫马夫无一漏网，干干净净地消灭了。
当我们团押着一千六百多名俘虏和大量胜利品离开战地，踏上新的征途的时候，各地区的胜利消息也连续传来：西北我军沙家店大捷之后，已胜利转入反攻；以破竹之势进入大别山区的刘、邓大军，先后收复和解放了十座县城，并在广大地区开始了战略展开。……
对于沙土集战役的胜利，野战军给了极高的评价。粟副司令员在谈到沙土集大捷后的山东战场形势时说：“这一胜利说明国民党军在山东一再挣扎的重点攻势已宣告破产，国民党军从此转为被动，我军从此转为主动。”
几乎是紧接着，就在我们新的进军途中，读到了新华社九月七日发出的《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的社论。社论指明了全国大反攻的形势，号召我们“不怕牺牲，不怕劳苦，大量歼灭敌人”!
响应着党的号召，怀着大胜的喜悦和继续歼敌的渴望，我们又投入了痛击国民党军“王牌”部队的整五军的战斗。
